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富國基金6月28日的兩則卸任公告塵埃落定，于洋的名字再次與“爭議”二字深度綁定。這位曾被視為公募界“醫藥投資明星”的基金經理，在三年半的“回巢”之旅中，不僅未能復刻昔日輝煌，反而以連續三年負收益的成績單，將自己和東家拖入信任危機的漩渦。這場由個人職業軌跡與公司用人策略交織引發的風波，撕開了公募基金行業過度依賴明星效應的遮羞布。

從“棄公奔私”到“棄私返公”

2015年加盟富國基金的于洋，曾是資本市場的“幸運兒”。2017年接管富國新動力后，憑借對醫藥板塊的精準布局，他在成長股牛市中迅速崛起，基金凈值曲線的陡峭上揚讓其成為基民眼中的“造富能手”。彼時，市場對他的追捧達到頂峰——社交媒體上充斥著“跟著于洋買基金”的討論，機構研報將其譽為“醫藥投資領域的稀缺人才”。

2020年6月的“奔私”決策，最初被解讀為“追求更高自由度”的職業升級。當他以私募投資總監的身份亮相時，資本市場普遍認為這是“明星基金經理價值的再釋放”。然而短短一年半后，“棄私返公”的反轉劇情猝不及防，富國基金高調宣布其回歸的消息，甚至為此調整投研團隊架構，營造出“王者歸來”的輿論氛圍。

這種戲劇性的職業跳躍，在當時就埋下隱患。有資深基民在論壇留言：“一年多時間兩次跨界，到底是對私募水土不服，還是公募的橄欖枝太誘人？”更值得玩味的是，回歸后的富國新動力迅速啟動限購，單日申購上限一度低至1000元，這種饑餓營銷式的操作，進一步放大了市場對“明星效應”的非理性追捧，卻忽視了投資市場最基本的邏輯——過往業績不代表未來表現。

風格錯位與環境劇變的雙重絞殺

回歸后的于洋，很快遭遇職業生涯的“滑鐵盧”。數據顯示，2022至2024年間，富國新動力年度收益率分別為-12.3%、-8.7%、-5.2%，三年累計虧損超25%，與他首次管理期間年化15%+的收益形成刺眼反差。基金規模也從高峰期的120億元縮水至不足40億元，持有人數量減少近60萬。

市場環境的劇變是無法回避的因素。2022年起，A股市場從普漲行情轉向“結構化廝殺”，醫藥板塊更是成為政策調控的重點領域。集采政策的常態化實施，讓曾經支撐于洋業績的創新藥企業集體“失速”——某重倉的抗腫瘤藥龍頭股價從180元跌至65元，某生物疫苗企業市值蒸發超700億元。這些曾經的“心頭好”，如今成了拖累凈值的“包袱”。

更深層的矛盾在于投資風格的強行扭轉。熟悉于洋的業內人士透露，其早期成功源于“集中持倉+長期持有”的成長股策略，對醫藥細分領域的研究深度可達“跟蹤到臨床試驗數據細節”。但回歸后的富國基金，正推行“均衡配置”的考核導向，要求基金經理在消費、科技、周期等板塊均有布局。這種轉變讓于洋陷入兩難：繼續堅守醫藥則可能因行業下行被問責，轉向其他領域又缺乏足夠的研究積淀。

風格切換的陣痛在持倉變動中暴露無遺。2023年一季報顯示，富國新動力前十大重倉股中首次出現地產、銀行等傳統藍籌，但其建倉時點卻精準踩在行業周期頂部。某國有大行股票在持倉期間跌幅超30%，某地產龍頭更是因債務危機停牌，這些“跨界”投資不僅未能對沖風險，反而成為新的虧損源。有基金評價機構直言：“這像是讓外科醫生突然轉行做內科手術，專業性的斷層必然導致治療效果打折。”

公司治理失焦

于洋的業績崩塌，更折射出富國基金在公司治理層面的深層缺陷。作為成立超20年的老牌公募，其本應建立起成熟的投研風控體系，但在這場持續三年的業績下滑中，卻暴露了反應遲緩、問責缺失的管理漏洞。

從時間線看，富國基金的補救措施明顯滯后。2022年中報已顯示基金業績大幅落后同類產品，但公司直到2024年3月才首次增聘基金經理共同管理，此時凈值已較回歸時下跌近30%。這種“拖延癥”式的應對，讓基民錯失最佳止損時機。在天天基金網的評論區，憤怒的投資者留下這樣的質問：“基金公司到底有沒有實時監控業績？還是等我們的錢虧光了才想起補救？”

更值得商榷的是其用人策略的短視性。在于洋“棄公奔私”僅一年多便將其召回，這種“來者不拒”的態度背后，是對明星效應的過度迷信。業內普遍認為，基金經理的職業穩定性是業績持續性的重要保障，頻繁跨界的管理者往往面臨投資邏輯斷裂的風險。富國基金在未充分評估市場環境變化、投資風格適配性的情況下，貿然將核心產品交還給“回歸者”，本質上是將投資者利益置于公司短期規模訴求之后。

信任危機的傳導效應已開始顯現。Wind數據顯示，2024年二季度富國基金整體凈贖回率達8.7%，遠超行業平均水平。部分渠道銷售人員透露，已有銀行網點將富國基金產品從推薦列表移除，“客戶一看到富國就聯想到于洋，解釋成本太高”。這種品牌損傷的修復，恐怕需要比三年更長的時間。

破除明星依賴癥的必答題

于洋離職事件，為整個公募基金行業敲響了警鐘。當“明星基金經理”成為基金公司的核心賣點，當基民的投資決策建立在“個人崇拜”而非理性分析之上，整個行業就埋下了風險的種子。

對基金公司而言，需要重構人才評價體系。真正健康的投研生態，應當是“平臺賦能個人”而非“個人綁架平臺”。頭部基金公司的實踐已證明，通過行業分工、團隊協作、風險共擔的機制，即使核心基金經理變動，也能保持產品業績的穩定性。富國基金的教訓在于，過度依賴于洋的個人能力，卻忽視了投研團隊的梯隊建設，最終在明星光環褪色后陷入被動。

對投資者而言，這場風波也是一次理性教育。基金投資的本質是對組合管理能力的信任，而非對某個人的押注。回看于洋的投資歷程，無論是早期的成功還是后期的失利，都與市場環境、行業周期深度綁定。成熟的投資者應當學會穿透“明星光環”，關注基金的底層持倉、風格穩定性和公司治理水平，這些才是決定長期收益的關鍵因素。

隨著于洋的黯然離場，富國基金正站在重建信任的十字路口。是繼續沉迷于“造星運動”，還是深耕投研體系建設？這個選擇不僅關乎一家公司的未來，更可能成為公募基金行業轉型的風向標。畢竟，資本市場最終銘記的，永遠是那些能穿越周期、守護投資者利益的長期主義者，而非轉瞬即逝的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