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80年，陳伯達被判刑18年，出獄后提出唯一要求，組織：同意。陳伯達是什么要求呢？

陳伯達是福建泉州惠安人，1904年出生在一個已經沒落的讀書人家庭。他15歲那年考上了陳嘉庚創辦的集美師范學校，這個學校后來發展成集美大學師范學院。在學校讀了兩年半后，17歲的陳伯達回到老家惠安當小學老師，一年后又到廈門的小學任教。

1924年，在福建老鄉張覺覺的幫助下，陳伯達到上海謀生。他白天在小報社當記者，晚上到上海大學文學系讀書。這所大學是當時傳播進步思想的重要陣地，陳伯達在這里第一次系統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

在革命政變時入黨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批共產黨員遭到屠殺。趙世炎、陳延年這些年輕革命者都犧牲在國民黨的槍口下。就在這個危險時刻，陳伯達主動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在回憶錄里寫道：

我是在蔣介石、國民黨清黨大屠殺的時候，在上海申請入黨的。在大屠殺的反革命恐怖中，在各大報紛紛登出共產黨組織被破壞和大批叛徒自首啟事的恐怖中，我自愿列在偉大共產黨隊伍中，就免了我入黨的候補期。

入黨后不久，陳伯達隨王明、李立三等同志撤離上海前往武漢。在武漢，他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科科長。后來組織決定送他去蘇聯學習，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1930年底學成歸國后，他先在上海短暫停留，見到了老同學王明和校長米夫。雖然王明和他同齡，但此時已經是黨內重要領導人，說話都帶著領導的架勢。

1931年春天，陳伯達被派往天津開展地下工作。4月8日剛到天津就出事了——中共順直省委機關遭到國民黨特務破壞。化名"王通"的陳伯達和省委書記許蘭芝等15人一起被捕。由于省委書記叛變，整個案件被徹底泄露。當年9月，陳伯達被押解到北平受審，被判兩年半徒刑，關進"北平軍人反省院"。

1932年出獄后，陳伯達被派往張家口，在吉鴻昌將軍的部隊里做政治工作。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后，他受北方局指派到北平領導學生罷課，負責起草運動宣言。1936年劉少奇到天津重組北方局，提拔陳伯達擔任宣傳部長，這時候他32歲，開始在黨內嶄露頭角。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的第二個月，陳伯達踏上了陜北這片紅色的熱土，來到了延安。

中央組織部安排他，在剛創辦不久的陜北公學急需理論教員。這所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的學校，是專門為前線培養抗日干部的“紅色熔爐”，從全國各地涌來的進步青年在這里學習馬列主義、抗日救亡道理。組織上覺得，陳伯達既有理論功底，又有宣傳經驗，正好能派上用場。

可誰也沒想到，這位新來的教員剛走上講臺就遇到了大麻煩。陳伯達是福建惠安人，從小說的是地道的閩南方言。在延安的課堂上，他一張嘴，學員們就皺起了眉頭。那些理論講解，經他的閩南口音一“加工”，簡直像在聽天書。陳伯達急得額頭冒汗，干脆放下課本，在黑板上寫滿了板書。學員們盯著黑板上歪歪扭扭的字跡，總算勉強能跟上思路。一堂課下來，他寫滿了幾大黑板，粉筆灰落了一身，嗓子也啞了。

這種情況持續了小半年。到了1938年5月5日，延安城里傳來個大消息：馬列學院正式成立了！這所學院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兼任院長，是專門培養黨的高級理論干部的地方。張聞天和陳伯達早年在蘇聯中山大學是同窗，他太了解這位陳伯達的本是了。別看陳伯達上課有語言障礙，可那理論功底扎實得很，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翻得比誰都熟。沒過多久，張聞天就把陳伯達調到了馬列學院當教員。

