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朋友提起王巍先生發表的一個觀點：他認為三星堆出土的頂尊青銅器，顯示三星堆文化實際上是在對商王朝進行頂禮膜拜。筆者經過核實發現，這一說法來自王巍先生在接受中央電視臺主持人魯健采訪時的表述，該訪談節目于5月13日在中央四套《魯健訪談》中播出。下面先把節目中魯健與王巍關于三星堆文化的相關對話節錄如下：

魯健問：“作為考古專家，您怎么看待普通人與專家眼中的三星堆有什么不同？”

王巍答：“我更關注當地文化的特色，但同時也會留意其中是否存在與中原王朝關系密切的元素。其實有很多。大家通常看到的多是面具和人像，不過這次出土的頂尊青銅器中的一個跪姿人像，頭上頂著一個商朝青銅器，這恰恰表明了他們對商王朝的崇敬和頂禮膜拜。”

王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主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同時也是鄭州圖書館大河文明研究的特聘專家和鄭州天中書院督學。在社會公眾眼中，他的身份代表了專業權威。正因如此，他的觀點在中央電視臺這類權威媒體上的公開發表，其影響力不言而喻。然而，王巍的這一看法真的站得住腳嗎？對此，筆者有幾點質疑：

首先，三星堆曾出土多件頂尊人像，它們所頂的多為大口尊青銅器。雖然殷墟也有類似器物出土，但長江流域出土的大口尊數量更多，分布范圍也更廣。如果頂尊器物象征著三星堆人對尊文化的崇拜，那憑什么斷定這種崇拜對象是商王朝，而非其他政權呢？

其次，若三星堆文化真如說法所示對商朝頂禮膜拜，按理殷墟遺址應該發現三星堆文化的貢品。然而，殷墟至今未發現典型的三星堆文化器物。反倒是在三星堆遺址中發現了很多典型的商文化青銅容器。這種狀況不禁令人懷疑，究竟是誰在膜拜誰？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有一個明顯特點：其文化元素反映了與之同期存在的多個考古文化，無論是銅尊、銅罍、銅瓿、玉琮，還是發飾、服飾等物，都能找到這些文化的影子。因此，單憑某些器物與其他考古文化的局部相似，就斷定三星堆文化臣服于該文化，顯然是以偏概全，難免遮蔽全局。近期，一位研究印度河文明的印度學者，因為發現三星堆部分器物與印度河流域文物極為相似，便斷言三星堆文明是印度河流域南部殖民者建立的。這種片面的觀點，跟“頂禮膜拜”論調有異曲同工之妙。

那么，面對三星堆遺址中出現的與安陽殷墟、臺家寺，甚至印度河文明存在相似之處的器物，應如何解釋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回到筆者此前提出的核心觀點——“夏商并行說”或“夏商爭霸說”。以下是支撐該觀點的一些簡要證據：

（1）清華簡《楚居》中記載羋姓祖先季連娶商王盤庚孫女為妻，說明季連的生活年代大致與武丁同期。郭店楚簡《窮達以時》則顯示皋陶為武丁時期人物。按傳統記載，皋陶與大禹同代。由此，結合郭店楚簡與清華簡資料，大禹、盤庚、武丁大致生活于同一時期。換言之，戰國時代的人認為夏與商曾并存。

（2）《國語·魯語上》指出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古籍記載顓頊誕生于若水（今雅礱江，《呂氏春秋·古樂》），大禹出生于西羌（據陸賈《新語》、司馬遷《史記》）。這表明夏族祖先與蜀地緊密相關，這與重慶云陽縣出土的東漢景云碑相符。基于顓頊和大禹皆生于蜀地，再結合“夏商并行”說，三星堆遺址極可能就是夏代王都的所在地。

（3）《國語·魯語上》還稱夏后氏以黃帝為遠祖，《史記·三代世表》稱蜀王為黃帝后代。此外，《山海經》稱犬戎和北狄為黃帝后裔。郭沫若、田昌五等學者認為夏族源自戎狄，《戰國策·秦策一》中張儀和司馬錯也稱蜀為“戎狄之長”。

（4）學界普遍認可九州與夏禹關系密切。《左傳》提到“九州之險”包括山西霍太山、河南嵩縣、登封、嵩山主峰、湖北南漳西南等地，形成一條南北走向的地理分界線，正好對應中國地理的第二、三級階梯分界。《國語·鄭語》也記載九州位于謝西（今河南南陽），該地位于上述分界線上。由此可見，古代九州大致涵蓋霍太山至荊山線以西地區，包括《禹貢》中的梁州、雍州以及冀州、豫州、荊州部分區域。

