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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燕海鳴

本期編輯|朱依林

本期審核 |單敏敏

圖源：網絡

1859年的一天，英國駐印度馬德拉斯總督收到了一份請愿書。寫信者是一群法國耶穌會士，他們請求拆除當地一座已經殘破不堪的磚塔。耶穌會士稱，磚塔位于納加帕蒂南市的近郊，已經處于危險狀態，因此應該拆掉。同時，他們正在這塊地皮上建設一座新式的天主教學校——圣約瑟學院，拆下來的建筑材料正好還可以用作修建學校房舍。

總督把這件事交辦給負責當地建設的工程師。對古塔進行了一番調查后，工程師寫了一份報告，同意拆塔。報告里說，這座建筑是一座古老的廢墟，雖然部分木材仍存留，但是正在逐漸坍塌，且既無雕刻也無銘文，沒什么價值，也沒有必要做修繕。

但有一名當地議員站了出來，強烈反對拆除這座古塔，他叫沃爾特·埃利奧特爵士（Walter Elliot）。埃利奧特不僅是一名殖民官員，還對印度當地的風土人情頗感興趣，業余時間自學了當地語言，做了許多博物考察。早在1846年，埃利奧特就曾造訪過這座古塔，還委托一位擅長繪圖的工務局中士，繪制了塔的草圖。

1846年埃利奧爵士雇人所繪“中國塔”。圖源：“世界遺產之聲”微信公眾號

根據埃利奧特的描述，這座塔是一座三層四邊塔樓，由緊密咬合的無灰漿磚塊砌成，第一層與第二層以檐口線腳分隔，每面墻中央設有門或窗的開口。底層頂部可見第二層地板的固定痕跡，塔頂則完全敞開。底層的墻角因行人與牲畜碰撞而磨損，但整體結構仍堅固穩定。塔身未見任何雕刻或銘文。

根據當地人的習慣稱呼，這個塔擁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如古塔、黑塔、耆那教塔等等，但其傳播最廣的一個名字是“中國塔”。埃利奧特也認為，無論從形式還是裝飾來看，它都和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實，這座塔早在600年前就已經出現在了中國的文獻之中，它就是元代旅行家汪大淵在《島夷志略》的提到的那座“土塔”。

一、中國塔

1267年，一群來自中國的客商在印度東南海岸的八丹平原之上建起一座磚塔。半個世紀之后，汪大淵旅行至此，不僅看到了這座高數丈的土磚甃塔，還留意到了塔上漢字：“咸淳三年八月，畢工”。汪大淵通過當地人了解到，當年有中國客商來到這里做生意，在塔完工之日刻下上面的文字。在《島夷志略》中，但凡汪大淵用“土”字描述的，土珠、土布、土粉等，都是指中國。因此，土塔也就是中國塔的意思。

在此后的五個多世紀中，這座磚塔被來來往往的海上旅人看到。每過一段時間，就被有心人留意，用各種語言記錄它的身姿。他們都稱其為“中國塔”。為方便行文，我們也用“中國塔”來叫它。

1614年，葡萄牙人看到了中國塔。耶穌會的馬諾埃爾·巴拉達斯神父（Manoel Barradas）坐船經過納加帕蒂南，在其撰寫的《科倫坡城記述》中，他對當地“建造工藝精湛、規模宏大”的塔印象深刻，其中頗為有名的是一座“中國的”：“在當地流傳著一個不變的說法，這座塔是中國人在掌控印度貿易時修建的。它是用磚石建造的，盡管已經有好幾百年無人居住和修繕，但它依然氣勢恢宏、完美無缺。”根據位置判斷，巴拉達斯神父所看到的就是汪大淵所說的“土塔”。

