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冷戰開始后的第一個20年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中，曾發生過兩次動搖社會主義陣營根基的事件。第一次是1956年的

“波蘭事件”

，第二次是1968年的

“布拉格之春”

事件。

從最后的結局來看，“波蘭事件”和“布拉格之春”，都被蘇聯平息了。但平息的方式，卻非常不同。

其中1956年的波蘭事件中，雖然蘇聯也調集了重兵，向波蘭首都華沙開進，但最后由于中國站出來說了一句“公道話”，避免了這次事件演變成流血沖突，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威望，并沒有受到太大傷害。

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中，因為中蘇交惡，蘇聯只能自己出面解決這事，最后不得不派出軍隊，直接空降布拉格機場，以軍事介入的方式，直接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期間造成多起流血沖突。

最終“布拉格之春”雖然被平息了，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分裂的趨勢，卻再也無法轉圜了，間接的為后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埋下了伏筆。

那么問題就來了，同樣是解決危機，為何蘇聯百萬雄師，還比不上中國的一句“公道話”呢？難道當年的中國，在社會主義國家之中，已經有遠超蘇聯的影響力了？

一、波蘭事件，赫魯曉夫兵指華沙，中國力挽狂瀾

1956年10月，波蘭統一工人黨（社會主義政黨，約等于波蘭共產黨）決定召開八中全會，改選中央第一書記，戴著“右傾帽子”的波蘭統一工人黨前書記：

哥穆爾卡

，贏得了更多人支持，即將擔任新的波蘭領導人。

這本來是波蘭內政，但

哥穆爾卡這個人，不太聽蘇聯的話。他曾被打為“右傾民族主義者”，認為波蘭雖然是社會主義國家，但首先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其內外政策，應該由波蘭人民自己選擇，而不是被蘇聯遙控。

蘇聯更看好的人選，是時任波蘭國防部長的

羅科索夫斯基

，他本是波蘭人，同時也是蘇聯元帥，與蘇聯方面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在政治觀念上，也更傾向于和蘇聯保持一致。

因此，在得知波蘭方面不聽自己的建議，執意要選哥穆爾卡上臺以后，赫魯曉夫直接派大軍，從東德和蘇聯兩個方向，向波蘭挺進，兵指華沙。

與此同時，赫魯曉夫還不顧波蘭的反對，強行“訪問”華沙，想要當面逼迫波蘭統一工人黨，做出符合蘇聯意志的選擇。

而波蘭方面呢，也比較剛。華沙這個地方的人民，選邊站隊可能不太行，但斗爭精神還是很強大的。因此得知蘇聯從兩個方向，派出坦克向華沙進軍以后，華沙人民不但沒帶怕的，還積極地跑出門游行抗議，甚至有人提出，把赫魯曉夫扣押下來當“人質”。

這種危機關頭，赫魯曉夫自己也有點懵。他倒不是怕被波蘭給扣了，實際上在波蘭國防部長，羅科索夫斯基站在蘇聯一邊的背景下，波蘭政府所能掌握的軍事力量實在有限，根本威脅不到赫魯曉夫和蘇聯。

真正讓他擔心的，是一旦蘇聯和波蘭開戰了，那就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內訌。蘇聯就算贏得再漂亮，在冷戰的背景下，都是輸了。

但是放任波蘭如此謀求“獨立”，對蘇聯領導社會主義陣營，顯然也是不利的。

一時之間，赫魯曉夫也陷入了兩難。

這種背景下，有人提出召集社會主義兄弟國家開會，一起討論“波蘭事件”的性質，然后在大家的意見基礎之上，解決這個問題。

赫魯曉夫同意了，雖然說是召集社會主義兄弟國家開會，但誰都知道，這就是要征求中國的意見，因為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就算真的對蘇聯有意見，也根本不敢提。

于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視線，全都看向了北京。

1956年10月24日，劉少奇率代表團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會上，劉少奇代表毛主席和中央給出了我們的看法，其實就是一句話：

波蘭事件上，蘇聯犯了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但這并不影響其社會主義陣營唯一核心的地位。

中國的這番表態，既照顧到了蘇聯最擔心的問題，也就是其它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還聽不聽自己領導的問題，也坦率地批評了波蘭事件中，蘇聯犯下的大國沙文主義錯誤，從而安撫了波蘭的情緒，避免了事件進一步升級。

就這樣，一次可能演變成流血沖突的事件，因為中國發揮了作用，比較完美地解決了。但12年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就沒有這么幸運了。

二、布拉格之春，蘇聯軍事上的大勝，政治上的災難

與1956年的波蘭事件相比，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興起的“布拉格之春”，性質更加惡劣一點。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不但是要換個領導人的問題，而且要對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民主化”改革，建立一個“新型的社會主義”模式。