初得毛主席賞識

這年秋天，學院開了一次全體教職工會議，毛主席也來參加。散會時，張聞天特意拉著陳伯達走到毛澤東面前，想毛主席介紹陳伯達。毛澤東當時正忙著和學員們說話，只是禮貌性地點了點頭，說了句：“陳伯達同志，歡迎你來延安。”陳伯達怎么也沒想到，這次普通的見面，會成為他人生的重要轉折點。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到了1938年夏天。馬列學院的學員們正忙著準備期末考試，校園里的氣氛既緊張又熱烈。就在這時，學院突然通知：全體學員和教員參加一次“孫中山思想討論會”，毛主席要親自來聽會。

討論會的那天，窯洞里坐得滿滿當當。學員們圍繞著一個核心問題爭論不休：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到底屬于什么階級？一部分學員認為，孫中山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明顯是站在廣大工農群眾的立場上，應該屬于“民族資產階級”；另一部分學員則反駁說，孫中山代表的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他的土地政策不夠徹底，本質上還是“小資產階級”的局限性。

就在大家爭得面紅耳赤的時候，坐在后排的陳伯達沉吟片刻后緩緩起身。這個福建口音濃重的人開口時，語速非常慢，以保證大家都能聽懂：

我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有兩個兩重性，既包括“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又包含“民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

正在后排的毛主席直起身子，認為他對辯證法的理解很深。于是，站起來稱贊他，剛才的發言很好，很恰當地分析了孫中山思想的階級屬性問題。

正是從這時起，毛主席開始注意陳伯達，并逐漸發現他身上的才華。1939年，陳伯達從原來的工作崗位調到了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擔任副秘書長，成了毛主席的秘書。

那時候的毛主席既要指揮全國抗戰，又要思考戰后中國的建設道路，每天要看的文件堆起來能到胸口高，要寫的文章從戰略方針到理論文章，樣樣都得親力親為。他對陳伯達的要求很明確："你不能只當'傳聲筒'，得幫我把理論關。

"什么叫把理論關？比如寫《新民主主義論》時，陳伯達要翻遍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從馬克思的《資本論》到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找出理論依據；起草《改造我們的學習》時，他要結合黨內實際，把"實事求是"四個字拆解成具體的工作方法；就連給抗大學員講課的提綱，毛主席也要陳伯達幫忙梳理邏輯，確保"讓文化低的同志也能聽得明白"。

在這樣高強度的工作中，陳伯達不僅能很好的完成任務，自己的理論水平也在飛速提升。毛主席對他越來越重視，他在黨內的地位也在不斷提升。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毛主席的人生經歷中，還曾有過一段被陳伯年救過的驚險往事。

事要從1948年說起。那時的中國正處于解放戰爭的關鍵階段，國民黨軍隊在各個戰場上節節敗退，而共產黨的解放區卻日益壯大。為了統籌全國的軍事和政治局勢，中共中央決定將核心指揮機構遷往更靠近前線的位置。

拼死救毛主席

1948年4月13日，毛主席帶領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正式進駐晉察冀軍區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這座位于太行山東麓的小縣城，一時間成了全國關注的焦點。

誰也沒想到，平靜的日子只維持了一個多月。5月18日清晨，毛主席像往常一樣工作到深夜，因為連日勞累，他服下安眠藥后沉沉睡去。清晨的陽光透過窗戶灑進房間，警衛員們卻不敢有絲毫松懈。

突然，一陣尖銳的防空警報劃破了城南莊的寧靜。這聲音來自北面的山頂，像一把利刃刺穿了清晨的寂靜。衛士李銀橋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這不是普通的動靜！他立刻沖出門，只見遠處的天空有三個黑點正在快速靠近，是敵機！三架敵機在城南莊上空盤旋了幾圈，投下幾枚炸彈后，又朝著東邊飛走了。

“這是偵察機！”李銀橋立刻判斷出對方的意圖。敵機第一次來肯定是探路，接下來肯定會有更猛烈的轟炸。他一邊往指揮室跑，一邊大聲招呼衛士組和警衛排的戰士：“快準備！敵機馬上要回來轟炸了！”

警衛排長閻長林更是早有準備。他一邊讓人迅速取來擔架，一邊對身邊的戰士們說：“等警報一響，不管用什么辦法，必須把主席轉移到防空洞！”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的安全是重中之重，可誰也沒想到，危險會來得這么快。

