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
編者按:隨著韓國總統李在明上臺執政“滿月”,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日漸明晰。在3日李在明公開表示將盡快改善韓中關系后,如何促進兩國關系、加強經貿合作備受外界關注。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相關話題展開討論。
禹守根:韓國東亞研究所所長、韓中全球協會會長
張慧智: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王俊生: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首爾正回歸正常外交軌道
【韓】 禹守根
7月3日,韓國總統李在明在青瓦臺表示,將盡快改善韓中關系。作為李在明上屆總統競選團隊的外交與安全特別顧問,以及目前與執政黨共同民主黨多名外交安全領域核心人士保持密切溝通的學者,我一直認為改善韓中關系是李在明政府的“必選項”。
事實上,無論政治立場是保守還是自由,但凡具備理性判斷力的韓國民眾都清楚韓中作為相鄰國家關系的重要性,也明白與鄰交惡對自身毫無益處。換言之,許多韓國人已意識到改善韓中關系的必要性。因此,兩國應繼續通過冷靜對話,在能營造友好合作氛圍、彼此不感到過多壓力的領域加強合作,以鞏固雙邊關系。
當前,全球貿易環境因少數國家的扭曲貪欲而惡化。但作為國際社會的核心國家,韓中需要緊密合作,維護自由貿易和公平競爭,這關乎全球社會的可持續共同繁榮。全球自由貿易環境受損,對韓中兩國均會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若在此情況下兩國關系改善,雙方將能夠進一步推動經濟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從而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實現增長新突破,同時強化共同安全。
作為近鄰,韓中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共同文化背景,但近年來多種因素導致兩國民間交流出現一些負面情緒。隨著韓國新政府上臺,如何重建韓中民眾的相互理解和情感聯結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議題。事實上,過去幾年通過我創立的韓中全球協會推動的民間交流合作,已充分證明由于地理鄰近,韓中數千年來一直保持著極為密切的歷史互動,形成了世界上最相似的文化、傳統、習俗和生活方式。換言之,兩國擁有世界上最牢固的情感紐帶。有鑒于此,促進兩國民眾相互理解和情感聯結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增加民眾互動、溝通和 “直接接觸” 的時間。兩國民眾直接交流接觸的機會越多,彼此之間的誤解與偏見就越少。我堅信,隨著相互理解和情感紐帶的進一步加強,兩國民眾將建立起愈加珍視彼此、且越來越不易被外部負面因素動搖的關系。
前總統尹錫悅的“價值觀外交”采取單邊傾向,導致中韓雙邊合作屢屢受挫。實際上,尹錫悅政府的 “價值觀外交” 主張 “與重視人權、自由民主的國家加強聯系”,但坦率地說,世界上有哪個國家不重視人權和自由、民主呢?每個國家環境不同,表現形式略有差異,但這一普世價值歷來是正常國家的共識基礎。尹錫悅政府的 “價值觀外交” 建立在荒謬且不合邏輯的前提下,大多數具備常識的韓國民眾不會支持,因為這種外交是與尋求對抗和分裂的國家加強聯系,同時損害韓國的國家聲望,危及國家生存與繁榮。在這種情況下,所幸李在明政府正嘗試以“實用外交”回歸正常的外交軌道。
長期以來,韓美同盟是韓國安全的基石。遺憾的是,朝鮮半島目前仍處于南北分裂狀態。此種情況下,韓國嚴重依賴韓美同盟來保障自身生存與繁榮,這一同盟確實為韓國國家安全提供了重要支持。但美國目前正試圖將韓美同盟用于不同目的,導致韓國面臨被卷入東北亞緊張局勢升級的風險,這違背了韓國自身意愿。這將帶來非常危險的局面,不僅有損韓國國家安全利益,也不利于東北亞整體和平安全架構。換言之,韓國需以21 世紀“中等強國外交”的姿態,秉持中庸精神,不過度偏向任何一方,追求全球共贏。
近期美國決定對鋼鋁等產品加征關稅,將對韓國相關產業帶來嚴重影響。在此背景下,韓國政府可能會通過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來對沖美國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通過推行“實用外交”,追求自由貿易、廣泛開放、交流與公平競爭的李在明政府,將避免僅與特定陣營互動合作的不切實際態度。只要符合互利原則,無論左翼還是右翼主導的國家,韓國都會與之攜手。但在這一過程中,如何應對和克服各種障礙與壓力,正是李在明政府需要展現的能力。
