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我們習慣了用宏大敘事審視世界的傷痕,用數據丈量行為的得失——失業率、經濟增速、消費指數。但那些真正支撐人們度過寒冬的,往往是街角一碗熱氣騰騰的“愛心餐”,是陌生人一句“吃不飽可以再加”的樸素承諾。“愛心餐”并非新鮮話題——媒體或歌頌溫情,或反思亂象,卻少有人追問:那些堅持提供免費餐的個體店主,如何在經營壓力與善意之間尋找平衡?那些走進店門的食客,又經歷了怎樣的心理掙扎?
2025年2月,谷雨實驗室發布的 揭開了復雜生態的一面。我們不禁思考:個人真的能在復雜的環境下堅持公益的初心嗎?作者又是如何打開采訪對象的心扉?作者廖宇彬通過數次深度走訪,記錄下這些微小卻堅韌的互助故事。
此刻,讓我們走進那些煙霧繚繞的廚房,感受忐忑不安的食客,觸摸寫滿故事的餐桌,看看溫柔如何對抗堅硬的世界。
谷雨實驗室作者廖宇彬
代表作品
稿件梳理及對話復盤整理如下:
整篇稿件交替呈現愛心餐店家和食客視角:一、三部分從店家視角出發,講述提供愛心餐食的緣由和具體經營過程中的經歷;二、四部分聚焦食客,刻畫其心理狀態與生活情況。
一、店家視角:善心驅動、現實打量的愛心餐生意
文章第一部分“不就是一碗面嘛,多大點事?”介紹了全國各地小餐館為生活困難的人提供免費餐食的現象,這些行為通常由店主的個人經歷和善良本心驅動,如李茹的竹升面店和胖哥炸串店。
真正落地后,愛心餐生意并不好做,文章第三部分展開對這一復雜的現實情況的描述,如食客的“薅羊毛”行徑與店家的經營壓力。在復雜環境下,店家們的考量最終化成一句善意的話:“當一個人真正需要幫助,我們不想拒絕”。
二、食客視角:局促背后的百態人生
文章第二部分描述了不同背景的人因不同原因選擇吃免費餐,包括年輕人、中年人和老年人。這些顧客入店門時心理狀態復雜,就餐時留下沉默或報答的反應,離開后又再次流向各自的生活。
在第四部分中,視角從愛心餐食客延伸至背后的百態人生與對社會自主扶貧的思考,探討如何更有效地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吳進故事反映了眾多個體在嚴峻就業市場中的掙扎,不止一例。食客們或各自離去、或長久盤桓,無論如何,愛心店家們在“晚上12點去垃圾桶那里看看”,看見食客,也看見曾經的自己。
一、“不新鮮”的愛心餐選題
Q:為什么選擇操作“愛心餐”這個不算新鮮的選題?
A:選擇“愛心餐”這個選題,是因為我們注意到鳳凰網的一篇報道提到,疫情之后來吃愛心餐的人數有所增加,尤其是年輕人比例上升,這一現象引起了我們的興趣,于是決定深入探討這個主題。我們希望通過關注來吃愛心餐的人群,以及他們背后的故事,來反映疫情之后人們對當前經濟形勢的感受和判斷,這仍然具有重要的社會價值和新聞價值。
然而,在實際采訪中,我們發現廣州和深圳的一些店主提供了不同的觀點。他們表示,疫情期間來吃愛心餐的人數實際上更多,而疫情結束后人數反而減少了,這一發現與鳳凰網文章中的情況完全相反。
Q:聚焦提供愛心餐服務的個體店主是基于何種考量?
A:個體小店的老板通常親自經營,店內員工不多,一般最多也就四五個,因此他們對每天接待多少顧客和顧客的具體情況都較為清楚,尤其比較了解那些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相比之下,大型連鎖餐廳的老板由于店鋪規模大、員工眾多,往往難以清楚了解每一個顧客的具體情況,他們對媒體的回答可能也更傾向于宣傳和政府倡導,而不太可能以單純做好事的目的來推進這件事。此外,顧客在走進小店時更容易表達自己的需求,而在面對豪華的連鎖店時可能會有更多的心理障礙。所以如果想深入挖掘人和人之間的故事,個體店會是更好的著手點。
二、在忙碌中見縫插針地采訪
Q:你是如何聯系到有“免費餐”業務的店鋪?
