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山海經》歷來被看作是我國古典時代的一部奇書，多數學者把它作為神話來研究，而本文則先對《山海經》的作者、成書年代及其書的性質有一個比較確切的判斷，并將《山海經》與《禹貢》、《天問》、《穆天子傳》等著作進行比較研究，然后從《山海經》中尋覓有關夏史資料，對其中敘述的關于夏族始祖、鯀禹父子關系、鯀禹治水、鯀的下落、禹后裔的又一支系、啟的傳說以及夏桀之亡等資料一一加以辨析，從而證實，以神話傳說形式表現所提供的歷史信息同樣不容忽視。

向來認為《山海經》是我國古典時代的一部奇書，甚至被稱為“海闊天空奇談怪論之代號”。書中內容充斥“奇言怪物”，難以卒讀，連司馬遷都說：“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1]

《禹本紀》早亡佚，而《山海經》卻傳世下來，受到一些研究者注目，他們認識到書中“包含著關于我國古代地理、歷史、神話、民族、動物、植物、礦產、醫藥、宗教等多方面的內容，保存著豐富的資料，是研究上古社會的重要文獻。”[2]其中有關夏人的神話傳說和歷史資料也是不容忽視的，在夏史文獻匱乏的情況下，治史者若能從中披沙揀金，撩開其神秘的面紗，再現歷史的斑駁影點，這是很有價值的。

一

在利用《山海經》資料來研究夏史的工作中，應對《山海經》的作者、成書年代及其書的性質有一個比較確切的判斷，然后再用《山海經》與其相近時代背景成書的相關著作對照加以研究，才能使《山海經》的史學價值顯現出來。

關于《山海經》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最早提出禹、伯益作說的是劉歆。他在上是書表中稱，“山海經者，出于唐虞之際”“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繼持此說者有《列子·湯問》[3]、《論衡·別通》[4]、《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第六》[5]等。以上所說均托古之言，不足為信。

而多數研究者則認為是戰國時期、最晚不過西漢初年所作。見于此說的有《四庫全書總目》為其代表，曰：《山海經》“斷不作于三代以上，殆周秦間人所述，而后來好異者又附益之歟。”此后梁啟超[6]、顧頡剛[7] 、徐旭生[8]、劉起釪[9]、倉修良[10]等諸家都有類似看法。

神話研究專家袁珂具體地考證了《山海經》的成書年代，他認為《山海經》“不是一時期一人所作。內中五藏山經可信為東周時代的作品；海外內經八卷可能作成于春秋戰國時代；荒經四卷及海內經一卷當系漢初人作。”后又明確指出：“以今考之，實非出一時一人之手，當為戰國至漢初時楚人所作。”[11]他認為系南方楚人所作，當有所據，如《五藏山經》、《海外》、《海內》三部分都以南西北東為敘述，與歷來中土習慣以東西南北序次先后不同，是以南方為先，突出南方的位置。而且書中多提及巫山和十巫稱謂，南方楚地流行術，楚人想像力，是產生神話故事的沃土，故稱系山海經出之于楚人之手，不無道理，此外，還有出之于齊地、巴蜀以及中原洛陽等說，不一而足。本人認為《山海經》基本上是一部先秦文獻，成書于戰國時代，內中摻有漢初成分，但不能改變其戰國時代的屬性，且出于南方楚人之手，恐此推斷不誤。

關于對《山海經》性質的看法，有一個認識的變化過程。司馬遷在《史記·大宛列傳》中第一次提到《山海經》，并稱書中“所有怪物，余不敢言”，當時史公未對該書定性，而看作是一部奇書。第一次給該書定性的是劉歆、班固，見于《漢書?藝文志》把《山海經》列入數術略下形法類。這一分類表明歆、固雖開創了目錄學，但尚不精確，況且當時地理學還處于萌芽階段，未成專門學問，《禹貢》附麗于經學中，而《史記·河渠書》、《漢書?地理志》都在史著之內，《水經》還未問世。就其《山海經》內容來看，分類者看重其“大舉九州之勢”，遂與天文五行龜書占夢并立，視為形法之學也就在理應之中。