《左傳》中提及“九州之險”時亦包括秦嶺。三星堆文化時期，秦嶺以北的新興周人自稱“有夏”。《山海經》記載周人祖先后稷居于都廣之野，正是三星堆文化的核心區域成都平原。《逸周書·度邑》稱伊洛地區為“有夏之居”，《史記·貨殖列傳》也稱潁川、南陽為夏人居所。綜合以上，豫西、豫西南地區實際上為九州邊緣，非夏文化中心。

（5）黃仲琴、芮逸夫、程憬、童書業、聞一多等學者指出，《蜀王本紀》《華陽國志》中杜宇、開明時期洪水與禪讓故事，與鯀禹傳說極其相似。丁山更明確表明開明即啟，杜宇即禹，兩者傳說實為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表明鯀禹傳說發生地應在成都平原。

（6）《左傳》襄公四年及哀公四年均記載“后羿代夏”這一重要歷史事件。《史記·夏本紀》引用孔安國觀點認為“太康失國”即《左傳》所述“后羿代夏”。太康為大禹之孫。若夏商并存，且大禹生活于盤庚、武丁時代，則“后羿代夏”事件應發生于殷墟三期左右，這與對三星堆祭祀坑的碳14測年結果相符。

（7）據《左傳》襄公四年記載，后羿代夏后居于窮石，傅斯年等學者認定窮石即空桑，說明夏都可能在空桑。空桑與《華陽國志》中提到的“瞿上”古音相近。

（8）《天問》記載后羿代夏后娶了“雒嬪”，而三星堆所在地廣漢古稱“雒城”，且蜀地洛水在《山海經·中次九經》中已有記載。

（9）《左傳》哀公元年記載后羿代夏后，復國者少康曾任有仍氏牧正。1959年，距三星堆約十公里的成都市彭縣竹瓦街出土兩件青銅觶，其中一件內底銘文“牧正父己”。巧合的是，《元一統志》記載杜康墓在濛陽縣十五里，《說文解字·巾部》也稱少康即杜康。竹瓦街屬今成都市濛陽鎮。

（10）據《國語》《六韜》等記載，夏代末期曾發生地震引發堰塞，導致河水斷流。三星堆遺址西臨龍門山斷裂帶，這類自然災害在三星堆地區比二里頭更易發生。

綜合以上證據，三星堆文化極可能就是先秦時代人們心中所說的夏王朝（這里指的是區別于《史記》版本的夏王朝，詳細論證可見筆者先前文章）。基于這一認知，解釋三星堆為何會出現與各地相似的器物，就有了合理的依據。《左傳·宣公三年》王孫滿言：“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這正是后世所稱“禹貢”之事。所謂“遠方圖物”，指各方來朝貢物品與典籍，表達對夏王朝的臣服和認可。考古發現，三星堆青銅容器類器物在遼寧喀左、河北藁城臺西、安徽阜南臺家寺、安徽新干大洋洲、河南安陽殷墟、湖南寧鄉、湖北荊門等地均有出土，這充分佐證了《左傳》的描述。

過去由于未認清三星堆與夏文化的關聯，一些學者認為三星堆器物中與其他文化相似的部分是模仿品。但若無相應工匠、無藍本，三星堆人又憑什么能精準仿造如此復雜精致的器物呢？這顯然難以成立。

反觀《左傳》記載，春秋時期晉楚爭霸，中小國家頻繁在晉楚之間權衡，許國、宋國、蔡國等弱國不得不向強鄰進貢。類比三星堆時代，三星堆與殷墟的關系極有可能類似春秋時期的晉楚爭霸。

張光直晚年提出，可用三國或五代十國模式理解夏、商、周三代政權結構，此觀點堪稱獨到。于省吾、林沄教授認為商政權與諸方更像聯盟體，段渝教授亦指出三星堆政權是聯盟集團。換句話說，三星堆與殷墟的關系很可能就是類似晉楚爭霸那樣的聯盟與競爭關系。約在殷墟三期，三星堆遭受重大挫折，此事件被后世以商取代夏的故事演繹。由于缺乏足夠文獻佐證，這種替代關系被簡化為單一線性結構，導致現代學者在夏商文化研究中陷入迷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