A:通過高德地圖、小紅書、抖音等平臺,我搜索并找到了有提供愛心餐痕跡和具體地址的餐廳,最終篩選出了全國30多家店鋪。為了深入挖掘故事,我選擇了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區域,特別是四川、重慶、上海、廣州和深圳等地。在確定了區域后,我開始逐一打電話聯系這些餐廳,這是一種直接但稍顯笨拙的方法。一個下午的時間,我撥打了二十多通電話。廣州和深圳的兩家餐廳最快回復了我。特別是廣州的店主,一位湖北阿姨,因為我的湖北號碼,她破例接聽了這通可能被誤認為“詐騙”的電話。在聽完我的需求后,她熱情地邀請我:“你過來的話,我就請你吃面。”
與編輯溝通后,我們認為廣州和深圳雖然是大城市,但這些地方更能凸顯出一種現象——許多外地人來到這里打工,而這些個體店主僅憑自己的善意支撐著愛心餐的提供,這并非出于集體性、明確的利益回報,或是公益組織的支持,而更像是個體之間搭建的互助橋梁。收到回復后,我就立即動身前往了。
Q:你在采訪中有遇到什么挑戰嗎?是如何在忙碌的飯館中完成對李茹及其員工的采訪?
A:采訪過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戰是找到合適的、完整的交流時間。李茹和她弟弟非常忙碌,他們從早上5點開始準備食材,一直忙到深夜12點收拾店鋪,幾乎沒有停歇的時候。無論工作日和周末我都待在李茹的店里進行觀察和采訪,我必須在他們忙碌的間隙中找到合適的時機進行交流,還不能讓他們覺得厭煩,這需要很好地把握分寸。
于是我在他們工作的同時見縫插針地提問——他們一邊上菜、一邊做肉,我就趁機問一些小問題,他們則在忙碌中簡單回答。這些信息我都是當場用手機記錄下來的,用紙筆寫的話速度會慢一些。只要他們沒有忙到完全沒時間跟我說話,我就一直待在那里找機會隨便聊聊。其實多聊一些閑話反而能讓他們更信任我。在這種小店,真誠換真誠,彼此坦誠是更好地理解對方和獲取信息的關鍵。
除了時間問題,我還面臨了語言溝通的挑戰。例如,鐘點工阿姨曾經頭部傷殘,手腳不穩,需緩慢端盤工作,且存在語言障礙。為避免干擾,我通常選擇在她休息一會兒的時候和她交流,李阿姨轉述問題和翻譯回答。王叔的情況也比較復雜,他聽不懂普通話,語言混合幾種方言,所以我們的交流有些磕磕絆絆,主要通過放慢語速、簡化句子和詞匯表達來溝通。
在店里待了近一周,我始終沒能遇到正在享用免費餐的顧客,讓我有些擔憂,因為到訪的顧客要么是已經嘗試過免費餐的,要么是通過網絡得知信息而來。店主們告訴我,疫情之后來吃免費餐的人數實際上比疫情期間有所減少。這讓我擔心,如果只能從店主的角度來講述,那么故事將是不完整的,因為我們缺少了那些真正來吃免費餐的顧客的視角,無法深入了解他們選擇來這里用餐的原因。這種視角的缺失可能會讓我們無法全面理解他們的需求和動機。
Q:你是如何找到吳進并建立信任關系,讓他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的?在撰寫這一人物故事時,是否有意暗示當前社會就業問題?如何平衡暗示與直接表達之間的關系?
A:不論是寫稿子還是做采訪,運氣是非常重要的。在我蹲守的幾天中都沒有碰上吃免費餐的食客,店家也不會保留這些食客的聯系方式。我通過吳進發表的一篇關于免費餐的試吃筆記聯系到了他,幸運地得到了采訪的機會。在采訪小吳時,我采用了比較自然的交流順序,先從他的經歷出發,“最近怎么樣?”“工作找到了嗎?”“有沒有什么最新進展?”再聊他吃免費餐的經歷,比如為什么去吃、當時的感覺是什么,有沒有遇到好或不好的店?事實上,采訪中每個人構建回憶的框架都是不同的,就算通過對話去引導受訪者,彼此構建的敘事框架也是不一樣的。應該根據每個人的實際情況和場景,去思考如何引導他們回憶或敘述這件事,而不是簡單地、機械地按照時間順序從頭到尾地展開。
在撰寫吳進的故事時,我沒有使用過于悲觀或情緒化的表述,而是以事實為依據,展現了一個年輕人在特定時期的真實生活狀態。雖然任何寫作都不可避免地帶有作者視角,但只要這種視角不被明顯表現出來,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吳進的故事揭示了外貿行業困境和互聯網行業對30歲以上求職者的壓力等年輕人普遍面臨的問題。我重點描述了小吳為何要去吃免費餐,這是他經濟困境的直接體現,與他的工作、房租和生活成本緊密相關。我的目標是真實地呈現吳進個人的情況,而不是將其經歷泛化到整個群體或社會層面。讀者讀下來會覺得在暗示當時的環境,是因為他們從具體的故事中感受到更廣泛的社會現實。事實就是事實,并非空穴來風。
Q:在采訪過程中,你采訪了附近居民對免費餐的看法嗎?如何聯系到更多的受助者,并平衡他們的故事對文章主題和情感表達的影響?
