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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7 月 1 日，《外交事務》雜志（ Foreign Affairs ）刊登了 Damien Ma 與 Lizzi C. Lee 的署名文章，指出中美正從傳統的 “ 生產 — 消費 ” 分工走向互相模仿的競爭格局。美國意識到自己在制造能力上的 “ 規模劣勢 ” ，尤其是在關鍵產業鏈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難以與中國相提并論。盡管通過聯合盟友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應對挑戰，但要真正 “ 像中國那樣競爭 ” ，美國必須在本土重建生產體系、整合供應鏈，并加快部署戰略性技術。

作者強調，中國之所以能迅速推動電動汽車、太陽能、稀土與人工智能等產業發展，源于其企業的垂直整合模式、政府的高效基礎設施投資與區域性產業集群布局。例如，比亞迪和隆基等企業整合上下游資源，減少成本與研發周期；合肥、包頭等地通過政策扶持發展出完整的電動車與稀土生態系統。這種政府推動與市場效率結合的模式，為美國提供了可借鑒的路徑。

最后，作者呼吁，美國應在鋰電池、稀土、新能源等關鍵領域建設本土產能，并通過“指定集群”“綠色審批通道”等方式加速產業落地。雖然美國不可能復制中國體制，但完全可以借鑒其加速機制，激活自身的制度優勢與創新能力。再工業化不是出于懷舊，而是為了國家的長期繁榮與戰略安全——只有在“真正能造”的基礎上，美國才能兌現“引領未來”的承諾。

圖源：Foreign Affairs

中美之間的競爭長期以來一直被描述為兩個在全球經濟中扮演對立角色的國家之間的較量：中國是世界領先的生產國，而美國是世界領先的消費國。然而，如今這兩個國家都在試圖變得更像對方，以在重新平衡其經濟的競賽中取勝。美國能否比中國更快地用自身的生產取代對中國的依賴，而中國又能否更快地用本國的消費取代對美國市場的依賴？

這個問題答案的不確定性使華盛頓從自滿中走出來。在，美國前官員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杜如松（Rush Doshi）警告稱，不應低估中國及其產業能力。他們將美國的主要短板診斷為缺乏“規模”，并將規模定義為“利用體量產生效率與生產力的能力”。坎貝爾與杜如松主張，華盛頓必須集結一支盟友隊伍來解決這一問題，并與北京展開競爭。

組建一支“美國經濟戰隊”也許有助于解決規模問題，但這還遠遠不夠。僅有規模無法帶來國家構建產業鏈的能力——而這是中國在過去三十年間所持續進行的事情。若要達到這一目標，美國還必須在本國領土內進行艱苦的工作，包括開采原材料、建設基礎設施并部署技術。

如果美國想取得類似中國的成果，就必須像中國那樣建設，通過復制北京如何組織和動員其生產型經濟的某些方面，優先考慮速度與聚集效應。華盛頓需要的是一項具有美國特色的產業政策。

驅動未來

中國模式的一個典范是其數十年來持續推進的電氣化進程。當中國在大約二十年前啟動建設全國電力驅動的高速鐵路網絡時，它也必須建設配套的電力基礎設施以支撐鐵路網絡的運行。隨后，北京在電動汽車上的投資進一步增加了對電力的需求，促使電網進一步升級，并建造了更多基礎設施，例如充電站。電動汽車產業的創建催生了一個先進的電氣化供應鏈，包括電池、永磁體和儲能系統。在每一個發展階段，中國不僅投資于先進技術，也投資于電網基礎設施——這一決策已被證明是富有成果的。

中國能夠以驚人的速度實現先進電氣化，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則源于其具有競爭力且垂直整合的企業。

以中國汽車制造商比亞迪（BYD）為例：這家企業集團的業務涵蓋整個價值鏈，從原材料獲取到電池制造再到電動車整車生產。同樣，中國領先的太陽能公司如隆基（LONGi）與天合光能（Trina Solar）控制著太陽能電池板及其組件制造中的每一個環節。垂直整合使得企業能夠快速迭代并優化流程，加快研發、減少供應中斷、并降低成本。

因此，在中國制造太陽能電池板的成本比在美國或歐洲最多低65%。磷酸鐵鋰電池因其在動力與效率之間取得平衡而被電動車制造商偏愛，其成本僅在2024年一年就下降了30%。產業以更快速度采用成本更低的技術，這反過來又提升了產量，降低了消費者成本——從而加速了技術進步。

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發布的數據，2024年全球新增光伏裝機容量超過550GW，美國光伏新增裝機占全球的比例不到1%。圖源：新華社