上午8點多，北山上的防空警報再次拉響。這一次，警報聲比之前更凄厲、更急促。閻長林一邊跑向毛澤東的臥室，一邊大喊：“照彭老總說的辦！”這句話，其實是三年前撤離延安時，彭德懷給他的“應急指令”。當時國民黨軍隊逼近延安，局勢危急，彭德懷對閻長林說說：“萬一主席不肯走，你們就把他架起來跑！到了安全地方再解釋，主席會理解的。”

此時，毛主席的房間里卻傳來輕松的聲音：“先給我拿支煙來。”原來，被警報聲吵醒的毛主席，并沒有意識到危險的臨近，還保持著抽煙的習慣。可陳伯年顧不上多說，轉身沖進臥室，讓人拿來擔架把毛主席架到擔架上，抬起毛主席就往外跑。

“主席，敵機要來了，咱們得趕緊走！”陳伯達的聲音帶著急切。就在他們剛走出房門沒幾步的時候，頭頂突然傳敵機的俯沖聲！

“快臥倒！”戰士們本能地撲向毛主席。但陳伯達和閻長林卻死死架著毛澤東往防空洞的方向跑。幸運的是，他們距離防空洞已經不遠了。可就在即將到達洞口的瞬間，幾枚炸彈從天而降，重重砸在毛主席的院子里。爆炸聲響徹山谷，掀起的泥土和碎石像雨點般落下，連防空洞口的石壁都被震得簌簌發抖。

等硝煙散去，眾人趕緊沖回院子查看情況。只見毛主席的臥室已經被炸得千瘡百孔，墻壁上布滿了彈孔，屋頂的瓦片散落一地，甚至有一枚炸彈的碎片擦著毛主席的床鋪飛過。聶榮臻司令員趕到現場時，看著地上的彈坑和還在冒煙的彈片，后背直冒冷汗。

這次遇險，讓毛主席對身邊的安保工作更加重視，也讓陳伯達的名字進入了更多人的視野。新中國成立后，陳伯達繼續留在毛澤東身邊，先后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院長等職，長期負責宣傳工作。

職務越來越高

1956年，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在八屆一中全會上，陳伯達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正式進入黨和國家的高層領導行列。

隨著時間的推移，陳伯達在黨內的地位不斷提升。1966年，“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正式成立，陳伯達被任命為組長，成為這個特殊歷史時期最核心的人物之一。同年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黨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這次會議上，陳伯達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躋身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層，成為當時僅次于毛主席、林彪、周總理、陶鑄的“第五號人物”。

陳伯達能在那個年代快速走上高位，原因其實不復雜。一方面，他確理論水平高，筆桿子功夫扎實，在宣傳、政策研究這些領域出過不少成果，早年也為黨和革命事業做過些實事。另一方面，他最擅長的，是能精準摸透毛主席的心思。毛主席說過什么話、提過什么主張，甚至一個細微的動作、一個不經意的表情，他都能敏銳捕捉，然后迅速調整自己的言行去呼應。這種"會來事"的本事，讓他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深受信任。

但命運的轉折來得很突然。1970年的九屆二中全會，成了他政治生涯的分水嶺。在這場本應聚焦國家大事的會議上，陳伯達做了件讓毛主席極為不滿的事。他過于急切地想表現自己，甚至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急于表功、搶話，完全沒顧上當時的毛主席的態度。其實毛主席早就看不慣這種愛出風頭、總想著"露一手"的做派，再加上晚年的陳伯達為人處世越來越圓滑，說話做事總帶著算計，漸漸讓毛主席徹底寒了心。

被拘押、判刑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飛機外逃的消息傳來時，陳伯達正被關在某個地方。當聽說林彪身亡的消息后，他當天晚上就被押進了秦城監獄。剛進監獄那會兒，他情緒徹底崩潰。整個人癱在囚室門口，死死抓著門框不肯進去，一邊掙扎一邊大喊："我救過毛主席！"看守和管教干部聽了都愣住了，趕緊去查證。