提升中韓經貿合作,三個問題不容忽視
張慧智
李在明政府上任后在對華關系方面,表達了“積極修復與中國關系”的意愿。這不僅是維護朝鮮半島和平穩定、對沖“特朗普沖擊”的戰略考量,也是克服國內經濟問題的現實需求。
新政府上任后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經濟和民生問題。2024年度韓國GDP 2%的增長率全靠出口支撐,內需貢獻率極低,僅有0.1%。在通脹嚴重、內需不足、建筑業投資大幅下滑的情況下,美國實施的“對等關稅”及全球市場需求低迷給韓國出口帶來嚴峻挑戰。
今年5月,韓國出口貿易同比下滑1.3%,其中,對中美日等國的出口貿易均減少8%以上;6月華盛頓對汽車、鋼鐵的關稅由25%提升到50%后,韓國出口將面臨更嚴峻局面。特別是第一季度GDP環比萎縮0.2%,促使國際國內研究機構紛紛下調2025年韓國GDP增長率預期,最低只有0.8%,給韓國政府帶來巨大壓力。李在明上任伊始,就開始采取多種政策落實其“振興經濟、改善民生”的競選承諾。對內提出以“公平公正的經濟結構”為經濟發展的基礎,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與投資;對外努力推動韓美貿易均衡,在緩解關稅壓力的同時,致力于通過恢復和深化對華經貿合作來對沖美國風險。但在國際國內環境復雜多變的背景下,李在明政府無法忽視中韓經貿合作面臨的幾個現實問題。
首先,如何看待中韓對美貿易的替代效應。由于中韓對美出口產品具有一定的同質性,中國對美貿易減少釋放出的市場確實為韓國提供了增長空間。根據韓國學者的計算,從2021年至2024年,因貿易替代而使韓國對美出口增加了69億美元。在此期間,中國占美國進口市場比率由18.5%下降到13.8%,韓國則由3.4%增長到4.04%。當前美國對中韓的關稅水平差異較大,中國對美出口大幅減少,給韓國汽車、汽車零部件以及二次電池等行業提供了更多出口機會。因此,部分韓企存在“美國制裁中國有利于韓國出口”的心理期待。如果韓國對美關稅談判過程中以犧牲中國利益來換取關稅減免,必然使中韓關系重新烏云籠罩。
其次,如何協調強化中韓供應鏈合作與“擺脫對華依賴”的矛盾。在全球產供鏈重構進程中,韓國積極加入“印太經濟框架”(IPEF)和美國主導的“關鍵礦產聯盟”,出臺“供應鏈三法”,努力降低對中國原材料與中間品的貿易依賴,以實現“經濟安全”。但其結果卻是韓國在關鍵礦產領域對華進口依存度依然維持在70%-80%的高位;對華中間品進口占其中間品進口總額比率達28%以上。韓國一方面深刻感受到中國對維護其產業供應鏈安全的“不可替代性”,認識到強化雙邊供應鏈合作是保障經濟安全的重要途徑,同時又千方百計致力于供應鏈的“去中國化”。李在明政府需要明確中韓產業供應鏈合作對韓國的經濟安全究竟意味著什么,才能采取切實合理的政策措施強化雙邊供應鏈合作。
再次,在日益激烈的產業科技競爭中如何深化中韓合作。第四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大國博弈相互交織,高技術領域成為國際競爭最前沿和主戰場。韓國部分媒體由過去熱炒“中國間諜竊取韓國技術”,逐漸轉變話術為“引領K-制造的韓國企業正因中國企業的全方位壓力而動搖”。根據韓國科技部的“2022年度技術水平評估”結果,中美日韓歐等主要經濟體在AI、量子、機器人、半導體、未來汽車、二次電池等核心產業技術上的競爭力排名,分別為美國(100)、歐盟(94.7)、日本(86.4)、中國(82.8)和韓國(81.5)。在上述產業技術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韓國的首要目標可能將是超越中國,因為中韓兩國科技的平均差距最小,且中國剛剛超越韓國,地位尚不穩定。中韓兩國如何在科技產業形成協調溝通機制,實現優勢互補,避免惡性競爭,不僅是對李在明新政府的考驗,也是兩國政府需要共同努力解決的課題。
韓國追求戰略自主的傾向越發明顯
王俊生
實現戰略自主幾乎是每個國家追求的目標,韓國也不例外,尤其是進步派執政時更為在意戰略自主性問題。作為保守派的尹錫悅政府在執政時奉行“戰略清晰”,一邊倒地站隊美國,而剛剛上臺的進步派總統李在明對此持批評立場,認為這惡化了韓國與中國、俄羅斯的關系,以及惡化了朝鮮半島局勢。