巴拉達斯《科倫坡城記述》提及中國塔的頁面。圖源：“世界遺產之聲”微信公眾號。

1669年，荷蘭人看到了中國塔。1658年，荷蘭發起將葡萄牙人趕出南印度和錫蘭北部的戰役，伴隨荷蘭人節節勝利的步伐來到納加帕蒂南的，有一位名叫菲利普斯·巴爾德斯（Philippus Baldaeus）的隨軍牧師。巴爾德斯不僅受命于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該地開展教會工作，還對這里的風土人情進行了深入調研，在后來出版的回憶錄《馬拉巴爾、科羅曼德爾、錫蘭等東印度國家的描述》中，介紹了1669年他看到的“中國塔”：“在城市北側的城門之外，矗立著一座非常高大的塔，名為“中國塔”（China Pagode），其附近有一處避暑勝地，配有十分宜人的花園和果園。”

巴爾德斯像。圖源：“世界遺產之聲”微信公眾號

《馬拉巴爾、科羅曼德爾、錫蘭等東印度國家的描述》封面。圖源：“世界遺產之聲”微信公眾號

1714年，又一名荷蘭人弗朗索瓦·瓦倫廷（Francois Valentyn）來到這里。他是受雇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一名植物學家，出版的著作《新舊東印度》詳細描述了東印度洋的自然歷史、風俗以及殖民的活動。在書中，他記錄下從東南亞返回荷蘭的旅程中，經過了納加帕蒂南時看到的“中國塔”。瓦倫廷的描述和巴爾德斯差不多，都是說這里有一座高塔名叫中國塔，并說“很可能是中國人在某次入侵期間建造的”。塔的附近還有一座美麗的花園，是供總督使用。

瓦倫廷《新舊東印度》提到Pagode China。圖源：“世界遺產之聲”微信公眾號

到了18世紀中后期，荷蘭人勢力消退，在這片海域呼風喚雨的換成了英國人。在大英圖書館的繪畫檔案中，有一份創作于1784年的畫作，畫面中是納加帕蒂南的寺廟建筑，右側是一座三層磚塔，塔頂已經塌落，建筑上還長出了一點植被，但總體上外觀比較完整。這應該就是“中國塔”最早的圖影資料。塔的左側有一系列建筑，可看到一座穹頂式的殿宇，不知道是否是曾經的總督花園。可惜畫作的創作者已無從考據。

1784年繪畫，作者佚名。圖源：“世界遺產之聲”微信公眾號

1797年，又一幅關于“中國塔”的畫像誕生，這次作者留下了名字，是一位名叫喬治·拉爾夫·佩恩·賈維斯（George Ralph Payne Jarvis）的年輕人。有關賈維斯的資料并不多，他是英國裔，1774年出生在安提瓜，父親是在安提瓜的種植園主。他于1792年開始在英國軍隊服役。這幅關于中國塔的手稿，繪制于他23歲時，可能也是在印度服役時的閑暇之作。無論如何，這幅畫作也為我們留下了又一個關于“中國塔”的珍貴檔案，相比13年前的遠景，這幅畫作中的古塔細節更為豐富，也殘破了一些，有一種飽經歲月洗禮下的滄桑感。

賈維斯1797作品。圖源：“世界遺產之聲”微信公眾號

最終拆掉“中國塔”的，不是葡萄牙人，不是荷蘭人，也不是英國人。而是一群法國人。1846年，埃利奧特爵士來考察的時候，遇到了一群法國耶穌會士。他們住在塔旁的小屋內，條件非常簡陋。一位溫文爾雅的紳士告訴埃利奧特，這里是剛剛成立的圣約瑟學院，他們希望把學院發展壯大，并謀劃了一份化陋屋為殿宇的宏偉藍圖，向埃利奧特展示了未來校園建筑的平面圖與立面圖。“中國塔”就在圣約瑟學院的建設用地范圍之中。在當時，這些法國人就有了拆塔的計劃。

