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冷泉港亞洲Cell Death and Innate Immunity論壇參會者合

撰文 | 李珊珊

蘇州，獨墅湖畔一座獨立的四層小樓里，能容納400人的報告廳近乎滿座。年過半百的院士，排在兩名年輕人之后，等待一個向報告人提問的機會。

沒有教授與學生之分，也沒有資歷深淺之別。這一切真真切切展現了冷泉港實驗室最具影響力的主任、諾獎得主詹姆斯?沃森曾寫到的“學術交流的禮儀”。

在那本《避免無聊之人》中，沃森寫道：科學家之間密集的、無法計劃的、毫無顧忌的互動和交流，這種分享和碰撞才是偉大發現的真正起源，而科學，就意味分享最新的發現，提出質疑，找到問題，產生新的碰撞與合作。

“Science isasocialprocess”，沃森這樣總結。

20年前，作為博士后，季茂業第一次去到了全球生命科學研究的圣地紐約冷泉港。在那里，有發現了雙螺旋結構的沃森、克里克，發現了轉座子的諾獎得主巴巴拉·麥克林托克，研究噬菌體的諾獎得主馬克斯·德爾布呂克，以及發現了人類的第一個致癌基因、并對自閉癥基因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邁克爾·威格勒……（見賽先生推送：小小冷泉港，如何成為分子生物學的圣地？）

就在冷泉港，在與那些為生命科學研究創造過歷史的的自由溝通和交流時，季茂業感受到了這種“學術交流的禮儀”。在那個生命科學領域的圣地，這個曾經對自己期望不高、本打算在工業界找個位置過一輩子的年輕人感受到了生命科學研究的魅力。在充分地、毫無等級感的自由討論中，這個年輕人感受到了這個星球上最頂尖的那批人頭腦碰撞的火花。他說，那感覺像“受洗”。

在這種感召下，年輕的季茂業決定把家鄉蘇州介紹給沃森，他們要在這里復刻一個冷泉港的會場。

2018年，沃森（中），謝曉亮（左）為冷泉港亞洲暑期班揭幕

其時，正值人類基因組計劃完成沒幾年，第三次科學家歸國潮正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發生，中國科學也正迎來黃金時代。

落地中國15年來，冷泉港目睹和參與了中國科學家在生命科學的很多領域走上國際主流舞臺。這其中，表觀遺傳學是與蘇州冷泉港共同成長最為明顯的領域之一，相關會議每兩年一次，見證了中國的表觀遺傳學從西方的跟隨者到“某種程度上全球領先”的過程。

與資深科學家僅作點卯式露面的會議不同，在冷泉港蘇州，即便已享譽業內的資深科學家們，也會全程積極提問。“這是我們自己的會場”，中國科學院生物與化學交叉研究中心主任袁鈞瑛告訴《知識分子》。

年輕人，幾乎注定是冷泉港會議最大的受益者。

15年前，在一場關于RNA生物學的會議中，當時在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做博后的林金鐘上臺講了自己在核糖體組裝方面的研究，茶歇時，聽眾中，2009年剛剛因為核糖體機制研究而獲得諾獎的Thomas Steitz與這位年輕人有了深入的討論，一老一少相談甚歡。之后，博士后出站的林金鐘順利去了Thomas Steitz在耶魯大學的實驗室，并在此期間將研究重心從核糖體組裝拓展至mRNA翻譯機制，逐步形成了對mRNA功能調控的系統性研究路徑。目前，林金鐘已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研究員，長期聚焦于mRNA翻譯機制與mRNA藥物平臺技術的研究，并推動mRNA在傳染病防控與腫瘤治療等領域的轉化應用。

曾任杜克大學免疫系副主任，現為浙江大學基礎醫學院和良渚實驗室特聘教授的陳家明特意提到了這種會議對年輕人的影響，“習慣這種自由討論的學術氛圍，對于中國科學家，尤其是年輕一代的中國科學家真正走向世界很重要”。