到唐初修《隋書》，始著錄《經籍志》，是書分類比《藝文志》精細科學。這時《水經注》等地理著作都已問世，地理水利之書成為專門學問，《隋志》在史部目錄中專列地理類，舉《山海經》二十三卷郭璞注為本類之首，下列《水經》等地理水利著作目錄一百三十九部，一千四百三十二卷，蔚然大觀，成為史部下一重要門類。此后《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繼承《隋志》的分類法，都把《山海經》列為史部地理類，未見學者提出疑問。而到《宋史》中著錄于“五行類”下，又恢復到《漢志》的看法。

直到清人撰《四庫全書總目》，卻把《山海經》列入子部小說家類。《提要》認為：“究其本旨，實非黃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難考據，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諸家并以為地理書之冠，亦為未允，核實定名，實則小說之最古者爾。”[12]后來，余嘉錫著《四庫提要辨證》，對《山海經提要》做了辨證，他指出：“是書漢志在形法家，隋唐以下諸志，皆為地理書之冠。四庫始改入小說家，此豈街談巷議之出于稗官者乎?自我作古，變易劉、班以來之舊例，可謂率爾操觚者矣。”辨者受歷史條件限制，對“敘序山水，多參以神怪”，未能科學解釋，而對“道里山川，率難考據”，則提出“亦其時治之者未精耳。后來者畢沅、郝懿行二家，其于道里山川，多能言之鑿之，絕非憑空杜撰。”[13]據此，作者認定《山海經》仍應為地理類著作。

魯迅先生提出新說，他認為《山海經》“所載祠神之物多用糈 （精米），與巫術合，蓋古之巫書也。”[14]現在學者袁行需加以發揮論道：“《山經》是戰國初、中期巫祝之流根據遠古以來的傳說，記錄的一部巫覡之書，是他們行施巫術的參考。《海經》是秦漢間的方士書。《漢書·藝文志》將《山海經》與五行、蓍龜、雜占等書一起列入數術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與度測地勢建立城郭的形法書畢竟不同。《山海經》固然詳述山川、異域，但多采傳聞之辭，很難考實；而且并非以講述地理為目的,不可視為實用的地理著作。《山海經》與小說雖有因緣，對后世志怪小說影響很大，但它本身究竟不能算是小說作品。”[15]還是各執一端，難以置信。

應該說，對《山海經》性質的界定是有一定難度的，但從總體上分析其基本內容，還是可以將它列入某一類別的。本書是以山水為綱目，旁及地域物產、風貌，書中所指山水，多數可考知指實，中間雖多有神話荒怪之內容，但沒有巫術的操作儀規和巫師咒語，故難以稱它是巫書。清儒標新立異，把它列為小說家類，是從神話角度觀照，殊不知上古歷史受原始宗教氛圍籠罩，使一些歷史文獻帶上神秘色彩，實不足怪。因此我們認為唐人著《隋書?經籍志》把它列入史部地理類還是允當的。

為正確利用《山海經》文獻資料，還應將《山海經》與同時期的相關文獻加以對照研究。茲分述如次：

《山海經》與《尚書?禹貢》相比，雖然目錄學家把《禹貢》歸為經學著作，如按今天的科學分類，《山海經》與《尚書·禹貢》應都是古代的地理著作。《禹貢》是以大禹導水治山、規劃九州為基本線索，體現了夏代自然地理的分野，后人把它理解為夏代的行政區劃，這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推測，沒有歷史的可靠性。而《山海經》則以山為綱水為其目。“四海之內”，和四海之外，域外所聞多語怪物，多不可信，但其中如描述大人之國、鑿齒民、毛民之國等特征皆非怪語，從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角度來分析，這些特征和習俗并不為怪，而是確有其事。研究者一般認為《禹貢》大致成書于春秋戰國之交，而《山海經》成書于戰國后期鐵器普遍使用的時代。兩書都有非常珍貴的歷史地理資料。

