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中行走的“丐幫”

（摘自《天生我才：馮驥才傳》，杜仲華著，中國言社出版社）

2003年春，當他鉚足了勁兒，準備提閘放水，展開全國民間文化大普查時，突然出現了一個意外，就是突如其來的“非典”。計劃中的大普查不得不暫時擱置。恰在這時，奧地利文化部通過中國駐奧使館，約請馮驥才為他們寫一本維也納的文化游記。因為馮驥才多次到訪奧地利，寫過一些文化散文，有的文章還入選了中小學語文課本。奧方想通過中國有影響的作家的筆，把奧地利的文化魅力傳播給中國讀者。馮驥才接受了奧方的邀請，在奧地利逗留了三個月。

一回到國內，他又馬不停蹄地投入全國民間文化大普查中。

他與河北民協一起，在張北的蔚縣，拉開了全國剪紙大普查的序幕。在這里，哪個農家婦女不會剪紙？剪刀就在她們炕頭上裝著針頭線腦的草盞里，剪紙的花樣就壓在她們的枕頭和炕席下。所有的繡花花樣和窗戶上的裝飾，全是她們隨時隨手剪出來的。故而，“剪花娘子”遍布大地，“剪紙名鄉”聞名遐邇。張北地區文化底蘊深厚，無論古村落，還是鄉風民俗、人文景觀，無不獨具風采。他在走訪中，情不自禁地將北官堡的“拜燈山”、暖泉鎮的“打樹花”和壩上草原的“雪絨花”，寫入自己的文化散文中。他還發現這里的寺廟多如繁星。有的寺廟不過一間斗室，四壁皆有高手繪制的壁畫，多為佛本生故事，風格上竟是明代手筆，十分珍貴。而這些鄉間野廟的壁畫尚未列入國家文物的保護范疇。根據他的建議，當地文物部門已將這些壁畫遺存整理保護起來。

“田野考察〞，經常是在風雨中，踏著鄉間的泥濘小路艱難行進的。

馮驥才的“田野考察〞，經常是在風雨中，踏著鄉間的泥濘小路艱難行進的。

“跑了這么地方，我們不知道的永遠多于我們知道的。”他對河北民協主席鄭一民感慨道。

“問題是，我們知道的，也未必得到了保護。”鄭一民說。

“對呀，你看那些原生態的老作坊，比如水磨坊、酒坊、染坊、醋坊、造紙坊……全都古老又優美，可是我們人力有限，資金有限，手大捂不過天來。我們背負了太多的遺憾。不知是我們明白得太早了，還是整個社會明白得太晚了。”

“我覺得現在啟動搶救，還不算太晚，亡羊補牢唄。建議你把河北省的年畫普查推動一下。”

“可以，去年我們已經在朱仙鎮啟動年畫搶救工程了，年底我還帶人到楊柳青南鄉三十六村做過田野普查，找到了兩位木版年畫傳承人，畫缸魚的王學勤和義成永畫店的楊立仁。”

“聽你一說，我忽然想起河北武強有戶人家，住在舊城村，姓賈，世代制作年畫。‘文革’中，村里把年畫古版都燒了，他擔心家藏的古版被毀，悄悄藏在自家屋頂的夾層里，才躲過一劫。”

“太好了，一共有多少塊？他愿意捐獻出來嗎？”

“愿意。多少塊不知道。只是我們挑開人家屋頂需要經濟補償，可是錢從哪來？所以沒敢擅動。”

“好的，這件事我們來做。夜長夢多，必須抓緊時間！”

幾天后，馮驥才便動身前往武強。后面還跟著一群志愿者和媒體記者。媒體需要這樣的奇聞猛料，他需要通過媒體將消息發布出去，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

馮驥才的考察從不孤獨，總有當地民協負責人和媒體記者緊隨其后。

不料剛到武強境內便遇滂沱大雨，他們的車陷入田野的泥洼里動彈不得。只好下車步行前往舊城村。下車前，武強縣派人送來的膠靴號小，而他的腳太大，需穿44號鞋。無奈，有人出主意，在他的皮鞋外邊套上塑料袋。就這樣，他頂著嗖嗖的冷風，冒著嘩嘩的大雨，深一腳淺一腳地來到舊城村賈氏農民家。他家的年畫古版就藏在屋頂的葦席與檁木中間。待將這些年畫古版倒騰出來，發現由于歷時久遠，大半已經腐朽，保存尚好的不多。其中，《三魚爭月》和《合家出行圖》前所未見，應是武強年畫中的孤品。事后他將此次年畫古版的發現和發掘經過、與賈家交談的內容和對古版年畫的解讀，寫進一本《武強秘藏古畫版發掘記》中，欲給后人留下第一手研究資料。

從村里出來，大雨已停，他的腳套著塑料袋，身上滿是泥水，走路的樣子很是狼狽。一群與他同行的年輕人也是如此。

“我們這群人，像不像丐幫？”一個愛開玩笑的年輕人忽然冒出一句。

“那我就是丐幫頭子了？”馮驥才笑道。

大家說說笑笑，心里卻很得意。畢竟，這是一次文化的奇遇。

當夜返回天津時，他們又遭遇更猛烈的狂風驟雨。偏偏車到滄州又熄了火，大家下車一起推，渾身淋得像落湯雞，怎么也推不動，只好打電話與天津聯系，等待救援的車輛。

回到拋錨的車里，大家的共同感受是，這個文化搶救的事，太不容易了。

“馮老師，您這一天可真夠辛苦的。又要在泥濘中跋涉，又要親自鑒定文物。晚上還回不了家，讓您夫人擔驚受怕。”

“什么叫擔當？這就是擔當啊！有一次央視主持人王志請我去他的節目《面對面》交談。我說我們孤立無援。他說跟你們干有什么好處？我說沒好處。他忽然反問我一句：沒好處，誰跟你干？這句話問得好，把我們社會的尷尬全問出來了。”

馮驥才考察鄉間古建。

“可是，您手下那么多志愿者，不都是心甘情愿跟著您做奉獻嗎？”

“是的，這是一群熱愛文化的人，純粹的人，也是我力量的源泉。比如攝影家鄭云峰，賣掉家產買了一條木船，一個人在長江三峽漂泊了二十年，為了記錄我們的母親河最后的壯美；還有民俗學家郭雨橋，背著一個背包，里邊裝著筆記本、鋼筆、照相機和藥瓶，獨自在草原上行走了幾萬里，為了記錄蒙古族的民居和民俗。還有幾個山東的志愿者，隨我們去一個天遠地荒的地方考察，出發前，每人都立了一份’軍令狀’，說他們是自愿做這件事，如有意外，自己負責……你們說，遇到這樣的人，你能不感動嗎？他們都是我們民族文化的脊梁，雖然默默無聞，卻承擔著這個時代最沉重的壓力。”

不知過了多長時間，天津的救援車來了。馮驥才一看手表，已經接近凌晨了。

回到天津，妻子問起這次武強之行，馮驥才長嘆一聲道：“深入田野后才發現我們工作的艱難。一邊是民間文化風雨飄搖，后繼乏人，幾乎可以聽到它們奄奄一息時沙啞而無力的呼救；另一邊是我們三軍在外，手無糧草。”

“上面不是給你們三十萬嗎？”

“對一次全國性的民間文化大普查來說，無異于杯水車薪呀！”

“有什么辦法可以破局嗎？”

“只有獲得政府的經費支持，否則我們一籌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