這位在香港出生，在美國接受了完整本科教育到博士訓練的細胞死亡和免疫學領域知名學者解釋：“熟悉國際會議的形式，習慣在學術會議上發聲，是中國科學家能夠融入世界學術界的主流，爭奪在科學問題上的話語權的必經之路。”

從紐約到蘇州，在新冠疫情后，冷泉港亞洲的學術會議還開到了日本。

“冷泉港亞洲的一個愿景，是立足中國，服務和促進整個亞洲的科學發展。”冷泉港亞洲CEO季茂業如是說。

2025年5月冷泉港亞洲Cell Death and Innate Immunity論壇現場，季茂業做開場致辭

在最講層級文化的東亞文化圈，這個以學術會議服務為主業的機構，正在與中國和亞洲的生命科學領域一樣快速成長，以期讓整個區域的科學影響力達到與經濟相稱的地位。

在冷泉港亞洲落地中國15年的今天，《知識分子》刊發冷泉港亞洲CEO季茂業的口述，回顧冷泉港落地亞洲的初衷、冷泉港的文化和愿景，以及這一國際學術交流平臺所見證的中國生命科學蓬勃發展的15年。

01 在這里，這件事能做成

去冷泉港之初，我剛剛從俄亥俄州立大學畢業，只是一個普通的博士后。

當時對自己的期待并不高，本來只是打算在冷泉港做一段時間的研究，然后去企業界找一份工作，當時正是人類基因組計劃進行的時期，我學的是計算生物學，非常熱門，學術界、企業界都有很多工作機會，找工作不難。

但進入冷泉港之后，我幾乎完全改變了自己的設想和狀態，特別是跟沃森等等一些科學家接觸之后，我被他們的熱情和創造力完全感染。在冷泉港，諾獎得主、院士、普通的研究人員非常平等地討論科學問題，大家都非常活躍，這種氛圍特別棒，我那時候就在想，如果在中國，在我的家鄉太湖邊上有這樣的會議和實驗室，那該有多好。

2006年左右的時候，我回了一次蘇州，當時的蘇州吸引力遠比不上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他們迫切需要增加自己的知名度，找到自己的方向。

但蘇州的一個優勢是政府官員的素質、效率和英文水平都很好。他們跟我提到，希望我在國內做些事情。我當時非常擔心，因為我只是實驗室的一個博士后，知識產權也不是我的。因此，我就介紹了冷泉港這個機構給他們，告訴他們這個機構主要負責科研以及各種國際會議。蘇州這邊也覺得這種國際會議體系是非常適合的，當時就敲定了當年秋天（10月）沃森來中國的時候，來看一看，談一談。

到了2006年10月，沃森開始了他的中國之行，本來只是計劃在蘇州停靠，過來之后停留時間增加到半天，再后來延長到了一個晚上，最后，沃森在蘇州的金雞湖大酒店做了個報告。這是當時沃森的中國之行唯一的一個公眾報告，報告中，沃森認真回顧了從雙螺旋的發現到當代生物產業的興起。

第二天從蘇州到上海的路上，我問沃森感覺如何，在這里建一個冷泉港的亞洲分部怎么樣？他回答：you go ahead（想做就去做吧）!

沃森對蘇州冷泉港有信心，一方面，他覺得蘇州很漂亮，金雞湖也不是鬧市區，很適合讓人靜下心來討論科學，這是符合冷泉港選址標準的。另外，接待的時候，有人向沃森介紹說：酒店吊燈都是維也納進口的水晶吊燈，沃森就回頭跟我們說：這里有錢，這事情能做成。

沃森能夠支持的另一個原因是蘇州官員當時接待得非常專業和用心，他們甚至直接表示，有任何需求都非常愿意配合。當時，我們對蘇州曾經有顧慮。從國際培訓和教育的角度來看，交通非常重要，蘇州沒有國際機場，外國人要到蘇州，必須從上海浦東過來，要兩三個小時，不方便。當時，蘇州政府就表示，會有高鐵和磁懸浮，所以這個問題并不是障礙。而且，蘇州的優勢就是經濟發展良好，有文化基礎等等，這些都符合冷泉港的理念。

