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菁《歷史的鐘擺》是對八位中外歷史學者（費正清、傅高義、周錫瑞、柯文、裴宜理、伊佩霞、葛兆光、許倬云）的記錄和訪談。2025年7月即將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文︱葛兆光

一

李菁在撒馬爾罕旅途中給我寫信，讓我給她對歷史學家的訪談錄新書寫一篇序文，我其實很猶豫，因為她對我的采訪也收在這本書里，這讓我很難拿捏序文的分寸。

不過，看了書的部分內容之后，我又有些釋然，因為這里涉及的學者們，除了較早過世的費正清之外，我和其他人多少都有或近或遠的交道。我和傅高義先生見過兩面，特別在上海還有過一次較長談話；周錫瑞先生不僅很早在北京見過面，他還在英文刊物上為我的《何為中國》英譯本寫過書評。我也給柯文先生的自傳中文版《走過兩遍的路》寫過推薦詞，說他能在幾部著作中多方面為學界提供典范和方法。伊佩霞教授呢，大概是二十多年前吧，我就給她的《劍橋插圖中國史》（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中譯本寫過評論，對比中國的歷史教科書，說它不僅“擴充了歷史記述的空間，也增添了歷史閱讀的興趣”；而與許倬云先生就更加熟悉，特別是十年前，他不僅特意通過視頻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為我的《宅茲中國》一書舉辦的討論會上講話，而稍后我也應邀給他的《華夏論述》寫過“解說”。至于裴宜理教授，我更曾兩度是她擔任社長的哈佛燕京學社的邀訪學者，至今我還清楚記得2014年5月，我和她在Cambridge一家西餐廳共進午餐時的談話，她說到在安源和萍鄉調查之難，這讓我非常感慨。

二

這就是了。這部《李菁歷史人物訪談錄》寫的，其實就是一個有關中國研究的歷史學者群體，這個群體，各自色彩不同，風格各異，而且切入中國歷史的角度和問題，也彼此參差。這正符合我的理念，也就是“一個歷史，共同研究，多種理解”。

在李菁的書中，你可以看到費正清憑借“挖掘中國的更多史料檔案，來創建一個更加全面的中國現代史觀”，他的“沖擊-反應” （impact-response）成為一種理解近代中國轉型的典范；而柯文則恰恰從批判費正清這一模式開始，用“中國中心觀”即“在中國發現歷史”，把理解中國歷史的方向掉了一個頭；傅高義通過鄧小平這個最高層人物來理解當代中國，“研究過日本，又有社會學訓練”曾經是他的一個知識背景；同樣研究當代中國，裴宜理卻更關注“民眾反抗與底層政治，橫跨政治學與歷史學領域”；伊佩霞是古代中國史專家，她的《宋徽宗》《內闈》和早期的《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是從女性、皇帝、貴族等不同層面，即書中所說的“于歷史細微處”來理解傳統中國的。同樣從社會階層和社會變遷角度觀察歷史，周錫瑞卻是從義和團、辛亥革命，甚至一個姓“葉”的家族歷史來觀察近代中國的，他強調研究“中國”必須注重“地方”，也注重“人”，因為“每個人的命運軌跡，背后都是波瀾壯闊卻又風云變幻的大歷史”。許倬云先生的專長在先秦社會史，他的《中國古代社會史論》《西周史》曾經是經典著作，不過最近他在美國看中國，寫了好些觀察大歷史的著作，他自己說，他是“從制度史轉變到社會經濟史、轉變到文化史、轉變成大歷史”。而我呢，當然也喜歡中國大歷史，不過和許先生不一樣，我不僅是從思想、宗教和文化史進入大歷史的，而且是從中國出發看中國史，也從中國出發看全球史。

歷史雖然只有一個，中國也只有一個，但歷史學者卻總是橫看成嶺，側看成峰，在一個歷史過程中看到不同的歷史因果，因為他們有自己的觀察角度，有自己的問題意識，有自己的分析立場。每一個歷史學者，都試圖呈現自己的特別看法。在這本書有關費正清的那篇里，有一句話讓我特別感觸，這就是費正清所說的“成為學術上獨一無二的人”！好的歷史學者忍受不了人云亦云，絕不可能鸚鵡學舌，他們各自有各自的中國認識，讓他們筆下的中國史，呈現出繽紛色彩，所以，他們才有“被訪談”或者“被記錄”的價值。

三

說到“被訪談”或者“被記錄”，其實無論是記錄還是訪談，看上去這些歷史學者是主角，實際上提問、觀察和記敘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我曾接受過不少采訪，對這一點深有感觸。一個好的提問者或記錄者，她的問題和她的觀察不僅可以讓受訪者愿意講述自己學術研究的經驗和感想，也許，還可以激活受訪者新的思考、新的聯想，甚至產生新的觀點，更能讓讀者從“讀其書”到“知其人”，更洞察他們所處的時代。

李菁的訪談和敘述都很用心，在這部書中，你可以注意她特別講述的一些關鍵的“點”，及一些有趣的“事”。這些“點”有的涉及學術大勢，這些“事”有的則關系到學者本人。比如，1950年代費正清的東亞區域研究，“對美國獲得更全球化、跨學科的視野，以及對外交政策產生的深遠影響”，這是有關大歷史的“點”；而1960年代的社會思潮影響周錫瑞走向“社會史”，則是因為“我們對外交事務、國家領袖和知識精英等已經沒有研究興趣了。我們想要研究的是‘人民’”，這是關于學者的“事”；又比如，在伊佩霞最初進入中國學領域的時候，為什么駁倒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又譯魏特夫）1957年出版的《東方專制論》“事關重大”？這應該也是美國的中國學史中一個有趣關節；再比如成書三十多年后，柯文回顧自己的著作《在中國發現歷史》，仍然覺得書名起得恰到好處，為什么？他說是因為“這是對黑格爾的觀點‘中國沒有歷史’最機智的反駁”。這話讓我們更理解這一學術觀念的歷史背景和思想淵源。而李菁的記錄中也說到，裴宜理的父母曾經在中國傳教或任教，都會說中國話，但裴宜理年少時期從未記得父母用中文交流過，“因為父親只會普通話，而母親只會上海話”，這真是有趣的事。

歷史學者也是普通人，只是他們從事的，是歷史知識的開掘與積累，具體說，是有關東亞和中國的歷史知識的傳播。好的學者都有一種使命感和責任心，我特別感動于書中柯文所說的那個故事，他說，費正清在六十歲生日時，對學生們立下規矩，“不用回饋我，傳遞給別人”。

我想，李菁編這本記錄學者的書，初衷大概也就是把學者的所學所思，“傳遞給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