這顯然是蘇聯不能接受的。

與1956年相比，此時的蘇聯，在軍事上也許更加強大了，但在對外關系上，由于與社會主義中國的交惡，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威望大降。

大多數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對于蘇聯都是敢怒不敢言的狀態。越是如此，蘇聯就越要加強對這些國家的操縱。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爆發“布拉格之春”運動以后，經過幾次談判，發現不能阻止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運動之后，時任蘇聯領導人的勃列日涅夫，下達了軍事介入的命令。

1968年8月20日上午，一架蘇聯民航飛機借口機械故障，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機場降落，機場指揮部根本沒有多響，就允許他們落地了。

結果飛機一停下來，幾十名身穿便服，荷槍實彈的蘇聯特種兵，直接沖了出來，搶占了機場。隨后，在他們的指揮下，蘇聯和華約集團大規模的空降部隊，開始在機場降落。

短短幾個小時，蘇聯的裝甲車和坦克集團，已經接管了布拉格。與此同時，華沙各國近50萬軍隊，從不同的地點，全面進入捷克斯洛伐克，徹底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

坦白說，從軍事領域來看，蘇聯軍隊這次突襲，簡直可以說是典范式的空降作戰。但如果從政治領域來看，這完全就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一場災難。

蘇聯和華約軍隊的行為，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徹頭徹尾的入侵。雖然說暫時平息了“布拉格之春”運動，牢牢地把捷克斯洛伐克，綁在了蘇聯身邊。

但是你得到人家的身體，卻得不到心，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從此以后，對蘇聯不再有基礎信任了。一個動不動就派兵接管你家的老大，誰還敢信？

這不僅嚴重動搖了社會主義陣營整體的力量，也給了敵人可趁之機，為后來東歐劇變埋下伏筆。甚至直到今天，俄羅斯還在受這種魯莽行為的影響，東歐國家的恐俄癥，就是這么來的。

那么，為何在1968年的時候，蘇聯不找中國出來說一句“公道話”，和平解決此次危機呢？就算中蘇關系惡劣，找個其它國家，扮演中國的角色，不可以嗎？

三、重要的不是中國說的那句話，而是蘇聯對待中國的態度

回到上面那個問題，答案是不可以。

1968年布拉格之春時，蘇聯不找中國出來勸和的原因，不用多說了，當時中蘇關系緊張，就差打起來了，蘇聯自然不可能在這個時候找中國。

至于為何不能找其它國家替代中國，扮演這個“和事佬”的，其實有三層邏輯在里面。

第一，

“和事佬”不是誰想當就能當的，你得有身份和地位。

而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間的分歧，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請外人來說和，只能請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勸和。

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之中，唯一能夠讓蘇聯，和其它社會主義小國，都認可有做“和事佬”資格的國家，就只有中國。因此當中蘇關系一交惡，蘇聯就再也找不到一個國家，可以替它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緩和矛盾了。

第二，

1956年，中國能通過講一句“公道話”，就安撫波蘭和蘇聯雙方的矛盾，這事的重點，其實不在那句話，而是蘇聯對待中國的態度，對于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本身就是一面旗幟。

簡單一點來講，就是蘇聯既然允許中國批評自己“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那么在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看來，這個老大還不算無藥可救。

可是1960年以后，中蘇關系交惡，社會主義國家一看，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你蘇聯就因為人家跟你有不同看法，就要針對他，把他排擠出社會主義陣營的圈子，那我們這些小國，還有什么希望？

所以說到了1968年的時候，蘇聯對中國的態度，就決定了其它社會主義國家，根本不信蘇聯能改掉大國沙文主義的問題，這時誰說話都沒用了。

第三，

從蘇聯的角度來看，這兩次事件還是有所區別的。波蘭那次，屬于小弟不聽話；捷克斯洛伐克這次，屬于小弟要造反。因此對待“布拉格之春”的態度，也更堅決一點。

總而言之就是一句話，隨著與中國的交惡，實際上到了1968年的時候，蘇聯已經把自己其它的路堵死了，只能靠武力威懾，勉強鎮壓住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不至于造反。

四、結語

縱觀“波蘭事件”，以及“布拉格之春”事件，前者靠中國一句“公道話”平息，后者靠蘇聯強大的軍事力量平息。事情都解決了，然而其結果卻迥然相反。

那么為何蘇聯百萬雄師，還比不上中國所說的一句“公道話”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對于當時的蘇聯來說，社會主義國家是兄弟而不是敵人。兄弟之間，吵吵鬧鬧都是常事，過去了也就過去了。但你要真的下死手，拿刀去砍兄弟了，那么兄弟就變成敵人了。這是在把兄弟變成敵人，標準的取死之道。

蘇聯在外本就有美國這么一個強大的敵人，又把自己為數不多的幾個兄弟也變成敵人，舉世皆敵，豈有不敗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