在許多情況下，國家的支持顯著縮短了能源技術的生產周期。中國中央政府與國有企業在統一戰略下協調創新、監管與部署。為了開發下一代重要的核能技術——小型模塊化反應堆，相關企業與大學合作培養人才，直接資助實驗室以引導研究，并將設計與合規時間表對齊以加快審批流程。結果是，中國僅用了十年時間就從概念構想到商業化這一反應堆技術——這在美國的監管環境下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中國的模式在可再生能源領域也取得了成效。僅在2024年，中國就安裝了足以發電約280吉瓦的太陽能電池板，超過了美國全部太陽能產能。中國的太陽能總裝機容量現已超過一太瓦（terawatt）——足以滿足全球至2032年的需求。部分由于這些成果，中國現在的發電能力已超過美國與歐盟之和。

中國在電氣化方面的巨大投資也使其在與華盛頓競爭的關鍵領域——人工智能（AI）——中占得先機。由于AI數據中心需要不間斷的基荷電力，全球AI競賽的結果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能獲得可靠的大規模電力。盡管美國擁有用于訓練前沿AI模型的最先進芯片，但中國在部署實現AI普及所需的電氣化基礎設施方面已遙遙領先。

據《全球人工智能科研態勢報告（2015-2024）》，中國已成為第二大人才聚集地，騰訊（94.6%）、阿里巴巴（90.2%）的人才高度集中于本土。圖源：路透社

增長區（GROWTH ZONES）

中國制造業成功的另一要素是區域產業集群，這是一種企業聚集的形式，企業通過共處一地來共享集中化的勞動力資源與供應商網絡。在這種環境中，企業可以更快速地擴張，隨著規模擴大而提升價值。

例如，在珠江三角洲，中國政府設立了經濟特區，建設了大規模的港口與物流基礎設施，并提供稅收激勵以吸引供應商與組裝企業。企業因交易成本降低與商業化時間縮短而獲益，促使高附加值制造商聚集于這些區域。例如，蘋果公司（Apple）與中國無人機制造商大疆（DJI）就將其供應鏈的重要部分部署于該區域。

產業集群也助力了中國電氣化技術中心的崛起。十多年來，中國在內蒙古包頭——一座資源豐富的城市——培育了一個專注于永磁體生產的集群。這些磁體被用于電動車電機、風力渦輪機以及像F-35戰斗機的電驅動系統等高端設備中。政府將包頭指定為高新技術區，并向中國北方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國最大的稀土生產商——提供了關鍵的稀土儲備訪問權限、稅收優惠及其他激勵措施。如今，包頭已擁有一個完整的一體化稀土供應鏈，并聚集了中國十大磁體制造商中的七家。

世界上最大的輕稀土礦是離中國內蒙古包頭市北不遠的白云鄂博礦。圖源：路透社

類似地，在中國東部的安徽省，合肥市從一個貧困的邊緣城市轉變為電動車產業的重要中心。當地政府與主要電動車企業共同投資，建設了一個配套有住房與交通系統的供應園區。軟件開發商、先進顯示器供應商與制造商也在該市聚集，形成了一個集群化的汽車產業供應鏈。全球汽車制造商對此亦已注意。2024年，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olkswagen）在其位于合肥的生產與創新中心投資了27億美元，進一步鞏固了該市作為21世紀“底特律”的地位。

協調加速

對于半個世紀以來首次認真推行產業政策的美國決策者來說，中國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借鑒。盡管硅谷曾信奉“快速行動，打破常規”（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的信條，但這一原則在制造業領域并不適用。在“原子世界”中實現速度，比在“比特世界”中要難得多。從美國東北走廊的門戶鐵路隧道（Gateway rail tunnel）項目到加州高鐵項目（California’s high-speed rail）等尚未實現的工程，如今已不再只是孤立的失敗個案，而是整個國家病態的體現。

決策者應重點發展那些美國最為短缺的產業。中國擁有超過150座鋰離子電池超級工廠、1000多家太陽能制造商，以及數百家各類規模的永磁體生產商。結果是，中國目前生產了全球75%的電池、80%的太陽能電池板以及90%的永磁體。相比之下，美國在上述每一個領域僅擁有一家主要制造商，且其規模遠遠無法與中國企業相比。這些嚴重的缺口無法靠盟友來填補，而是需要迅速建設本土生產基地。

