“1949年冬天，’老劉，你真不要進北京？’林維先壓低嗓子問。”——這句簡短的對話，就埋下了劉金山此后半生的去向。對于許多在炮火中一路打上來的指揮員，進入中央機關意味著奔頭和榮耀，可他偏偏搖了搖頭：“我識字不多，留給懂業務的人吧，我回車間，也行。”一句話，說得輕描淡寫，卻讓在場的人記了一輩子。

劉金山的來路并不復雜。1910年生在棗莊工人家庭，十幾歲就給機車加煤，黑煤灰天天糊滿臉。1938年，受地下黨影響，他拎起扳手改扛步槍，在嶧縣支隊當兵。兩年后，魯南鐵道游擊隊缺骨干，他被抽調過去，最先帶一個二十來人的小班。“兄弟們跟我混，火車是咱的馬，道軌是咱的刀。”這句略帶江湖味的話，很快在棗莊車站傳開。

1942年前后，隊伍換帥。洪振海犧牲，年僅二十多歲的劉金山臨危受命。高岡大佐進駐臨城，日軍火氣正盛。劉金山盯了他半個月，裝成修鍋爐的進城踩點。第三次被特務認出時，他硬是靠夜色鉆窗脫身。那夜十一點，鐵道游擊隊偽裝成司爐，摸進站臺。門一推開，“叭”的一聲，高岡眉心開花，警報頓時響成一片。他抱走機槍后順溝道撤離，還故意丟下一頂偽軍帽，搞得“小嚴團”第二天被日軍一鍋端——這手“借刀”很有戲劇味。

同年深秋，為給一一五師籌棉衣，他聽說濰坊到蚌埠有四節車皮全是被服，決定摘鉤。4000名群眾、30條漁船，兩小時集結。列車過沙溝，尾巴被悄悄甩下。喜的是棉衣到手，愁的是鐵甲車來得太快。霧起得及時，鬼子開炮瞎打一陣，群眾全退進蘆葦蕩。有人后來打趣：“老天也加入游擊隊了。”

抗戰末期，日本投降，但沙溝一千多日軍和同數偽軍合流企圖頑抗。劉金山單槍匹馬進司令部，憑著半生不熟的日語把黑木少佐穩住：“我們只打偽軍，你們不動就是朋友。”對話敲定，日軍果真按兵不動。可偏偏三十多偽軍夜里鉆進日軍陣地，引得雙方誤開一陣槍。劉金山被扣一天，靠兩包煙和一張嘴澄清誤會，最終才走出來，還順手要了個面包——這細節透出他的機靈。

1945年改編成魯南軍區特務團二營，他任副團長。內戰時期打了幾場硬仗，但很少再見報端。1949年新政權籌建，軍委人事司點名要他。“去北京吧，條件好。”身邊人勸。他卻說自己不識經濟、不懂英文，“進機關是添亂”。此后檔案上寫的是“自愿轉地方”，組織尊重了他的選擇。

1950年春，他被安排到蘇州一家軍工企業，級為副廠長。蘇州山水柔情與早年硝煙形成強烈反差。有人不解：“堂堂副軍職，為啥躲在江南小廠？”他笑道：“打半輩子仗，也得學學造機器。”實際上，這家廠正承擔華東鐵路修復配件生產，缺得是懂鐵路、懂戰術的復轉軍人，他正合適。

1955年授銜，他按原定可評少將，卻主動讓級，理由依舊：文化有限，職務也不再是部隊一線。軍銜定為大校。他回家敲了敲墻皮，對兒子說：“看看，墻都掉渣了，但跟舊社會比，咱住的是天堂，不許伸手向國家多要一塊磚。”這話直到孩子成家那天仍被念叨。

蘇州同事回憶，劉金山處理報廢鋼軌時，堅持“能焊修就焊修”，不浪費一寸好鋼。有時夜里工人加班，他端著搪瓷缸來回跑，挨個看。有人想幫他領福利房，他擺手：“憑工齡排隊，按規矩來。”用現在的話說，原則感拉滿。

改革開放初期，廠里改制，老職工擔心裁減，他站出來拍板：凡是參加過魯南抗日的老鐵路工，一律優先安置，“他們當年救過我的命，今天輪到我保他們的飯碗。”這一席話讓不少白發人紅了眼眶。

晚年生活極簡。1990年代，他住在桃花塢老屋，院里一棵臘梅年年開。鄰居小孩放學愛來聽“扒火車”的故事，他不厭其煩，用手比劃火車掛鉤位置，講到緊張處還會拍拍桌子：“咣當——鉤脫了！”孩子們嚇一跳又笑成一團。1999年11月，他在睡夢中黯然離世，遺囑只有一句：“別給組織添麻煩。”

有人說，劉金山這一生，前半程寫滿傳奇，后半程卻選了“低配”人生。可細想，他的選擇并非退讓，而是一種判斷：時代需要他沖鋒時，他沖鋒；需要他把戰功變成螺絲刀時，他就換上工裝。這樣的轉身，比神槍更顯難能可貴。不少老鐵路人提起他，習慣用一句俚語：“老劉呀，火車頭脫軌他敢拽回來，集體利益往外跑他也敢拽回來。”這或許就是“鐵道游擊隊大隊長”在和平年代的另一種豪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