沃森去過美國和全球的很多地方，他知道，做成這樣一件事要與政府打交道，（在西方世界的話）要有很重量級的財團支持。他非常明白，做很多事情，要有一定的財力，才能做成。他覺得，在蘇州建一個冷泉港，有一定財力，政府又愿意支持，應該沒問題。

2007年，冷泉港和蘇州正式簽約，半年之后就協商好了框架協議。

02 不會按“常規”辦事

冷泉港開幕的第一年，從4月開始，我們策劃舉辦了12個會議。我們將這些會議稱為會議的program，一直未中斷，即便在疫情期間，也在堅持舉辦線上線下混合的會議。

在早期，很多人告訴我，到中國來，就需要按照中國的規矩辦事，比如說：請院士為我們捧場，讓領導致辭等等。但當時我認為中國國內有很多這種會議了，如果仍然按照常規的會議形式辦事，那么沒有必要再建立冷泉港。

冷泉港會議有非常成熟的模式，具體的模式有其歷史淵源，在《小小冷泉港，如何成為分子生物學的圣地？》一文中，我提到過上世紀40年代噬菌體三劍客創建冷泉港的故事。

冷泉港模式特征就是氛圍自由寬松，學術上嚴謹和高端。這里的報告并不長，通常只有10-25分鐘，但節奏很快。

冷泉港會議的關鍵在于其靈魂，即學術的高端性和前沿性，以及與會者對一個問題的深入討論。冷泉港不辦大型會議，因為人數如果超過600人，就無法深入討論了，如果上千人的大會，就會像展會或者集市一樣，很難形成真正有效的討論。據我了解，很多國內的會議，好容易請到一個國外的諾獎得主，會想盡辦法要讓盡可能多的人受益，所以喜歡辦大型講座。但那不是我們想要的，我們希望參會者能夠達到一種最佳的交流狀態，真正碰撞出火花。

高質量的會議，要能夠讓所有參會者充分交流、互動。而且真正的深入交流，是把等級拋開，真正進入狀態地討論問題，這種交流，不僅僅發生在報告廳中，也出現在會議相關的很多其他場合，餐廳、酒吧等等。所以，沃森從劍橋搬到冷泉港，一定要把老鷹酒吧（The Eagle）帶過去。就像沃森經常說的，Science isa social process，要人與人之間交流才能出現火花，這些，都是在線會議，AI所無法提供的東西。

冷泉港會議注重的就是在會議上暢所欲言、充分辯論和預備討論，這是核心和靈魂。

不管你是諾獎得主、院士，還是博士后、博士生，大家在科學問題面前一視同仁，是可以平等交流的。平等交流是冷泉港會議的精髓，這樣可以提高會議質量，一般越是頂級的科學家越不喜歡參加那種純粹形式性的活動，他們會覺得是浪費時間，而在冷泉港就不一樣，因為很多交流會讓他自己也有所收獲。

參會者互相交流

而對學生而言，這里（冷泉港）是他們脫穎而出的機會。一個好的問題，可能會讓一個學術大佬記住一個年輕學生，在這里，他可以建立自己初期的學術人脈。

在蘇州冷泉港，為了保持不被層級文化滲透，我們從冷泉港第一場會議開幕的時候開始，就非常有意識地在一些細節上去體現平等，去除層級。

比如：剪彩。在國內剪彩通常只有領導上去，但我們開場時剪彩是由各國和各種人群代表去剪彩，有韓國、日本、印度、中國臺灣的，也有學生代表去參與剪彩。

另一個細節就是撤銷“領導專席”。

2010年，冷泉港剛開始的時候，因為有領導出席，前兩排會有小方桌，上面要放茶杯，就是那種白瓷蓋杯，體制內開會時常用的，我看見之后就要求全部撤掉，當時接待辦的人就出來說不行吧？后來因為我們堅持這樣做，他們去請示，大領導反倒說沒關系呀，尊重了我們的“新規矩”，所以我們就不會有這種前兩排領導專席這類東西。