將《山海經》與《天問》對照研究。屈原《天問》是一篇奇特的文學作品，作者從開天辟地，直問到三皇五帝以及三代歷史，一口氣提出 170 多個問題，應該認為凡是《天問》中提到的問題，都是先秦時代出現的神話傳說，內含一些歷史內容。如把它與《山海經》敘述的故事相比較，相似之處很多，如：鯀禹治水和共工的故事、昆侖神山和黑水、三危等異境，珍禽異獸毒蛇奇卉，夏啟得天樂《九辨》、《九歌》，羿善射等故事，舜受父弟虐待故事以及王亥賓于有易故事等。可見這些都是當時廣為流傳的故事。從中可見《山海經》與《天問》有很大的一致性。但《山海經》比《天問》故事要豐滿些，這些故事自有其淵源之所在，都有產生這些故事的歷史背景。

《山海經》與《左傳》《國語》記載的相關故事比較，《左傳》《國語》記載了夏后世系、夏族興起、鯀禹治水與共工斗爭、禹涂山之會、禹殺防風氏、會稽之會致群神、太康失國、少康中興、孔甲亂夏、夏桀無道而亡等，研究者認為基本可信，而《山海經》多夸張，往往許多故事是對歷史的演繹，研究者要認真鑒別。

與先秦諸子相比，諸子多為闡釋表達自己的思想而用上古故事作為背景資料，這些故事除得到渲染而情節化外，其基本史實還是有其流傳依據的。如《孟子?滕文公上下》、《墨子?兼愛中》記大禹治水，《墨子?非攻下》記禹伐三苗，大概都是從口述中流傳下來，而《山海經》則通過講述神話傳說故事而透露人們對遠古時代的記憶，帶有許多神秘色彩。

與《穆天子傳》相比，兩書都是戰國時代成書的作品(《穆傳》出自汲冢書，成書年代更容易確定)，兩書都由晉郭璞作注，可見被時人看待同等重要。《穆傳》是通過周穆王西征的故事，提供了西征交通路線，記載了華夏以外的部族二、三十之多支系，而《山海經》記述的地域更為廣袤，部族支系更繁多，兩書內容互為補充，為我們研究上古地理史、民族史提供了珍貴資料。

二

首先從總體上分析《山海經》的價值如下：

1.它保存著我國上古山水方面的資料。

《山海經》中所記山川并非都是虛構。據考知，酈道元的《水經注》引用《山海經》資料就有八十多條，并經酈道元下功夫考察。清代學者畢沅在其所注的《山海經》序里也說，書中山水，多數都能考知。譚其驤著文對黃河下游古道做出考實，并能把它描繪在地圖上。[16]

2.保存了古代礦藏和動植物等物產資料。

據統計《山海經》中記載有 226 處金、銀、銅、鐵、錫和玉石等礦藏，現大都可以證實，還記載了 260 多種動物和 130多種植物以及物產等，對研究生態史、資源史、經濟史提供了資料。

3.保存了古代醫藥、原始宗教、原始思維等資料，反映了巫術盛行、巫醫不分的歷史背景。

4.記述了將近一百個神話故事一是我國古籍中保存神話最多的作品，故可稱《山海經》是我國古代神話的集成。如：夸父逐日、精衛填海、西王母的故事等等。

5.保存了古代部族活動的傳說，如炎黃之爭、蚩尤之亂、顓頊、祝融、三苗、共工、犬戎、少吳、大昊、□頭、肅慎、堯、舜、帝嚳、帝俊等傳說，關于帝俊的傳說，更是獨一無二，僅在《山海經》中有記載。