集群化是一種有效的本土化制造業擴張戰略。要實現這一目標，聯邦政策制定者必須打破慣性，從傳統上由州政府和市場力量決定的區域分布中走出來，主動指定那些具有比較優勢的區域，使產業鏈得以成熟、技術得以商業化。隨著時間推移，政府扶持的產業集群將演化為強大而自我維持的工業生態系統。政策制定者可以從在關鍵行業中圍繞現有產能創建集群的機會入手。

例如，中西部可圍繞鋰離子電池產能發展集群。該地區擁有豐富的關鍵礦產資源，如鈷、銅，甚至錳，特別是在蘇必利爾湖（Lake Superior）周邊。中國電池制造商國軒高科（Gotion）已在伊利諾伊州與密歇根州投資數十億美元建設電池工廠，預計可創造數千個就業崗位。美國完全有可能將曾被貶為“鐵銹帶”（Rust Belt）的五大湖區域，轉型為一條從明尼蘇達州的杜魯斯（Duluth）延伸至密歇根州底特律（Detroit）的“電池帶”（Battery Belt）。

有數據顯示，1969年至1996年之間，美國“鐵銹帶”地區的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了32.9%。圖源：路透社

要在美國建立一個一體化的21世紀電動車產業鏈，必須將采礦、制造和材料科學緊密集聚。但要使中西部采礦在經濟與政治上都可行，政策制定者必須具備雄心并準備好大筆投入。

如果特朗普政府落實其設立國家主權財富基金（national sovereign wealth fund）的提議，華盛頓便可利用這一基金支持戰略性產業中心。私營部門同樣需加大工業產能投資。雖然此類投資未必會帶來即時回報，但連一向更偏好高科技而非采掘行業的風險投資公司，如安德森·霍洛維茨（Andreessen Horowitz），如今也意識到支持礦業發展的必要性。該公司呼吁美國打造一種新的、垂直整合的“國家礦業冠軍”（national mining champion），以確保關鍵礦產資源的獲取。

美國本土擁有大量可用于開采與加工的資源，有能力在關鍵金屬（包括稀土）方面實現更高程度的自給自足。盡管盟友可在一定程度上補充美國供應，但這類努力往往需要與生產成本較高國家展開緩慢而繁復的協調。即便美國繼續與盟友合作，也必須將自身在供應鏈各環節的產能建設作為優先事項。

然而，單單劃定產業集群區域還遠遠不夠。美國政府還必須進一步成為“加速的推動者”。簡化合規程序與縮短環境審查時間固然是必要的第一步，但國會還必須賦予聯邦能源部與交通部等聯邦機構加快項目時間表的權限：例如，目前建造一座核電站動輒耗時十年以上，這種情況實屬不合理。行政機構應協同建立“綠色通道”（green lanes），為指定產業集群內的戰略項目簡化審批流程。州長與市長也必須與聯邦合作伙伴協同，成立專項工作組，以加快公用事業、土地使用與勞動力配置等事務的安排。

再工業化

美國不可能、也不應完全照搬中國的經濟組織方式。但華盛頓從這個全球制造業巨頭那里學習經驗卻是明智之舉。從競爭對手那里借鑒最佳實踐并非沒有先例：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對美國工業構成挑戰的高峰期，美國一方面應對競爭，另一方面也采納了日本的一些做法。美國汽車制造商采納了豐田的庫存管理體系，例如按“準時制”（just in time）原則組織供應與生產，以減少工廠庫存——這一理念也被美國商學院廣泛接受。

低估中國是嚴重錯誤，但低估美國同樣愚蠢。歷史證明，當美國被充分動員起來時，其重塑能力與創新精神令人驚嘆。近一個世紀前，美國提前完工并低于預算建成了胡佛大壩（Hoover Dam）。

美國強大的創新體系——享譽全球的科研機構、深厚而開放的資本市場、高度集中的全球人才——仍是持久的優勢。可以說，美國要“像中國那樣建設”，比中國要“像美國那樣創新”要容易得多。

若要將這些優勢轉化為現實的生產能力，美國就應有選擇地效仿這個當今最卓越的制造強國，并重新找回自己“快速建設、優質建設”的能力。美國政府必須讓產業投資重新變得有吸引力，不僅對企業而言，也要對投資者、工人和社區而言。

再工業化并不是出于懷舊，而是為了復興。美國已不能再依靠“發明未來”的聲譽為生，而必須真正建設基礎設施并部署技術以兌現“未來”的承諾。美國無須成為中國——事實上，這也根本不可能。但中國已經認識到一個關鍵點：未來幾代人的經濟繁榮取決于對21世紀產業基礎的投資。現在，是美國也該這樣做的時候了。

*本文編譯：張樂詞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特約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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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周浩鍇

審閱｜劉 深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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