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八屆一中全會如期召開。會議的氛圍復雜，既有喜悅也有憂慮。例如，康生由于選票不足，被降職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而王稼祥則是全票當選，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然而，毛主席早已察覺到有人會對會議產生質疑，甚至可能來找他，因此他早早準備好應對措施。果然，不久后，毛主席的房門被敲響，來訪的竟不是康生，而是王稼祥，這讓毛主席感到意外。

王稼祥進門后，急切地說道：“主席，這次選舉讓我感到愧疚，身為書記處書記，這是一個重擔，我希望黨組織能將這個職務交給更為有能力的同志來擔任。我曾犯過教條主義的錯誤，因此真誠地請求黨中央考慮我的辭職。”毛主席聽后，不禁感到有些哭笑不得：他知道很多同志可能因選舉得票少而感到不滿，但王稼祥這個全票當選的卻來向他辭職，這種情況實在罕見。轉念一想，毛主席明白了：王稼祥是個謙遜的革命者，做事從不爭搶位置，肯定是出于謙讓的心態。

毛主席微笑著擺了擺手，說道：“你為什么不能當書記處的書記？早就該是你來做了，你為黨做出的貢獻難道還不夠嗎？”然而，王稼祥仍堅持推辭，這時毛主席略帶霸氣地說道：“你有什么別的事情要找我嗎？如果沒有，那就接受這個任務吧。”看到毛主席那期盼的眼神，王稼祥感到無可奈何，最終只能接受這個重要職務。

康生聽聞此事后，不禁感嘆：自己選上了卻不愿擔任，要是能換成自己，那該多好啊！這一幕令現代人也感到吃驚，竟然還有不愿意擔任領導職務的官員。那么，王稼祥到底是怎樣的人呢？為何毛主席如此看重他？

答案可以追溯到1931年。當時，王稼祥正在莫斯科留學，他第一次來到蘇區，并與毛主席見面。當時的留蘇派人士對毛主席的土地革命抱有些許高傲，然而王稼祥卻和毛主席一見如故，談得非常愉快。此后，王稼祥被任命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還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成為蘇區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由于王稼祥的高位，他親身經歷了毛主席對蘇區建設的深遠影響，尤其是在反圍剿戰爭中，他親眼目睹了毛主席的戰略決斷。尤其是在第二次到第四次反圍剿中，毛主席的指揮風格令王稼祥深感欽佩，他親眼見證了毛主席力排眾議，堅持誘敵深入的戰術。在一次次勝利中，王稼祥成為了毛主席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并在一些外來領導批判毛主席軍事路線時，堅定地為毛主席辯護。

1932年，王稼祥公開發表言論，強調紅軍之所以能強大，與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密不可分，反對解除毛主席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隨著博古和李德等人的領導策略失誤，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讓王稼祥更加堅定支持毛主席。在湘江血戰后，雖然一度有所猶豫，但他最終徹底站到了毛主席一方，并多次站出來反對博古李德的錯誤策略。

在遵義會議上，王稼祥冒著受傷的身體，嚴肅地批評了博古和李德等人的錯誤，毫不猶豫地支持毛主席。他還提出，為了避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必須重新調整領導班子，由毛主席領導軍事事務。最終，這次會議為毛主席的領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會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責黨務，并成立了毛主席、周恩來和王稼祥的指揮小組。

會議之后，王稼祥繼續在中國革命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抗日戰爭爆發后，他被任命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負責聯通中共與共產國際，肩負著重要責任。通過他的努力，共產國際對中共內部情況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并堅定支持毛主席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1938年，王稼祥帶著這一認知回國，并召開了歷史性的六屆六中全會，為鞏固毛主席的領導地位貢獻了重要力量。這次會議的召開，不僅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基礎，也為全民族抗戰的勝利指明了方向。

抗戰即將結束時，王稼祥總結了毛主席自創建紅軍以來的諸多理論和實踐，并于1943年寫出了7000字的文章，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雖然劉少奇同志對毛澤東思想的系統化理論化做出了重要貢獻，但王稼祥的貢獻同樣不可忽視。

毛主席與王稼祥之間的關系極為深厚，兩人曾共同經歷黨的艱難時刻，因此毛主席對王稼祥始終非常信任。從六屆六中全會開始，毛主席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副主席則由周恩來、朱德和王稼祥擔任。值得注意的是，王稼祥是三位副主席中唯一一個一直陪伴毛主席，常駐延安，協助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

到1941年，中央決定由毛主席、王稼祥、任弼時、張聞天等七人組成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其中毛主席、任弼時和王稼祥為必到成員。那時，中央書記處實際上承擔了政治局的職能，是黨的核心決策機構，因此王稼祥在黨內地位極為重要。

然而，隨著歷史的進程，1943年中央書記處進行了改組，毛主席、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了新的中央書記處，王稼祥則與毛主席共同擔任宣傳委員會的正副書記。雖然他退出了中央書記處，但在黨的歷史發展中，王稼祥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比如，在后來的整風運動中，王稼祥擔任高級學習組副組長，繼續支持毛主席的工作。

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時，由于身體原因，王稼祥未能親自出席，但毛主席仍親自為他拉選票，讓他成為候補中共中央委員。在解放戰爭時期，王稼祥積極參與東北的工作，為解放戰爭做出了重大貢獻。建國后，王稼祥力薦北京作為新中國的首都，并且毫不顧忌個人利益，在1949年10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蘇聯大使的身份離開了北京。

直到1951年，在毛主席的力推下，王稼祥才回國。1956年，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王稼祥憑借自己對黨和革命的卓越貢獻，全票當選為書記處書記，重新回到了中央領導人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