二、納加帕蒂南：從南天竺國到日不落帝國

讓我們暫時先忘掉“中國塔”，來看看它的落成之地——納加帕蒂南（Nagapattinam）。納加帕蒂南位于印度的東南角，與斯里蘭卡隔海相望，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無論是從中國還是東南亞，要前往波斯、阿拉伯地區，必然經過印度南部；相反也如此。從東南亞順著季風而來的貨船，停靠印度的第一個港口往往就是這里。

因此，到唐代時，這里已經有了非常多的中國人的行跡。唐朝僧人義凈曾寫過一本《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里面就提到了一位無行禪師曾從羯荼國（今馬來西亞吉打）西行，經過三十天的海上之旅，到達“那伽缽亶那”，然后從那里僅需兩天航程就可以到師子洲（斯里蘭卡）了。那伽缽亶那，就是今天的納加帕蒂南，甚至連音節都極為相似。

當時的納加帕蒂南是印度南部帕拉瓦王朝的重要港口。帕拉瓦王朝也曾在《舊唐書》里出現，所記載的內容也和修建佛寺有關。唐開元八年（720），南天竺國使臣向皇帝進貢了一只能說話的五色鸚鵡，同時還為唐玄宗建造了一座寺廟（“南天竺王尸利那羅僧伽寶多枝摩為國造寺”），唐玄宗寺御賜寺名“歸化”。雖然不知道南天竺國是否就是帕拉瓦王朝，但至少說明，南印度統治者和唐朝皇帝已經有了非常密切的往來。

10世紀時，東印度洋進入到了注輦國（Chola dynasty）時代。這個海上帝國憑借泰米爾人商團的強勁風頭，成為西至印度南部，東到東南亞地區的強大統治者。宋代的文獻曾記錄了注輦國使臣多次覲見北宋皇帝。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九月，注輦國派使臣來中國，向宋廷進奉了珍珠、玻璃等貢品。使臣還表示，近年來有中國的商人到當地經商貿易，并轉達注輦國王話：“十年來海無風濤”，一定是因為“中國有圣人”，所以派遣使臣來入朝，表達“遠人慕化之意”。可以看出，從唐到宋，在印度東南海岸經商的中國人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群體，貿易量也達到一定規模。不然也不會引發當地統治者的關注，又是建廟，又是派使。

注輦國實力最強時勢力范圍橫跨印度洋。圖源：“世界遺產之聲”微信公眾號

從注輦國出海的泰米爾商團風頭更勁，把影響擴散到了整個東印度洋。這些商團在東南亞以及我國的廣州、泉州都形成了相當規模的社區。由于其信奉印度教，因此也把印度教信仰波及到了沿途各地。今天泉州遺留的印度教寺廟的構件，也是這些泰米爾商人留下來的遺跡。

16世紀起，歐洲人來到納加帕蒂南。1554年，葡萄牙人在這里建立貿易站，并開始傳教活動。巴拉達斯最初見到“中國塔”也是葡萄牙勢力如日中天的時期。一百年后，荷蘭東印度公司占領了納加帕蒂南，并在1663年將葡萄牙人趕走。1676年，荷蘭人與當地統治者達成協議，成了納加帕蒂南的實質主人，并將其作為荷蘭人在東南印度科羅曼德爾的首都。18世紀中葉，留下來一副描繪納加帕蒂南的繪畫作品，畫面中清晰可見荷蘭人修建的圍墻圍繞的城鎮，其中主要建筑史一座城堡，上面飄揚著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旗幟。1784年，納加帕蒂南再次轉手，經過一系列戰爭以及后續的和平談判，荷蘭人將其讓給英國。

如果我們回溯“中國塔”的歷次記錄和畫像，會發現這座古老磚塔也一直見證著這片海港的風云變幻。尤其是大英圖書館留存的第一份“中國塔”的繪畫形象，就是創作于英國統治開始的1784年，應該不只是一個巧合。