我當時覺得，一個杯子，看起來很小，但它造成了一種等級觀念，后面觀眾席上的人就會覺得，前面是領導的，所以需要放個杯子。而撤掉杯子之后，大家會覺得這些人只是坐前排，沒有什么不一樣。

現在，參加我們的會議，學生們提問還是很踴躍的，但剛開始時，我們要鼓勵學生去提問，有時還要喊場，慢慢地，學生的問題才開始多起來。

還有一種情況，國內的會議，吃飯時很多地方喜歡老師學生分開，甚至分在兩個地方，我們非常鼓勵老師和學生一個桌，甚至大佬們要分開，分別跟年輕人一起坐，通過各種機制，努力地打破這種層級觀念。

諾獎得主也沒什么特殊待遇，也是背個包一起去看海報（Poster），很正常。我們的報告人（Speaker）一律坐經濟艙，雖然有接機，但這主要是因為很多國外報告人來到中國有語言障礙，我們的接機都是一視同仁的，沒什么特殊待遇。

因為等級這個東西，我個人也是深惡痛絕的，我在美國工作了很長時間，也遇到了很多的諾獎得主，我就有一個感受，是文化決定了最后做出來的研究的水平，一個高度平等的文化狀態，做出來的東西就不會差。因為平等充分調動了每一個人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大家沒有什么雜念雜想，沒有什么復雜的東西，只是在思考如何好好去做科研。

03 會議是一維的，交流是多維的

會議之外的閑聊，是冷泉港亞洲會議的重要組成部分。圖為邵峰（左）與王曉東（右）與季茂業在冷泉港亞洲的老鷹酒吧。

冷泉港在中國做了15年會議，15年間，國內的會議數量有了大幅增加，質量也高了很多，但現在，科學家們普遍的一個反映是：我們不缺會議，但缺好的會議，而且會議太多的話，反倒會出現一個疲于奔命的狀態，這說明我們的會議還是有一些問題的。

比如，在國外你會很少見，哈佛大學舉辦某個蛋白結構和生物學年會，耶魯也舉辦一個類似會議，而中國，經常各個大學各干各的，稀釋了資源，效果也不好。這是因為，在歐美，會議類的科學交流平臺運行了很多年，已經形成了一個規范化的生態體系，會議、交流、培訓，已經形成了一套系統性、專業性和機構化的成熟模式。而在亞洲，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這方面是被政府和各種相關部門忽視的，所以，目前我們的會議生態仍然處于一種像西部大開發那種比較混沌的狀態。

在冷泉港，我們對會議的理解是會議和科研相輔相成。我們認為會議對于某一個領域是促進發展的機制，每個領域的科學家需要定期進行交流和梳理。這是一種必需的機制。我們認為我們主動舉辦某個領域的會議，將科學家們聚集在一起，甚至有時將不相關的跨領域科學家們聚集在一起，對他們學科的發展會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冷泉港鼓勵在會議中發布未發表的數據，甚至在早期，冷泉港的要求就是No Published Data，沒有未發表的數據，演講者可能還會收到噓聲，喝倒彩。因為如果你的數據已經發表出來了，那大家就沒有必要舟車勞頓跑那么遠距離，投入那么多資源來聚在一起開會來了解這個研究了。

開會的目的就是大家都帶著活生生的想法，完全是真人，討論和思維的碰撞，盡可能利用這個條件，來獲得一個更好的效果，而且，這種討論對于發布結果的報告人也很重要，比如：有些未發表數據公布后，下面會有人問：有沒有想過其他作用機制的可能……

在我們這里發布未發表數據的情況很多，201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Brian Kobika獲得諾獎的工作第一次是在蘇州的冷泉港亞洲會議上公開的，當時他的論文還沒發表，但可能已經提交了。我記得當時顏寧聽了那個報告，她非常激動，當時就說，這是能拿諾獎的成果。