A:在嘗試采訪街邊的居民時,我主要是在店門口隨機詢問來吃飯的人。然而,結果并不理想,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運氣。我得到的大多數信息都不適合寫入稿件。許多人表示:“這跟我有什么關系?”他們可能只是來吃個飯,并不關心免費餐,也沒見過真正來吃免費餐的人。我沒有遇到特別強烈反對或支持免費餐的人,大多數人持有一種“事不關己”的態度。
我嘗試尋找更多愿意分享經歷的受助者,但過程很困難。要么找到的人提供的信息不適合用在我的稿件里,要么對方拒絕接受采訪,或者根本聯系不上。那些來吃免費餐的人通常不會在網上分享自己的經歷,他們匆匆而來,吃完就走,不會留下痕跡。我采訪的幾位老板都是默默地讓對方吃完,問問對方吃飽了沒有,然后就讓他們走了,基本沒有留下聯系方式或者后續的訪問途徑。特別不相信免費餐的人大多存在于老板的記憶中,我在那待的時候并沒有遇到這樣的人。
我希望通過主題的把握來權衡各個受助者的故事。重點放在了竹升面館上——我覺得那里遇到的人和聽到的故事最能打動我。我想寫的是那種人與人之間微妙的善意,那種看起來很脆弱但卻堅持了很久的情感聯系。
三、在緣分與關系中穿針引線
Q:你是如何搭建文章架構的?初稿與終稿的主要區別是什么?
A:最初,我對如何組織不同人物的故事和選擇敘事線索缺乏清晰的規劃,導致初稿內容顯得混亂。我試圖涵蓋來吃免費餐的人、薅羊毛行為、個體故事(如小吳的故事),以及老板提供免費餐的動機等多個方面,但沒有很好地安排結構。
后來編輯建議我在第一部分介紹店鋪的基本情況,包括免費餐的提供情況和店鋪的運營狀態,幫助讀者進入情境并對整個事件有一個初步了解。第二部分則聚焦于人物,描述老板對來吃免費餐的人的印象,以及他們遇到的困難,如懷疑免費餐真實性的客人和薅羊毛行為,這些內容展示了店鋪在提供免費餐過程中的挑戰。我原本想把鐘點工和王叔以及阿姨的故事作為受助者之一放在第二部分,但和編輯討論后,我們決定將他們的故事單獨作為第三部分,因為這些故事展現了他們之間無意形成的互動和聯系,更加動人。第四部分小吳的故事基本保持不變,作為人物切口,通過他的經歷映射那些真正來吃免費餐的人的情況和視角。
Q:為何以李茹、胖哥、袁志勇三人為主線?他們的故事如何體現“個體自發公益”的共性與差異?
A:我主要圍繞李茹的故事展開,輔以紫金刀湯店和胖哥炸串店的情況,以展示不同店主的善意和經營模式。盡管三位店主都出于善良幫助他人,但他們的經營狀況和幫助方式各不相同。李茹的竹升面店經營成熟,模式可持續,主要接待會付錢的常客,偶爾為需要的人提供免費餐。紫金刀湯店位于人員流動性大的深圳坂田,顧客多為一次性,店主雖面臨經營困難,但堅持提供愛心餐,并通過視頻記錄吸引流量。胖哥的炸串店規模小,壓力大,他的老婆和孩子已經回湖南了,他在廣州試圖放手一搏,如果這個店不成功,他也只能回老家,后面也通過自媒體宣傳愛心餐來吸引更多顧客,希望做好事的同時獲得一些流量,維持店鋪的經營。
這些店主都是出于善意的普通人,他們只是想在自己能力范圍內做出一些貢獻。他們告訴我,他們并不能做出什么大事,他們所做的只是他們認為能夠為他人做的小事,并沒有過多考慮利益。在與他們相處的日子里,我能清楚地感受到他們的善意。
Q:文中多次提及“薅羊毛”行為,選擇不回避這類負面案例,是為了對沖敘事的溫情化傾向,還是還原公益的復雜性?
