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被告人黃某與王某自2008年起在湖南澧縣以夫妻名義同居，共同撫養王某孫女朱某（2010年出生）。自2016年朱某上小學起，黃某利用撫養便利長期對其實施猥褻與奸淫。2018年8月，王某因傷就醫發現感染艾滋病并指責黃某，黃某經檢測艾滋病抗體數值嚴重超標（>50，正常值0-1）后，仍持續對朱某實施性侵且無任何防護。2022年2月，朱某就醫被發現下體異常并報警，經查其與黃某均感染艾滋病及尖銳濕疣。

法院認定黃某犯強奸罪判處死刑、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合并執行死刑。裁判核心認為：黃某明知自身感染艾滋病，利用與被害人事實上的繼祖孫關系，對未滿十四周歲留守兒童長期性侵，并在染艾后故意傳播，導致朱某身心遭受毀滅性傷害，感染重病、輟學、社會融入障礙，犯罪情節極其惡劣，依法應予嚴懲。（案例來源：人民法院案例庫《黃某強奸、猥褻兒童案》，入庫編號：2024-02-1-182-006）

二、法理深度解析：三重維度下的嚴懲邏輯

（一）“明知染艾”的司法認定：穿透行為人的心理屏障

本案死刑判決的關鍵前提在于鎖定黃某“明知自身攜帶艾滋病病毒仍實施性侵”。法院通過證據鏈構建了嚴密邏輯：

首先，直接供述印證認知。黃某在偵查及庭審中承認知曉艾滋病性傳播途徑，自述有無防護嫖娼史，并直言“王某和朱某的感染系自己傳染”。這構成對其主觀認知的最有力供述。

其次，客觀行為暴露惡意。醫學檢驗顯示其抗體數值超正常值50倍以上，遠超臨界標準；其得知王某感染后仍與之發生無防護性行為，印證其對病毒傳播持放任態度。更關鍵的是，黃某在拿到異常報告后，反而變本加厲性侵幼女且拒絕防護，充分暴露“明知故犯”的故意。

最后，生活常識反證狡辯。黃某辯稱“未確診”而回避責任，但法院指出：其知曉艾滋病潛伏期約20年，自認“發病時已70歲無需治療”，實質是借程序拖延逃避責任。日常生活經驗表明，常人獲知如此異常指標必然采取防護或復查，其反常行為恰恰強化了主觀明知。

這一認定模式啟示，司法機關審查“明知染艾”時，需綜合供述、醫學證據、性行為模式、常理反應等多維度分析，避免行為人以“未確診”等借口脫罪。當證據足以形成內心確信時，即可依法認定主觀惡性。

（二）對幼女保護的剛性紅線

刑法對性侵兒童本就嚴懲，而本案被告人身份與后果更觸碰“情節極其嚴重”的標尺：

1. 特殊職責的監護背叛。黃某與王某以夫妻名義長期同居，實際承擔朱某撫養職責，形成“事實繼祖孫關系”。這種共同生活建立的信任紐帶，使其對幼女負有高于常人的監護、照顧義務。然而黃某反而利用獨處機會，從被害人6歲起持續施暴，將“保護者”角色扭曲為“侵害者”，是對人倫底線與社會信任的雙重踐踏。法律對此類“監護侵害”歷來從嚴懲處，因其破壞家庭安全基礎，危害更具隱蔽性與持續性。

2. “重傷后果”的法定升格。刑法第236條明確“致使被害人重傷”系強奸罪加重情形。本案中，朱某感染艾滋病及尖銳濕疣的后果遠超普通身體損傷。醫學共識表明，艾滋病需終身治療，伴隨免疫系統崩潰風險；尖銳濕疣反復發作且可能癌變。更嚴重的是，病毒侵害直接導致朱某輟學、社交功能喪失，其心理創傷與未來生存發展受限構成“永久性功能損害”，符合“重傷”實質要件。黃某在明知染艾后仍蓄意傳播，無異于對幼女生命健康權的“慢性謀殺”，法定刑自然升格至死刑范疇。

3. 農村留守兒童的脆弱性強化罪責。裁判文書特別強調朱某“未滿十四周歲”且系“農村留守兒童”。這一群體因父母監護缺位、社會支持薄弱，更易成為性侵目標且難以及時獲救。黃某選擇此類被害人下手，反映其規避偵查的惡意，也放大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此類犯罪若不嚴懲，將嚴重沖擊農村未成年人保護體系。

（三）為何“非殺不可”？

本案核準死刑并非僅因“后果嚴重”，更基于對犯罪全要素的權衡：

持續性侵害顯深度惡意。從2016年至2022年案發，黃某對同一幼女施暴長達6年，時間跨度揭示其犯罪絕非“一時沖動”，而是有計劃地利用監護地位長期作案。染艾后行為凸顯反社會人格。其在明知攜帶致命病毒后，非但未終止犯罪，反而加劇侵害且刻意不防護，主觀上對朱某的傷亡結果持放任態度，符合間接故意殺人特征。無任何悔罪或補救。全案未見黃某采取治療、隔離等降低風險措施，更未對被害人賠償安撫，足見其人身危險性與再犯可能性極高。

最高法死刑核準傳遞明確信號：對利用特殊職責性侵幼女、明知染病仍惡意傳播、造成不可逆傷害的犯罪，唯有極刑可實現罪責刑相適應。這既是對“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的司法踐行，亦是對潛在犯罪者的最強震懾。

此案警示社會：任何對未成年人負有照護職責者，須時刻恪守法律與倫理底線。司法機關對突破人倫底線的犯罪“零容忍”，正是守護兒童免受“身邊惡魔”侵害的最后盾牌。

包頭鋼苑刑事律師團隊是包頭市優秀專業律師團隊，由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博士領銜組成，刑法理論功底深厚、實踐經驗豐富。團隊秉持專業、精英、品牌的發展思路，推行刑事辯護的標準化、規范化和精細化，致力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