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殖民統治的 “特殊模式”：制度遺留與共生關系的形成

（一）非掠奪性治理：從 “貿易中轉站” 到 “法治示范區”

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以商業利益為核心，區別于資源掠奪型殖民模式。1841 年開埠后，英國將香港定位為遠東自由貿易港，建立了以普通法為基礎的司法體系、廉潔的公務員制度及開放的市場經濟框架。

這些制度設計雖服務于殖民統治，卻客觀上為香港創造了穩定的發展環境。例如，港英政府早期推行的土地批租制度、契約精神及產權保護，成為香港經濟騰飛的制度基石，使部分港人對殖民時期的 “法治傳統” 產生路徑依賴。

（二）社會分層下的 “有限包容”：華人精英的合作與認同

英國殖民當局通過吸納華人買辦、富商進入立法局（如 1880 年伍廷芳成為首位華人議員），構建了 “分而治之” 的治理體系。

這種策略促成了一個親英華人精英階層的崛起，他們通過與殖民政府合作積累財富與地位，進而影響社會輿論。

同時，港英政府在教育、醫療等領域推行的本地化政策（如 1911 年成立香港大學），為普通華人提供了向上流動通道，削弱了底層民眾的反抗意識，形成 “殖民秩序下的共生關系”。

二、歷史記憶的 “雙面鏡像”：創傷與懷舊的情感博弈

（一）去政治化的 “殖民符號”：英女王與 BNO 護照的情感聯結

英國王室在香港長期扮演 “象征性元首” 角色，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形象通過郵票、硬幣、公共建筑等載體滲透社會。

2016 年女王 90 大壽時，香港多家媒體以 “事頭婆”（Boss Woman）親切稱呼并大篇幅報道，顯示部分港人對英王室的情感認同。

此外，1981 年推出的 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成為 1997 年前港人 “雙重身份” 的象征，截至 2023 年仍有 340 萬港人持有該護照，其背后隱含的 “英國歸屬感” 延續了殖民歷史的情感紐帶。

（二）文化滲透的 “隱性遺產”：語言、教育與生活方式的長期影響

殖民時期，英語成為香港官方語言，西式教育體系（如英制中學、國際學校）培養了幾代港人的跨文化認同。

時至今日，香港街頭的英式地名（如銅鑼灣 Causeway Bay）、下午茶文化、賽馬傳統等，已內化為本地文化的一部分。

這種 “去政治化” 的文化符號，使港人對殖民歷史的記憶更多停留在生活方式層面，而非政治壓迫層面，形成 “懷舊大于仇恨” 的集體心理。

三、現實利益的 “理性選擇”：移民潮與中英關系的動態平衡

（一）移民政策的 “雙向吸引”：從 BNO 簽證到 “脫歐” 后的身份困境

2021 年英國推出的 BNO 簽證政策（允許港人以 “5+1” 模式移民英國），引發約 15 萬港人申請。

盡管部分移英港人因英國移民政策收緊（如擔心 “10+1” 簽證門檻）而抱怨，但數據顯示，2023 年仍有超 3 萬港人抵達英國。

這種 “用腳投票” 的選擇，反映了部分港人對英國社會福利、教育資源的向往，以及對香港現狀的復雜心態，使 “怨恨” 被現實利益考量所稀釋。

（二）經濟依存與國際定位：香港的 “超國家” 角色延續

回歸后，香港依托 “一國兩制” 成為中英經貿橋梁，2024 年中英貿易額達 900 億英鎊，英國在港投資存量超 3000 億港元。

這種經濟依存關系使香港社會對英國的態度更趨務實：既警惕英國對香港事務的政治干預（如 2019 年修例風波中的表態），又重視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外部合作價值。

部分商界、專業界人士傾向于維持與英國的制度對接（如法律、會計體系），進一步淡化了歷史層面的怨恨。

四、爭議與反思：情感認同背后的深層矛盾

（一）代際差異與身份重構：年輕一代的認知分化

調查顯示，1997 年后出生的香港青年對英國的情感認同顯著下降，他們更關注本土文化（如粵語流行文化、港式飲食）與國家認同的融合。

然而，2019 年 “反修例” 運動中，部分激進青年揮舞英國國旗的行為，暴露出殖民歷史遺留的 “身份焦慮”—— 既拒絕完全融入內地，又無法真正被英國接納，形成 “雙向邊緣” 的矛盾心理。這種復雜心態并非 “怨恨”，而是身份認同危機的表現。

（二）歷史敘事的 “去殖民化” 挑戰

回歸 28 年來，香港社會在 “去殖民化” 進程中面臨多重阻力：從保留法官假發等英式司法傳統，到部分媒體對英國王室的過度關注，反映出殖民文化慣性的持久影響。

2024 年香港修訂教材，增加 “國家憲法”“香港國安法” 內容，正是試圖重構歷史敘事，引導公眾客觀看待殖民歷史。但如何平衡歷史記憶與現實認同，仍是需要長期面對的課題。

結語：超越 “怨恨” 的歷史辯證法

香港人對英國的情感，本質上是殖民歷史與現實利益交織的產物：既有對制度優勢的路徑依賴，也有對文化符號的情感慣性；

既有移英群體的現實考量，也有年輕一代的身份重構。這種 “沒有怨恨” 的表象下，暗藏著復雜的歷史辯證法 —— 殖民統治的客觀進步性與主權剝奪的本質性矛盾，始終并存于香港的集體記憶中。

唯有正視這段歷史，在 “一國兩制” 框架下完成身份認同的深度整合，才能讓香港真正超越殖民遺產，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書寫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