因為PD1的免疫調節機制獲得201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James Allison，也是在未得諾獎時參加過蘇州的冷泉港亞洲會議，當時他太太還特意在會議上提問，挑戰他的一個想法。

至于說，發布了未發表的數據，會不會導致被人搶發？在冷泉港是不用擔心的。

參加冷泉港會議都會要求不要拍照，就是考慮到很多結果都還沒有發表。此外，從十幾年前起，我們所有的會議，內部都有錄像視頻的存檔，初衷主要是為重大科學發現留一份檔案，但確實，一旦出現糾紛，這種存檔都是可以作為證據的。不過，我們的參會者一直都是講未發表的內容，也從來沒有過什么糾紛。

然而冷泉港會議的一個特征就是交流，包括茶歇、吃飯、酒吧和游園全都是交流，這就是我們的會議都安排在同一個屋檐下的目的，讓你不用再考慮需要乘坐什么車、地鐵或者去其他地方再過來，隨時都有機會交流。

會場是一維的交流場所，但真正交流是多維的，比如做報告提問題，在茶歇提供足夠舒適的環境。酒吧更是如此。我們經常是會后很多科學家在酒吧待到凌晨，這個過程中，往往會有很多非常有益于科學發展的高質量的互動，甚至有靈感出現。

很多靈感無法設計，科學的發展需要一個非常寬松的、完全無國界的互相交流和互動的體系，這是最好的方法，過去的科學發展史都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這樣做了兩年，大約到2013、2014年的時候，開始聽到有人講（蘇州）冷泉港會議的質量很高，實際上，我知道這個評價并不是純粹地從受邀報告人的頭銜上體現的，因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回頭客。就像開飯館一樣，剛開張的時候敲鑼打鼓，甚至花錢請人過來捧場，就餐人數就能沖上去，但是真正體現這家飯館生命力的，是看有沒有回頭客，能不能持續開下去。要使得那些科學家愿意再來，不是好吃好喝能夠做到的，而是需要讓大家覺得有收獲。

我們希望科學家覺得，在這里，我認識了某個實驗室，與某個同行交流，對我很有幫助，甚至后面有了合作研究；我認識了一個不錯的學生，將來可以招到實驗室去，等等。而作為學生而言，他們更是能夠從中能學到東西，建立關鍵的人脈等等。

04 克服東亞的層級文化

冷泉港亞洲的一個愿景，是立足中國，服務和促進整個亞洲的科學發展。

從經濟上看，我們這里有全球第二經濟體（中國）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等也都很強。

從人口上來看，亞洲有近20億人口，占全球的1/4，而且東亞人，出名的勤勞勇敢，然而，目前看來，對科學的貢獻，跟亞洲的經濟實力和人口比例相比，不夠匹配，所以科學技術發展的空間是非常大的。

這就給了冷泉港亞洲很大的用武之地，因為我們最擅長的就是把各國科學家串聯起來，以我們獨特的形式和文化，以及在生命科學業內的國際的號召力和影響力，來做些事情。現在回頭看，我們的目的還是達到了一點。

科學的高質量發展是一定要有國際同行互相競爭的，互相接觸，互相砥礪，絕對不是閉門造車就能成的。另外，因為在一個國家，在同一個人文環境下，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環境思路，缺少那種另外一種思想的沖擊，容易形成一種惰性，一種路徑依賴，這對于科學的發展是有害的，所以一定需要引進一些外來的因素或外來的資源，隨時動態地對系統進行某種刺激，避免惰性的產生。

亞太地區兩大科學上最重量級的國家，就是中國和日本。日本的科學比中國走得早，它的科研質量也是大家有目共睹，而中國目前正在全面的趕超。整個亞洲，尤其是東亞三國，我們沒有時差，路程也近，促進這種純粹的，可以激發火花的學術交流是很多人的夢想。

我曾給《知識分子》寫過一篇《追憶新井先生》（追憶新井先生），講的就是日本化學家新井賢一生前致力于推動亞太地區建立開放的科研交流平臺的故事。從2016年開始，冷泉港亞洲在日本也開始舉辦我們的會議，到現在，我們幾乎建立了中日雙地的體系，不僅在中國，冷泉港在日本的政府和民間都得到了很好地接受，這一點是我們比較滿意的。