6.關于夏商周三族早期歷史的傳說。如：王亥仆牛、有易殺王亥的故事、后稷播百谷的故事等。有關夏族、夏史的內容,茲分述如下：

(1)關于夏族的始祖。

《海內經》記：“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17]

駱明、白馬，不見其它文獻記載，而白馬說，顯然是把鯀神化，將動物擬人化是各民族神話之普遍手法。

將夏鯀始祖推至黃帝，見于其他文獻記載的則有《古本竹書紀年》、《世本》、《史記·夏本紀》和晉皇甫謐《帝王世紀》等，其排列譜系雷同，即：黃帝--—昌意--—顓項——鯀——禹。《山海經》亦認為黃帝是夏鯀始祖，從族屬上他們是否屬于一個譜系，我們不得而知，但不能排斥同居中原的部族在文化淵源上有聯系，它啟示我們去尋找先夏文化的始源地。

(2)關于鯀禹的父子關系。

《大荒南經》記：“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據考證：驩頭即矔兜、丹朱，本書所示鯀的另一支后裔，不見其他文獻，此說不知有何依據?

鯀禹為父子，也有一段神話，故引起一些學者對其父子關系的懷疑。《海內經》記：“鯀復生禹。”即《楚辭·天問》所謂“伯鯀腹禹”的故事。而《大戴禮記·帝系》記載則云：“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為禹。”為印證禹的神性，又衍生出感生說神話，大意是：“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修已，上山行，見流星貫昂，夢接意威，又吞神珠脆圮，胸坼而生禹于石紐。”[18]這是對“鯀復生禹”的演繹，是遠古時代的生育觀，至于鯀禹之間的父子關系，已被更多文獻證實而不容置疑。

(3)關于鯀禹治水。

關于鯀禹治水的地點、方法和效果，古代文獻多有記載。《山海經》中的有關記載，我們同樣應予重視。

《海內經》記“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把禹鯀治水功績連提，是認為大禹治水成功是繼承了鯀的事業。

《山海經》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解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我們認為這一段記載是對真實歷史的演繹。堯舜時期出現了洪水期，堯令鯀治水，鯀采用湮塞的辦法，沒有成功，后來堯又令禹治水，他用疏導法而“定九州”。但故事中間加上神話色彩，說鯀盜竊了“帝之息壤”（生生不息之土壤）用來阻塞河道，違背了“帝命”，于是帝堯命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關于鯀的下落，后有專段論述）。這在鯀禹治水之舉中又加上了“天帝”的旨意。

《山海經》還反映鯀禹治水和治山是并舉施行的。對其治水治山之壯舉，《禹貢》篇中均有反映。

在治水過程中，大禹與共工氏發生了沖突，《山海經》對此也有反映。如：《大荒北經》記“共工之臣名曰相繇（相柳），九首蛇身，自環，食于九土。其所歟所尼，即為源澤，不辛乃苦，百獸莫能處。禹湮洪水、殺相鯀，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為池，群帝因是以為臺，在昆侖之北。”斗爭十分激烈，同時反映了大禹治水也有“湮”塞方法，并不是單一的疏導，而是疏導與湮塞并用，這才是治水成功的秘訣。

《山海經》作者很看重大禹“導積石山”在治水中所起的作用，故書中多次提及這一工程。

歷來注家認為：積石山有二：一在漢金城郡河關縣（今甘肅臨夏）西北，在今臨夏西北至青海循化縣間，唐宋時設有積石軍（軍相當于縣）。這里有個積石山，羌人稱唐述山。縣城西北又有積石關，下臨黃河，兩山如削，兼河與關，形勢險要。另一在今青海東南部，距西寧西南五百余里，黃河北岸，《元史·地理志》稱作大雪山，今名阿尼瑪卿山。《括地志》稱前一個叫小積石山，后一個叫大積石山，如按此說，大禹治水從黃河源頭開始導起，實在難以叫人信服。徐旭生先生撰文《堯舜禹》（上）提出新說，大意是：積石山恐怕不是什么大山或有名的山。禹及助手探查河道留一些記號，積成石堆，蒙古人作記號時就堆一堆石頭，叫做“鄂博”。這個地方是在山西、陜西、內蒙古、寧夏或甘肅的哪一處，現在全無法知道。所能知道的，在龍門上游。[19]徐旭生的看法比較符合實際，如從黃河源頭去尋找大禹治水的蹤跡恐難解決問題。

