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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古人的觀念里，存在著極為重要的四道菜，其重要性甚至達到有些人終生都無緣品嘗的程度。

這四道菜并非屬于山珍海味的范疇，而是貫穿生老病死的人生的節點——出生時的滿月酒、成家時的婚宴、死后的喪宴，以及祭拜時的供菜。

每一道菜的缺席，都意味著生命歷程的重大缺憾。

康熙年間的《寶坻縣志》記載了一組觸目驚心的數據，新生兒百不存五十。

在醫療匱乏的古代，嬰兒能否挺過滿月都要靠天意，接生婆用銅錢刮新生兒的腳跟，若不啼哭則兇多吉少。

這種簡陋的急救法背后，是高達百分之五十的夭折率。

在古代這些宮廷設有太醫院，而民間郎中多為鈴醫，用針灸火罐應付百病。

最直觀的是，《本草綱目》記載的近兩千多種藥物，普通百姓能用上的不足百種。

滿月宴的習俗可追溯至西周，據《禮記·內則》記載，嬰兒出生滿三十日，父親需執子之手，咳而名之，并設湯餅會宴請親友。

但對貧苦人家而言，這道儀式菜卻異常奢侈，底層家庭往往連一碗滿月羹都擺不起。

農耕時代，婚姻從來不是兩個人的私事，對于面朝黃土的農人而言，三書六禮的傳統禮制不僅是婚俗規矩，更是家族傳宗接代的沉重責任。

按鄉規舊俗，男方需備下一頭活豬、一只公羊，外加十壇自釀米酒作為基礎聘禮。

這組寫在婚帖上的清單，對租種地主土地的佃戶來說，無異于壓在肩頭的巨石：一頭耕豬的市價相當于兩年佃租，十壇米酒需耗光整個秋收的余糧。

不少農戶為湊齊彩禮，不得不向鄉紳舉債或典押僅有的幾畝薄田，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順利娶妻。

光棍問題在明清尤為突出，例如乾隆年間直隸省鰥夫占丁男十之三，這些單身漢常被編入丐籍，連參加科舉的資格都沒有。

光緒年間更是有鄉約，其中規定凡年逾四十未娶者，不得入族祠，死不得入祖墳，這種制度性歧視，讓無數底層男性終身與婚宴無緣。

“門當戶對”的觀念下，貧女難嫁富家，窮漢難娶賢妻，甚至規定娶逃亡婦女者，杖一百，斷絕了底層男性的非常規婚姻途徑。

而無后的家庭，死后連基本的祭拜都無人操辦，族中也不予立主，不享春秋祭祀，這種宗法制度下的精神懲罰，讓古人對斷香火的恐懼遠超死亡本身。

這最后一道菜則事關生死。

在古代，階級差異最為明顯的體現之一就在于喪葬上，庶民死后棺木長六尺，布衾三領，但實際執行中，許多窮人只能用草席裹尸。

從穿衣到下葬，喪葬需經過復、殮、殯、葬等20余道程序，普通家庭往往因一場喪事而破產。

喪葬儀式的缺失，在災荒年間尤為普遍，宋代熙寧七年河北大旱，餓殍枕藉，官府發席萬領仍不敷用。

更殘酷的是，有些家庭為節省喪葬費，竟將親人遺體投入江河，這種水葬雖為律法禁止，卻屢見不鮮。

祭祀儀式的經濟成本不菲，普通家庭每年祭祖需耗費米三斗、肉五斤、酒一壇，這對佃農而言是沉重負擔。

由此可見，四道菜中三道與香火相關，反映了宗法社會對血緣延續的極端重視，商鞅變法時推行分戶令，本質也是通過家庭裂變強化賦稅基礎。

統治者通過規范飲食儀式，將孝悌觀念滲透到日常生活，當我們在博物館看到精美的青銅禮器時，不應忘記那些連陶碗都用不起的古人。

四道菜的缺席，不僅是物質匱乏的寫照，更是古代社會結構性壓迫的縮影。

從漢代的舉孝廉到清代的保甲制，傳統社會通過種種制度將個體的生存價值捆綁在家族延續之上。

如今，雖然四道菜的說法已淡出生活，但它所代表的生存焦慮，仍在歷史長河中流傳了下來。

參考資料：

1. 《禮記·內則》，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中華書局，1980年

2. 《清實錄·高宗實錄》，中華書局影印本，1986年

3. 《儀禮·喪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4. 《大明集禮》，商務印書館，1936年

5.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居延漢簡甲乙編》，中華書局，1980年

6. 陳支平《福建族譜》，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

7. 楊寬《中國古代社會與禮儀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8. 彭衛《漢代婚姻形態》，陜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