A:我有意將開店過程中他們所面臨的困難,包括在提供免費餐時遇到的挑戰,詳細記錄下來。盡管許多人認為他們是在“為愛發電”,但我從一開始就很好奇:如果遇到誤解,比如有人故意來吃免費餐,他們將如何應對或處理這些情況,以及這些情況對他們有何影響。關于“薅羊毛”的行為,我從未考慮過將其排除在外,因為這是他們必然要面對的現實。我也希望能夠展現店主面對這些行為時的態度。
之前,我聽說過其他店主的經歷,例如有店主因為覺得有人專門來占便宜,就索性撤掉了免費餐,這確實會讓人感到沮喪。然而,紫金八刀湯店老板的回答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有些人可能只是想有尊嚴地吃一碗面,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他們是故意來占便宜的,也不能用利益或回報來衡量這種行為。他的心態就像是“這條小魚在乎”。
Q:文中對食客的羞恥感、店主的經濟壓力等尖銳問題保持克制,是為了保護受訪者隱私,還是維持敘事的中立性?
A:店家們向我解釋過成本問題,他們都表示“這些成本不算什么”。然而,反復強調這一點對讀者來說信息增量有限。因此,我最終只詳細描述了八刀湯店的情況。我認為,只要能說明餐飲成本在他們考量下是可以負擔的,并且這不是他們提供免費餐最重要的問題,這個點就足夠了。對于個體店店主來說,成本問題并不是他們面臨的最大挑戰,他們更多需要面對的是心態上的堅持。
至于顧客的羞恥感,我沒有直接寫出來。我將相關內容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在文章開頭,通過李茹的觀察,提到年輕人吃免費餐時會表現出的不好意思,例如低頭看天看地;另一部分是通過小吳的故事,描述他吃免費餐時的心理活動。我通過這些細節來表達他們內心的羞愧感,而不是直接寫他們感到羞愧。唯一直接提到羞愧的是在小吳的故事里,因為他自己告訴我他感到不好意思和愧疚,這占了他心理活動的90%。他每次進去都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設。我盡量用他們的行為來代替直接的情緒表達,讓讀者自己去感受他們內心的感受。
Q:文中信息多依賴店主口述,是否通過賬單、社區記錄、第三方見證者(如老顧客)交叉驗證免費餐的真實消耗情況?
A:在撰寫這類稿件時,交叉驗證信息的困難是不可避免的。以李茹的店為例,他們使用專門的點單機來記錄單人套餐的訂單,但這些記錄通常只保存一周或幾天后就會被清除。此外,他們有時會直接為一些顧客提供食物,而不會做詳細記錄,例如每兩周來一次的低保戶,店家通常會直接為他們打包一些基礎面食,而不做詳細記錄。
其他店家的情況則更為復雜。例如,紫金刀湯店的老板會拍攝視頻記錄來吃免費餐的人,但他并不總是這么做,因此很難通過視頻記錄來準確統計每天有多少人來吃免費餐。三位店主都不會記錄每天有多少人來吃免費餐,每天實際需要提供多少餐食,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個人印象。
在缺乏相關材料的情況下,我主要依靠與店主和員工的多次交流。盡管記憶可能并不完全可靠,甚至可能存在錯誤,但通過多次聊天和觀察,我可以判斷他們是否在說實話。例如,我會反復詢問同一個人,看他們是否提供一致的信息,并且每次都會補充更多細節。此外,我還會與店里的員工交流,從他們的視角了解情況,看看他們的說法是否與店主一致。如果發現記憶不一致的情況,我會進一步詢問,試圖找出真相。
這篇稿件,作者們想了幾個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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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統籌 | 黑佳慧 黃柏涵
作者 | 黑佳慧 孫旺琪 肖露荷
編輯 | 葉沛琪
值班編輯 | 林子琪
編委 | 陳琳琳
運營總監 | 溫泓燁 梁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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