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新華字典》，一句“孩子小，成了累贅”，在網絡上掀起軒然大波。有人憤懣指責，有人理性辯護，商務印書館則回應這僅是“客觀反映社會現象”。

作為一位以文字為生的寫作者，我覺得，字典收錄了這樣一句看似平常卻又刺眼的例句，引發大家的爭議，背后折射出的是當代社會對語言、文化與價值觀念的深層焦慮。

語言從來不是冷冰冰的符號系統，而是承載著特定文化價值觀的活體。《新華字典》自1953年首版以來，已修訂至第12版，印行超過6億冊，堪稱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庫”。它記錄著漢語的變遷，也潛移默化地塑造著幾代人的思維方式。

當“孩子小，成了累贅”這樣的例句被收錄，無論編纂者如何強調其“客觀性”，都無法否認它在無形中為某種觀念提供了合法性背書。語言學家韓禮德曾說：“每一次語言選擇都是一次意識形態選擇。”

所以，字典編纂看似中立，實則暗含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哪些詞該收，哪些例句能用，其實都反映了特定時代的集體意識。

“孩子是累贅”這樣的表述之所以刺痛人心，是因為它觸碰了當代社會最敏感的神經：生育焦慮與代際關系。

在佛山這座制造業重鎮，我親眼目睹無數年輕父母在事業與育兒間艱難平衡。高昂的教育成本、稀缺的陪伴時間、沉重的職場壓力，確實讓一些人在疲憊不堪時會感嘆“孩子成了負擔”。

但將這種私人情緒上升為字典中的范例，是把個體的無力感轉化為社會共識。

而且，這種表述可能會強化“生育是個人選擇而非社會責任”的觀念，進一步加劇少子化趨勢。

由此可見，當字典這樣的權威文本都暗示養育孩子是一種“累贅”，我們又如何期待社會能夠形成健康的生育文化？

面對爭議，商務印書館表示“只是客觀反映社會現象”，這種辯解其實是暴露了文化傳播者的責任缺失。字典不同于學術論文，它的讀者包括正在形成世界觀的中小學生。一個例句的選擇，有可能影響到孩子對家庭價值的認知。

作為文化產品的生產者，不能以“客觀記錄”為由推卸價值引導的責任。法國思想家布爾迪厄曾說過：“文化產品的生產場域總是權力關系的投射。”因此，字典編纂者應當意識到自身工作的文化政治意義，在記錄語言現象的同時，也要考慮其社會影響。負面例句并非不能收錄，但需要更審慎的語境設置和價值平衡。

網絡大V胡錫進也參與了這場討論，他認為新華字典對“累”字的舉例確實不妥，建議下一版換一個。但他也表示，扣“公開仇視兒童”的帽子，這種上綱上線的風氣不好，不應提倡。

老胡的回答果然八面玲瓏，我倒是覺得，我們既不必如胡錫進所言“上綱上線”，也不能簡單以“符合辭書標準”為由回避問題。

真正的解決之道，在于建立更加開放、多元的字典編纂機制。可以借鑒國外優秀辭書的經驗，在保留必要負面詞匯的同時，通過例句對比、用法說明等方式，為讀者提供更全面的理解視角。例如，“累贅”一詞可以同時呈現“老人病重，覺得自己成了累贅”和“雖行動不便，家人從不視他為累贅”兩種例句，既記錄語言現實，又引導積極價值。

從佛山老城的騎樓到新城的摩天大樓，我在這座城市見證了無數家庭的故事，孩子從來不應是“累贅”，而是生命的延續、希望的象征。字典作為文化的守門人，理應在記錄語言的同時，守護那些支撐我們文明延續的基本價值。

希望下一版《新華字典》修訂時，編纂者可以找到更溫暖的方式表達養育的艱辛，讓這本陪伴中國人七十多年的“無聲老師”，繼續傳遞語言之美、人性之善。

更希望，字典不僅可以告訴我們詞語“是什么”，更可以教導我們世界“應該怎樣”。

（轉自心善若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