(4)關于鯀的下落。

《海內經》記：“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又《中山經》記：“南望□渚，再父之所化，是多仆□、蒲虛。”

關于鯀下落的說法在《左傳》、《尚書·堯典》、《洪苑》、《國語·魯語》、《拾遺記》中都有“殛死”，“化為玄魚”等說法。這些神化為獸的故事，在古代神話中屢見不鮮，是遠古人類的一種思維方式。

(5)關于禹的又一支系。

《大荒北經》記：“有毛民之國，依姓，食黍，使四鳥。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役采生修鞈，修鞈殺綽人。帝念之，潛為之國，是此毛民。”綽人是毛民之國的先祖，依姓，是黃帝之后裔。據上文載，綽人被禹之后裔消滅而逃亡，“潛為”后復建毛民之國”（因身上汗毛濃密特征而得其稱號）。文中所提均國、役采、修鞈，不見他書記載，這一譜系可能是禹的另一支系，存疑。

(6)關于啟的傳說。

首先是神化啟出生的傳說。《中山經·中次七經》記：“又東三十里，曰泰室之山。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梨而赤理，其名栯木，服者不妒。有草焉，其狀如榮，白華，黑實，澤如蘡薁，其名曰?草，服之不昧。上多美石。”

泰室山即今河南登封嵩山，相傳是啟的出生地。郭璞注：“次玉者也；啟母化為石而生啟，在此山，見淮南子。”袁珂案；啟母化石生啟事，今本淮南子無，惟見漢書武帝紀顏師古注引淮南子：“再治鴻水，通軒轅山，化為熊。”謂涂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涂山氏往，見禹方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這段啟母化石生啟的神話透露出啟是禹承涂山女而生，其出生地在今河南嵩山附近，我們可以認為這是神話提供的歷史信息。

夏亡國后啟初創禮樂的措施也見之于《山海經》，如：《海外西經》記：“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九代（疑即九韶）；乘兩龍，云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在大運山北。一曰大遺之野。”又《大荒西經》：“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即啟，避漢景帝諱），開（啟）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啟）焉得始歌九招（韶）。”春秋戰國時批評啟不恤國事，惟以酒食聲色自娛、這是與大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的品德相對照，其實這是啟在建國初，為取信于聯盟而應采取的必要措施，是無可厚非的。

啟的統治范圍，文獻上沒有明載。但《海內南經》記：“夏后啟之臣日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請訟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是請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注家云丹山即巫山）本文稱夏后啟之臣日孟涂主司神于巴，沒有其他文獻支持，難以置信。不過現巴蜀考古證實，那里農業文明早就興起，夏與巴蜀文明有何聯系，尚須進一步探尋。

(7)關于夏桀之亡。

《大荒西經》記：“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既立，無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本文描寫成湯伐桀之史實，與刑天之神話聯系在一起，以顯示成湯之威力，是受天命與支持。

以上列舉《山海經》中有關夏族、夏朝的神話、傳說的歷史資料。從具體內容來看，它不是信史，但也不是完全虛構的神話，即使有些神話稀奇古怪，但也自有它的淵源。神話與遠古人們的生活的歷史有著密切關系，它表現出的是神話傳說形式，而卻透露出歷史的閃光點，我們研究上古史，特別像夏朝這樣充滿神秘性的王朝，更不要舍棄其神話資料，正如茅盾先生所說：“一切神話無非是原始的哲學、科學與歷史的遺形”[20]，對《山海經》中含有的“歷史的遺形"，我們也要進行“發掘利用”和科學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