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在市場經濟上表現為對凱恩斯主義的反駁，要求政府降低社會福利保障與經濟控制，允許市場通過自主調節分配社會資源，同時將資本的邏輯滲透進個人的醫療、教育等各個方面。在政治層面上，新自由主義表現為極強的“個人責任論”，認為比個人需要為自己的生活負責，強調“個人選擇”的權利與機會。1954年，一本名為《O的故事》的小說出版，講述了一位女性自愿流轉于不同的男性身邊，自愿作為他們的奴仆被折磨，最終使男性愛上她，為其折腰的故事。在新自由主義的敘述中，所謂“自愿”即是“個人選擇”中最大的陷阱式話語，它以個人意志的（偽）自主性，忽略了社會結構、性別結構帶來的不平等，使原本赤裸呈現的不公與錯誤被潛藏進了“我愿意”“我想要”的話語符號中，令眾人無以為一切都是甘之如飴的自我抉擇。

☆ 這樣以新自由主義為口號，假借自由選擇的虛偽說辭遮掩真正問題的案例還有很多，2023年的「瘋馬秀」討論便是典型之一，它試圖以“女性獨立”與“選擇的權力”為標榜，合理化將女性身體客體化，滿足男權社會凝視欲望的商品消費邏輯。

☆ 當然，這些女性主義相關的案例不過是為了說明新自由主義影響下，“個人”的概念被放置在極高的位置，無論是貧窮、富裕，還是博學、寡聞，所有社會行動的結果都可以被歸因為“個人的作為或不作為”，由此便容易導致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所說的“倦怠社會”，當個人發現所有的問題最終都將指向自己的時候，他便不再是被社會結構或生活秩序所影響的對象，而是缺乏遠見卓識、不思進取、自甘墮落的角色，結果導致個人成為自我規訓、自我鞭笞的主體，如同被鎖鏈困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羅米修斯，日復一日地被鷲鷹啃食肝臟，而那只猛禽，就是自我。

☆ 新自由主義的泛濫意味著眾人很容易在當代的社會生活中找到類似的話語，例如“每個人都有選擇”“你可以選擇當985的博士生，也可以選擇當網紅”，在這一層面上，說話的人從不將除“個人選擇”之外的社會性問題考慮在內，包括教育環境、傳統價值理念或其他社會文化的困局。此外，新自由主義將一切市場化、消費化的后果，便是讓商品經濟的邏輯主宰了社會生活，商品拜物教、勞動異化的軌跡更加清晰，所以幾乎所有的問題最終都會被拋回到貨幣關系上作出衡量：“不要因為自己賺得少，就嫉妒人家賺得多，有本事你也去賺”，渾然不覺真正令眾人感到憤怒與痛苦的或許并不是簡單的勞動報酬問題，而是眾人長久以來賴以獲得行動合法性的秩序正寸寸龜裂，獨木難支。

☆ 當普通人深陷“內卷”的自我剝削，每日反芻是否“不夠努力”，是不是自我的努力走錯了方向時；當“知識不再改變命運”，曾經視為真理的社會承諾失效，學歷與文憑不能作為等額回報的籌碼時；要眾人如何走出這圍城模樣的牢籠，如何與“明明很努力但遠遠不夠”的痛苦和解？

☆如果把這一切都歸咎于“羨慕嫉妒恨”“賺不到錢眼紅”，那未免把問題看得太輕浮了些，也把普通人在當下的困境說得太粗糙、太敷衍了些。歷史發展是一條長河，它詭譎多變、喜怒無常，有很多抽象又宏大的詞匯，有十幾年、上百年的時間可以允許發展、迭代。但在河中沉浮起落的具體的個人呢？我們應該如何在時代中自處，如何應對眼前的迷茫失措，如何尋找痛苦的答案并試圖理解它，乃至解決它呢？

☆ 我想，這大概是這篇文章之所以會出現的，最重要的原因。

disappointed

穩定的集體良知☆

社會成員行動的核心☆

@TuTouSuo??

在開始談論這個問題之前，可以先拋出一個在昨天推文評論區出現的觀點：“市場的風口發生了變化，網紅是社交媒體與直播經濟的產物，而知識分子或生產性勞動者正面臨新的調整。”

乍一眼看上去這套邏輯十分合理，市場經濟、媒介技術的轉型在任何時代都能夠創造出新的社會偶像，社會躍遷與職業發展的標準似乎也在百年間面臨著數次調整，新的產業出現，舊有的社會培養方案發生相應變化。如同法蘭克福學派學者洛文塔爾在《大眾偶像的勝利》中討論的那樣，20世紀初期，公眾關注的是來自工業、商業、科學創新等生產領域的偶像，而到了40年代，消費性偶像開始取代生產性偶像，來自電影界、體育界的明星成為眾人追捧的對象，相比于生產的價值，公眾更在意情緒上滿足，將大眾偶像看作是商品，心甘情愿地進行消費。