東亞文化很容易出現層級文化導致無法進行自由的學術交流，尤其是年輕人過于拘謹的問題，日本比中國更甚。日本的很多會議，幾乎就是單向交流，發言人做個報告，下面問幾個問題，然后報告人就走了。即使是認識的人也是各種禮儀，鞠躬握手，一套程序下來，很難達到放松交流的程度。

所以我們在做日本做冷泉港會議時候，我會故意去破壞他們這種拘謹，我在會議外面的休息區放輕度酒，放啤酒，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放松下來，不那么拘謹，晚上9點鐘，會議中心關門之后我會請大家去酒吧繼續談。這個舉動對日本來說非常奇怪，但這就是冷泉港風格，不僅僅有會議，還要有互動，有交流，交流才有火花，才能真正促進科學的發展。

而且，會議搬到日本，觀察日本人的交流，也給我很多啟示。比如說：克服層級體系，有一個簡單的辦法——換一種語言，換一個國際場合。

很多日本科學家，說起英語來，他們習慣的那套等級、客套的東西就少了，沒了。在國際場合，他們就能以最簡單、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來溝通交流了。這也讓我非常吃驚，但我確實發現：日本科學家跑到我們這邊（蘇州冷泉港）來，可以完全放松了，也愛問問題了。甚至日本學生到冷泉港開會，（雖然仍然沒有中國學生活躍，）也可以問問題互動了。這些是很不錯的情況，我們非常希望能夠促進中日韓科學家的成長，尤其是這里的年輕科學家的成長。

在冷泉港，我們經常喜歡提到一個詞——“受洗”，因為突然到了那個環境，跟非常成功的或者有名的科學家很親近的交流，被他們的人格，被他們對科學的熱忱感染，被他們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年輕科學家對科學的感覺就會變得完全不一樣，整個工作狀態都不一樣了，就進入了一種非常活躍的“激發狀態”。

我們希望實現的就是，在我們這平臺上科學家和學生互動交流，通過這種交流，對前者的科研造成積極的正面的影響，對學生的成長，對學生的職業生涯規劃也有一個正面的影響。目前在這兩個方面，我覺得還是達到了預期的。

05 很榮幸成為中國科學的見證者和參與者

總體而言，冷泉港的15年回顧起來，我很高興，我們完成了希望完成的一些目標，見證和參與了中國科學家在生命科學領域走上國際主流的舞臺。

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表觀遺傳學。在冷泉港亞洲，我們第一年的12個會議中有一個是專門針對表觀遺傳學領域，當時也是表觀遺傳學發展的早期。之后，我們每兩年會開辦一次該方向的會議，這幾乎是我們所有會議中最熱門的，也是人數最多的會議，會場500多個座位經常座無虛席，很多人需要坐在地上。

我們最開始舉辦表觀遺傳學會議的時候，報告人，尤其是受邀報告人很多來自國外，國內科學家大約只有不到1/3，這是因為當時的科研水平確實國外比較高。但到了現在，會場上的報告人國內講者已經占了大多數，這反映了目前中國在該領域在某種程度上的領先地位。

作為一個促進科學交流的科研服務機構，我們見證了這十幾年來中國的表觀遺傳學發展成世界領先的整個過程，而且該領域內很多科學家也提到，在這個過程中，冷泉港亞洲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冷泉港亞洲15年來，相對而言，疫情期間之前的十年簡直是黃金時代，那時候中美之間的科學家互動交往極其頻繁，而現在，因為一些國際政治方面的原因，很多美國科學家，尤其是NIH的科學家，會提到他們作為聯邦雇員，不能到中國來。

不過這對我們來說也不完全是壞事，因為國際形勢的原因，歐洲科學家更愿意來中國了。一位德國科學家是第一次來中國，當然也是第一次來蘇州，我對他說：希望不至于使你失望，他說“遠超過我的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