區別于尹錫悅政府的“價值觀外交”,李在明將其外交定位為“實用外交”,強調針對不同國家發展不同類型的外交。同時,“實用外交”表明外交路線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根據具體環境變化靈活調整外交方針與政策。由此可見,李在明上臺后盡管沒有提出戰略自主概念,但是其總結前任政府經驗教訓,淡化意識形態站隊,外交內涵已明顯表現出追求戰略自主的傾向,旨在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保持主動權。例如李在明缺席6月24日至25日舉行的北約峰會,由韓國國家安保室室長魏圣洛代為出席,標志著韓國四年來首次打破參會慣例,既是對尹錫悅政府對美一邊倒政策的糾偏,也是實現戰略自主的初步嘗試。
追求戰略自主不僅是進步派一貫的政策取向,也與當前韓國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有著密切關系。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實施“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在全球范圍內無差別提高關稅,并要求盟友承擔更多的“義務”。此次北約峰會,在美方施壓下北約決定到2035年將成員國的國防預算提升至GDP的5%,今后華盛頓勢必也會向韓國、日本等國家提出大幅增加國防預算的要求,李在明政府需要發展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來平衡美國的單邊主義政策。
另一方面,中國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李在明政府不得不重視與中國的關系。中國已經連續20多年成為韓國最大貿易伙伴國,韓國則于2024年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國,中韓在產業鏈與供應鏈上深度融合。李在明上臺后最為關注的問題就是如何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因此更需要與中國加強合作。李在明多次表示中國是韓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和對朝鮮半島安全產生影響的國家,“韓國無法承受疏遠中國的代價”。李在明還對中國所關心的涉及主權安全核心利益問題有明確認知,比如,針對臺灣問題,他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無論臺灣海峽發生什么,都與韓國無關,韓國不應介入臺海問題?!?/p>
與此同時,也要看到李在明政府戰略自主受到國際與國內因素制約。作為美國的盟友,韓國在安全和防務上高度依賴美國,美國曾在過去防衛費分擔、導彈部署、韓日關系調解等多方面對韓國施加壓力。今年5月初媒體透露美國正在考慮從韓國撤出大約4500名軍人,也是華盛頓在李在明政府上臺前對其施壓的一種做法。在極端情況下,面對當前國際局勢動蕩不安、地緣風險升級,華盛頓還有可能迫使李在明政府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
從國內看,70余年美韓同盟關系發展,華盛頓對韓國國內政治影響深遠。尹錫悅彈劾案引發的韓國政局動蕩,再次激發了國內保守派與進步派的政治極化。李在明在總統大選中的得票率為49.42%,沒有超過50%,而來自保守派的兩位對手的得票率分別為41.15%和8.34%,總和超過李在明的得票率,反映出保守勢力在韓國依然具有強大影響力。保守派外交上的鮮明主張仍是加強與美國關系以及在此框架下發展與其他國家關系,并將李在明的“實用外交”批評為 “親華反美”。上臺后,李在明積極提倡國民“統合”,試圖彌合在戒嚴、彈劾、選戰過程中嚴重割裂的民意。預計,李在明未來的戰略自主政策仍然會顧忌國內保守派的反應。
總體而言,李在明政府的“實用外交”為中韓關系改善提供了機會。我們需加強戰略謀劃、推動戰略互信,并通過持續的制度型開放、深化合作,做大互利蛋糕,為中韓關系在新時期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同時也要意識到,對李在明政府而言,實現戰略自主是一項系統性工程,需要在安全風險、經濟利益與外交靈活度中取得平衡,其尋求戰略自主最終能走多遠,我們還需謹慎觀察。(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研究生趙海欣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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