管教干部上報后，經查證無誤后，上級特批給他換了條件好點的囚室，伙食也從最普通的犯人餐提升了一檔，平時還能在走廊里稍微活動活動。這種相對寬松的待遇，一直持續到毛澤東1976年逝世。

時間來到1980年，當法警把起訴書遞到陳伯達手里時，這個曾經在政治舞臺上叱咤風云的人物，突然像個孩子一樣哭出了聲。他說："如果毛主席還在，說一句話就好了。我不輕易流淚，今天我哭了，現在沒有辦法了。"可這時候哭為時已晚。

在審判“兩案”時，陳伯達作為被告出現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被告席上。法院最終在1981年7月25日作出判決：陳伯達犯有反革命罪行，判處有期徒刑18年。不過，從1970年被拘押，到1976年正式拘捕，1980年被公審，此時距離他的18年刑期實際僅剩八年時間了。

宣判沒過多久，他就被查出患了重病。組織考慮到他的特殊身份和過往貢獻，沒把他送進普通監獄，而是安排進了公安部直屬的北京復興醫院，專門騰出了一間犯人病房。這病房條件比普通監舍強不少，有獨立的病床、簡單的醫療設備，護士也是專門調配的，但畢竟是“犯人病房”，門口總少不了看守的身影，窗戶也裝著鐵柵欄。

就在陳伯達住院期間，發生了一件讓他意外的事。曾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王力，突然托人給中央寫了封信。王力當年也是風云人物，和陳伯達在“文革”初期有過不少交集，后來雖各有沉浮，但畢竟共過事。信里的意思很明確：陳伯達現在病得厲害，年紀也大了，能不能考慮假釋？中央收到信后，專門開會研究了這事，經過反復討論，中央最終同意了王力的建議。

1981年7月中旬，陳伯達從復興醫院轉到了北京友誼醫院的干部病房。這友誼醫院在當時是北京有名的“大醫院”，干部病房里房間寬敞，有獨立衛生間，床頭還掛著呼叫鈴，護士隨叫隨到。8月5日，陳伯達正式辦理了保外就醫手續。

出獄后的晚年生活

出獄后，陳伯達被安置在北京城里一個安靜的小院里，由兒子全職照顧。組織上考慮到他當年為革命做過貢獻，特意交代相關部門要保障他的基本生活和醫療。從那時候起，陳伯達每月能領到一筆200塊的生活費。在80年代初的中國，普通工人一個月工資也就五六十塊，200塊算得上“高收入”了。可陳伯達這人有個“毛病”，打年輕時就愛買書，老了更甚，導致他生活費大部分都花在了買書上。

中央對陳伯達出獄后的生活始終保持著特別的關注。這種關注不是掛在嘴邊的客套，而是落在實處的細致安排。從他1981年正式保外就醫開始，負責對接的工作人員就沒少上門或者托人帶話，問他有沒有什么需求。一開始，陳伯達總是擺擺手說"沒啥要求"，在多次慰問后，他終于松了口，說出了他唯一要求。

說起來這愿望實在不算大——陳伯達有個雷打不動的習慣：每天得吃點水果。可問題他每月200元的生活費，大部分都花在買書上了，水果就沒錢買了。

中央的同志把這些情況都摸清楚了。考慮到陳伯達確實有這個生活習慣，而且水果對身體恢復也有好處，很快就批了條子：在原有200元生活費之外，每月額外再撥200元作為"水果專項經費"。

日子就這么一天天過去。陳伯達的生活漸漸有了規律。中央沒忘記他的長處，畢竟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黨史研究都有很深的造詣。相關部門就找到他，希望他能發揮余熱，參與一些理論研究和政策咨詢工作，為改革開放出點主意。

1988年，陳伯達的刑期終于滿了。按照規定，他的檔案關系從北京市公安局轉到了北京市文史館。文史館是專門安置有特殊專長人士的地方，這里的人不用坐班，主要任務就是發揮余熱、著書立說。

誰也沒想到，1989年9月20日，陳伯達因突發心臟病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享年8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