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江蘇連云港東海縣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2022年2月4日凌晨3時許，張某冰駕車與吳某杰騎行的自行車發生碰撞致吳某杰受傷。事故發生后，雙方均未立即報警并撤離現場。直至當日上午9時，吳某杰委托他人報警。交警于11時對張某冰進行呼氣酒精檢測，結果為20mg/100ml；11時30分血檢結果為16.8mg/100ml。交警認定張某冰負全責。張某冰車輛在某保險公司廈門分公司投保交強險，在某保險公司漳州支公司投保200萬元商業三者險。商業險免責條款明確約定：駕駛人血液酒精含量≥20mg/100ml的，保險人不負責賠償。

吳某杰起訴索賠47萬余元。本案核心爭議在于：張某冰延遲報案是否導致商業險免責？一、二審法院認為無證據證明事故時張某冰酒精含量≥20mg/100ml，判決漳州支公司在商業險范圍內賠償11.9萬余元。但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改判：因張某冰重大過失未履行及時報警及通知保險公司的法定義務，導致事故發生時其真實酒精含量無法查明，無法排除酒駕免責情形，故漳州支公司商業險免責，11.9萬余元賠償改由張某冰個人承擔。

（案例來源：人民法院案例庫·吳某杰訴張某冰等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入庫編號2025-07-2-374-002）

二、法理分析：未履行出險通知義務的法律后果解析

（一）通知義務的法定性與免責邊界

《保險法》第21條明確規定，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知悉保險事故后負有“及時通知”保險人的法定義務。該義務的核心價值在于保障保險人及時查勘定損，固定關鍵證據。本案中，張某冰作為被保險車輛駕駛人及投保權益關聯人，在事故致人受傷后未報警、未通知保險公司，直至6小時后由傷方報警，其行為已構成“重大過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及時”的標準需結合事故性質綜合判斷：對于涉及人身傷亡、可能存在酒駕等免責情形的交通事故，立即報案是常識性要求。張某冰的遲延，直接導致無法獲取事故發生時其血液酒精含量的關鍵證據，致使保險事故原因及性質處于真偽不明狀態。

（二）“無法確定的部分”與免責范圍認定

再審判決精準把握了《保險法》第21條“對無法確定的部分不承擔賠償責任”的內涵。本案的“無法確定”特指：因遲延通知導致事故發生時張某冰是否構成商業險免責條款約定的“酒駕”（≥20mg/100ml）這一事實無法查清。呼氣與血檢結果存在差異（20mg與16.8mg），且距事發已逾8小時，根據酒精代謝規律，事故發生時酒精含量是否達到免責閾值已成懸案。法院指出，一、二審將“肇事時酒精含量≥20mg/100ml”的舉證責任分配給保險公司不當——正是張某冰的過錯導致證據滅失，其應承擔由此產生的不利后果。因此，對于與該無法確定之免責情形相關聯的賠償責任（即商業險本應覆蓋的11.9萬余元損失），保險人有權免除。

（三）免責條款效力的前置條件

保險公司主張酒駕免責的前提是其已盡到明確說明義務。本案中，法院查明張某冰簽署了《免責事項說明書》，其中對“飲酒駕駛”作出了量化定義（≥20mg/100ml），且保險公司已履行提示說明義務。這確保了免責條款的有效性。需強調的是，即使免責條款有效，若未發生約定事由（如能確定事發時未達20mg/100ml），保險人仍需賠付。但本案的特殊性在于，遲延通知直接導致了“約定免責事由是否發生”無法判定，此時《保險法》第21條賦予保險人的是“對無法確定部分”的法定免責權，其效力獨立于具體免責條款的觸發，實質是保險人風險控制權的延伸。

（四）對公眾行為的警示意義

本案再審改判具有強烈的行為指引價值。它警示所有機動車駕駛人：交通事故發生后，立即報警并通知保險公司不僅是行政法要求，更是保障保險理賠權的核心程序。任何心存僥幸的延遲（尤其在涉酒等敏感情形下），都可能使本可由保險覆蓋的風險轉化為個人巨額賠償責任。法律不會因事后檢測未達標而當然推定事發時合規，證據的滅失風險將由過錯方自擔。這體現了法律對誠信履行通知義務的剛性要求，也是對保險制度正常運行的必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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