18世紀中葉描繪納加帕蒂南繪畫。圖源：“世界遺產之聲”微信公眾號

三、塔和人的結局

讓我們回到19世紀，看一看中國塔的最后命運。

1820年11月，一位名叫以利亞?胡爾（Elijah Hoole）的衛斯理循道會傳教士來到納加帕蒂南，在這里他見到了中國塔。在后來出版的《出使馬德拉斯、邁索爾及印度南部紀行》中，他是這樣寫的：“城外有一座高塔……有一種說法稱它是由中國人建造的，這似乎印證了它曾是一座佛教寺廟一部分的觀點。它由紅磚建造而成，磚塊十分光滑且尺寸較小；磚與磚之間的黏合劑少到人們甚至對是否使用過黏合劑都存在爭議。……這座塔高聳入云，在海上是最先映入眼簾的物體，荷蘭人曾把它當作旗桿。我聽聞一個消息，說有人在籌備拆除這座塔，我希望這是假消息，心里很是擔憂。”

胡爾在《出使馬德拉斯、邁索爾及印度南部紀行》一書談及中國塔的頁面。圖源：“世界遺產之聲”微信公眾號

胡爾的擔憂最終成真。回到文章的開頭，1859年，拆塔一事終于被擺上了日程。對此提出動議的就是那群執著的法國耶穌會士。他們的理由很直接——要修建圣約瑟學院的校舍。而埃利奧特爵士除了明確反對拆除古塔外，還提出讓總督親自去現場考察一番再做決定。當時英國駐馬德拉斯總督采納了埃利奧特的建議去了現場。不過，他看過后覺得該建筑沒有什么歷史價值，不應浪費公款對其進行修繕。但他也不同意拆除，而是指示將其圍欄保護，以防人為破壞，并要求拍攝其現狀的照片。

可惜的是，總督的指令根本沒有得到認真執行，因為總督很快就調走了。假設當時總督任期能長一點，或是下屬官員能認真對待一二的話，至少我們還能留下這座古塔的真實照片。而埃利奧特爵士也結束了在印度的職務，回到英國本土。

在走馬燈一樣輪換的官員之外，是那群無比執著的耶穌會士。1867年，他們再次申請拆塔，理由如下：第一，他們認為該塔目前狀態不安全；第二，它遮擋了他們建造在其后的小教堂的光線和海風；第三，他們非常希望獲得該塔所在土地；第四，該塔的磚塊對學校建造工程非常有用。

當地負責建設的工程師進行了實地調研，認為這四條理由之中只有第一條還算合理。而且他認為，古塔是船只進入納加帕蒂南的航標，具有交通的功能。因此他認為應該對塔進行保留，而不是拆除，并要列支一定的預算用于修繕。當地港口的一位船長也提到，拆塔的行為肯定會引起當地居民的反對。

1867年8月28日，決定“中國塔”最終命運的日子終于到來。可惜的是，政府沒有采納總工程師的建議，而是同意了耶穌會士的請愿：“總督委員會批準圣約瑟夫學院的官員自費拆除納加帕蒂南的古塔，并將其可用材料用于他們計劃中的校舍建設。”耶穌會士終于如愿以償，他們生怕夜長夢多，果斷開展了行動，這座古老的建筑很快被夷為平地，場地也被清理干凈。

土塔，建于南宋咸淳三年八月，換算為公歷，是1267年的8月22日—9月20日期間；而其最終被拆毀，則是1867年的8月底至9月初。這么算來，它的生命歷程定格在了整整600年。

得知塔被最終拆毀，埃利奧特爵士非常惋惜。更為令人嘆息的是，在拆除塔的過程中，發現了珍貴的佛教文物——精美的青銅佛像，還有被當做建筑垃圾隨手扔掉的中國瓷器碎片。埃利奧特爵士寫道：“如果這座塔未被干預，它本可以屹立多年。保護它所需的僅僅是用幾盧比建造一堵堅固的圍墻，防止牲畜和過往車輛破壞其底層的墻角。我在二十年前看到的塔樓狀態表明，底層僅因暴露在外而受到磨損，并未影響結構的穩定性。”