此番邏輯看起來十分流暢，實際上卻偷換概念，書寫了一套十分蹩腳的謊言。其中，生產性偶像的衰弱并不代表生產性工作遭到冷遇，白手起家的金融巨鱷、科技公司總裁的故事依舊維持著一條“向上攀登”的道路；而消費性偶像也都擁有著較強的職業壁壘：電影演員、棒球或橄欖球球星等，他們往往擁有旁人所難以企及的能力或優勢，再加上大眾媒介的稀缺性為其賦予了社會眾人不可輕易獲得的曝光資源，為他們得到資本的青睞與追捧創造了合法性。

在解釋現代社會之所以能夠維持既有的生產秩序與生活聯結時，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涂爾干創造了“集體良知”的概念，認為現代社會是一個松散且開放的共同體，個人之間的共同文化經驗與生活背景出現了較大差異， 不再以部落和宗族的傳統規則作為聯系個體單位的中介渠道，轉而通過更加抽象的、長線的經濟或政治紐帶結合起來。“集體良知”關注的是一種“前契約團結”，即在進行相應的社會活動時，行動雙方都默認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某些規則秩序，例如誠信、公平、公正等等。正是因為如此具有先驗意味的前置條件，才使得現代勞動分工體系得以形成，才能夠有效地促進勞動生產活動的實現。

如今，在“網紅百萬‘驗資’”事件中面臨最大的矛盾點，就在于主導了優績主義的那套說辭面臨著嚴重的危機：努力會使你擁有能力，而能力將推動你跨越階級，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

在這里，最典型的、主流的方式，一方面是通過考學，完成學歷的晉升，通過文憑、過往累積下的資源，得到勞動報酬。曾經流傳的那句“知識改變命運”，本質上呼喚的是“學歷改變命運”。另一方面，即使沒有學歷，能力、技能的提升與熟練程度也將推動個人向上流動，例如一位學藝精湛的泥瓦匠，同樣能夠獲得良好的社會名聲和他人的尊重。

這是現代社會運作過程中講求的“前契約團結”，是預設好、鋪陳好的一套標準，正是因為眾人相信且遵從其要求，才能夠實現合力有效的社會行動，維持共同體的集體認同感。

換言之，如果以上方法無法在實際的社會活動中得到確認（例如高學歷人群缺乏與之相符的就業機會），或是有另一套完全顛覆當前秩序體系的路徑出現（例如短時間內不參與任何生產性勞動獲得大量利益回報，或者不具備明顯的“技能”“學歷”用以兌換等價的勞動報酬），那么過往潛隱在公眾心中的“集體良知”將在與現實情況的碰撞間，產生極強的矛盾感。而在這類社會規則指導下的努力考學、努力工作等實踐活動，也將被自我懷疑淹沒。

所以現在的問題從來不是“網紅們不配、不能”，也不是對“網紅”這個職業的貶低與譏諷，而是當“兩小時”和“上百萬”聯系在一起，面對的卻是個既沒有明顯的專業技能的職業壁壘，又缺乏學歷背書的場景時，要讓矜矜業業，勤勤懇懇地踏在功績主義道路上，信奉“努力就有回報”的人們如何再相信曾經篤定的升學、培養專業技能，從而向上攀登的道路。

這無關乎“羨慕”“嫉妒”，更多的是眼睜睜看著既有社會秩序在某個時刻土崩瓦解的錯愕和難以置信。

☆ 用什么來獲得合法性呢？

在昨天的評論區里還有另一個觀點：“網紅也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尤其是能夠走到頭部的網紅”。這個從不需要否認，任何一個行業要走向頂級，都需要付出大量常人難以忍受的代價，“頭部網紅”也不例外。

如果眾人對這一道理已深刻領悟，那又是為何對其獲得的報酬感到不滿，甚至憤怒呢？

這里需要引入馬克思·韋伯關于社會分層的觀點。他認為任何個體都處于群體、社會的結構體系中，可以從政治、經濟、文化的角度劃分出不同區隔，即政治分層、經濟分層與文化分層，同時，三者間還可以相互轉化，即通過文化為政治或經濟權力創造合法性。

韋伯坦言，社會有一種普遍的需要，即讓人感覺那些上層人物是配得上他們所擁有的財富的；因此那些逐漸掌握財富和權力的人就試圖用文化尊貴性來包裝自己。像是中世紀時期的查理曼大帝通過戰爭建立起王國后，需要教皇為其加冕，從而得到社會認可一樣。[1]有錢人希望培養對高雅文化的審美體驗，渴望漂亮的履歷和學歷為其賦予地位的合法性；文化精英則試圖通過聲望獲得更多財富。

換句話說，財富與身份地位是需要被認可的，它無法懸浮于社會之上。而獲得的勞動報酬與財富累積越多，對文化資本、政治資本的要求就越高。

如此說來，在所有人都很努力的社會里，似乎最不值錢的，就是“努力”，而想要仰仗“努力”的說辭就換得夠公眾對如此龐大的收入回報的認可，聽起來也有些癡人說夢的味道。

這些得到了高額回報的“網紅們”的問題在于，勞動所要求的技能可見性太低，而又缺乏足以傍身的文化資本，結果導致說來說去，只剩下兩個干癟癟的“努力”。

嘴巴一張一合，才發現這是當下最不值當的玩意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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