除了塔的結局，我也對數百年間為“中國塔”留下印記的那些人物后來的生命歷程頗感興趣。

巴拉達斯（1572-1646）在印度工作一段時間后，在1620年代前往埃塞俄比亞傳教，在1633年被當地統治者驅逐，在返回印度途中又被奧斯曼帝國俘虜，被關在亞丁一年多，直到1634年底才被印度商人贖回。隨后他一直沒有離開印度，直到1646年去世。

巴爾德斯（1632-1671）的生命短暫，在見到“中國塔”之后兩年，便于40歲英年早逝。但他也留下了大量的關于印度洋海域經歷的記錄，向西方介紹了印度教和泰米爾文化。

瓦倫廷（1666-1727）經歷了19年的印度生涯后，回到家鄉荷蘭，創作了代表作《新舊東印度》，該多卷本于1724-1726年間陸續出版，瓦倫廷則在1727年去世。

賈維斯（1774-1851），曾參加了1808-1809年的西班牙半島戰爭，后來回到英國本土，擔任過多佛城堡的指揮官，以及林肯郡的治安法官和副地方官，1851年在林肯郡去世。

胡爾（1798-1872），1822年開始在馬德拉斯進行泰米爾語《圣經》修訂工作，但由于健康惡化在1828年離開印度返回英國。從1836年起，他一直始終擔任衛理公會傳教會的總秘書，直到1872年去世。

最后是埃利奧特爵士（1803-1887），至1860年一直在印度擔任公職，業余時間四處游歷，進行考古、碑銘和科學研究。1860 年，埃利奧特爵士退休回到蘇格蘭，余生在沃爾夫利度過，1887年去世。

埃利奧特爵士。圖源：“世界遺產之聲”微信公眾號

四、另一些后續

至此，“中國塔”和那些與它曾有交集的人的故事講完了。但在最后，還想提一下那座圣約瑟學院后來的事。

圣約瑟學院今天依舊健在，而且已經發展為印度頗具聲望的高等學府。在學院的歷史介紹中這樣描述它初創時期：由于耶穌會傳教士的努力，這所大學于1844年在納加帕蒂南的海濱小鎮以一個簡陋的茅草屋起步，只有一名學生和五名耶穌會教師……1866年，學校開始按照大學的規章制度進行管理，學生人數增至400人。

看來，1866年是學校希望大書特書的一個節點，這是古塔被拆掉的前一年。那一年，對學校來說，一切都欣欣向榮起來。可能唯一阻礙校園變得更宏大、更美麗的，就是那座不起眼的廢舊“中國塔”了。

但當我繼續閱讀校史介紹，卻看到了一件令人扼腕的事：“由于行政原因，學校于1881年1月18日遷至位于泰米爾納德邦中心的特里奇諾波利（Trichinopoly）。”也就是說，這座不斷擴建的校園，只使用了很短一段時間就被棄用了。此時距“中國塔”被拆毀，只過了14年！如果當年稍微再拖一拖，中國塔或許就保存下來了。

我還在網上看到過一個視頻，那是2019年圣約瑟學院建校175年之際，學校高層來到納加帕蒂南，訪問舊址。視頻中能看到一個穹頂狀的建筑。當我對比1784年的那幅最早描繪“中國塔”的繪畫時發現，在當時巍峨聳立的古塔旁，也有這樣一個穹頂建筑。那可能是“中國塔”一同飽經風霜的同伴，幸運地留存了下來。

2016年，圣約瑟學院成為印度僅有的12所獲得印度政府“特別遺產身份”的大學之一。不知這座“遺產大學”是否知曉，它曾經擁有過另一份更為古老的遺產，但沒有珍惜。

圖源：“世界遺產之聲”微信公眾號

本文轉載自“世界遺產之聲”微信公眾號2025年6月17日文章，原標題為《燕海鳴 | 印度海岸的“中國塔”》。原載于《讀書》2025年第6期。

本期編輯：朱依林

本期審核：單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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