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郭沫若注意到，外交國宴上用的瓷器都是外國生產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向周總理反映了這個問題。

周總理覺得這個問題必須重視起來，立即動員藝術家們建言獻策，并成立了建國瓷設計委員會。

作為帶頭人，郭沫若重申設計主旨：

“中國是瓷器之國，新中國成立后，應鮮明地表現新中國的歲月，應把歷史上的好經驗總結出來，創(chuàng)制新中國的國家用瓷與國家禮品瓷。”

很快，委員會開始征集設計稿，為了公平起見，采用匿名評選，在200多件設計稿里挑挑選選，最終選出了兩套。

非常湊巧的是，這兩套設計方案都出自同一個人之手，他叫祝大年。

這兩套瓷器，一套是青花斗彩纏枝牡丹紋中餐具，一套是青花海棠紋西餐具。

（青花斗彩纏枝牡丹紋中餐具）

（青花海棠紋西餐具）

單是看這兩個名字，就看得出滿滿的中國傳統元素，從我們現在的眼光，再回看這兩套瓷器，設計依舊絲毫不過時。

足以可見，祝大年當時目光放得很遠。

或者換句話說，他看的不只是瓷器，他看到的是瓷器背后的整個生活環(huán)境，這個生活環(huán)境不是既定的，是流動的，隨時在變化的。

他當時強調，設計風格必須與生活環(huán)境相統一，瓷器上的紋飾、色彩之間的協調、統一，都不能馬虎。

更讓人佩服的是，祝大年細致到，連餐具使用的安全隱患都考慮進去了，采用了釉下彩（青花）。

不同于當時不少參賽者用的是選用釉上彩、顏色釉等工藝，只想到了美觀，忽略了基本的安全問題。

最后，這批瓷器祝大年選擇在景德鎮(zhèn)生產，生產的整個過程，繪制、燒窯，他都全程盯著。

一年后，任務圓滿完成，祝大年帶著7000件進京交差，周總理非常滿意，還在前門全聚德烤鴨店設宴，犒勞祝大年及其他工作人員。

1979年，北京首都機場需要繪制巨幅壁畫，領導們第一個想到的，還是祝大年。

當時的他已經63歲，但干起活來，猶如還是當年那個30多歲的小伙，干勁十足。

一接到任務，他立馬深入云南邊陲傣家村寨，收集了上百張創(chuàng)作素材，又花了3個月精心繪制畫稿。

之后的彩繪和燒制工作，也是在景德鎮(zhèn)完成的，用了他一年多的時間。

《森林之歌》是由3000多塊小瓷片拼接組成，在景德鎮(zhèn)燒制完成后，再運回北京首都機場安裝上墻。

如此大體量的工程，考驗的不僅僅是祝大年功底，還有他對整幅瓷畫的統籌規(guī)劃，如何保證3000多塊瓷片能做到流暢、連貫。

在新中國成立40周年之際，這幅瓷畫杰作呈現于世，令人嘆為觀止。

（請橫屏觀看）

觀賞《森林之歌》，強大的生命力撲面而來：

盤根錯節(jié)的樹根，樹根之上，粗壯的枝干如游龍般蜿蜒盤旋而上，一股積極向上的生命力仿佛想要把整個天空都撕開了，霸占了。

而此時，底下潺潺溪流似乎又把這股力量往回壓了些，一條小舟自東而西，驚起水禽也向西飛去。

當你覺得，整幅畫的生命力被這條溪流壓回去時，殊不知，安靜流動的溪水、緩緩前進的小舟，以及向西飛的水禽，都在彰顯著生命的力量。

淺水喧嘩，深水沉默，向上是生命，流動又何嘗不是。

有人說，看祝大年先生的畫，要用眼睛看，更要用鼻子聞，我覺得還要用心去感受。

吳冠中也贊嘆：

“巨幅壁畫《森林之歌》，寬銀幕式展開了西雙版納的榕樹之族，民族的花園，令看畫的觀眾頓覺自己縮小了許多，藝術大于生命！”

（吳冠中在《北國風光》草稿前）

很巧，《森林之歌》對面就是吳冠中畫的《北國風光》。

一江南一北方，一暖一冷，生長與凋零，站在這兩幅畫中間，仿佛人也是這流動生命里的一環(huán)。

祝大年筆下的畫，之所以極具生命的張力，是因為他真的把畫揉進了自己的生命里。

袁運甫評價他：“祝大年是最踏實、最勤奮、最誠懇、最執(zhí)著的藝術家。”

很樸素的形容，恰恰祝大年對于他的藝術，也很樸素、純粹。

1973年，黃永玉、吳冠中、祝大年、袁運甫幾個人沿長江一帶寫生，為北京飯店壁畫《長江萬里圖》收集素材。

右起： 袁運甫、吳冠中、黃永玉、祝大年、張梅溪（黃永玉夫人）

當時經過南京，要到紫金山天文臺寫生，祝重華就在南京讀高中，聽到父親來了，帶著螃蟹就去賓館找父親。

她回憶說：“他們計劃吃過飯就出發(fā)，當時賓館的飯?zhí)萌撕芏囡埐诉t遲不到，鄰桌上的客人還沒到但米飯和饅頭已經端上來了。

看起來吳先生與父親早已等不及了，只見父親抓起了鄰桌上的幾個饅頭背起畫夾，他們爭先恐后似的就往外跑。

看到他們的樣子我?guī)缀跣Τ隽寺暎麄兲窈⒆恿耍　?/strong>

為了畫畫，祝大年一刻也不能等，少吃一口飯，可以，少畫一筆，像少呼吸了一口氣。

那天，黃永玉、吳冠中、祝大年三人作畫的狀態(tài)也是對比鮮明。

吳冠中身上沾滿了顏料，十分嚴肅地站在畫板面前，圍觀的一老人提出疑問：“老頭你怎么將東邊的山移到了西邊來了？”

“老頭”沒搭理他，像是作畫的這段時間，把聽力交給老天暫時保管了。

而黃永玉那邊，已經把作畫的現場變成一個小型脫口秀，黃永玉叼著煙斗，一邊畫一邊和群眾插科打諢，等大家回過神看畫板，畫早已畫好了。

祝大年那邊，連圍觀的人都沒幾個，他像座雕塑，一天下來除了站起來用望遠鏡眺望遠方，雕塑才動了一下，其他時間他只有手在動。

袁運甫分享過有關于祝大年的一件事，他們有一回一起去蘇州寫生。

那天雨很大，祝大年眼中卻仿佛沒有那場大雨，執(zhí)意要去畫古鎮(zhèn)上的房子、石橋。

他帶了一把傘，還有畫具，傾盆大雨中，他從早晨畫到天黑，那把傘是給他的畫帶的，從頭到尾只擋著那張畫，他在雨里，畫在傘里。

讀到這里，我才明白了，為什么吳冠中對祝大年的每一次評價，都是用力的，夸得很用力，那么讓人不容置疑。

吳冠中畫癮一發(fā)作，也是下雨天都不顧，他和妻子一同去探望患病的丈母娘，途經桂林歇了一天。

吳冠中任憑雨大，也要出門畫畫，他眼里只有畫，妻子的眼里還有他，只好在后面給他撐傘。

（吳冠中的夫人為其撐傘）

那場雨淋過他，也淋過祝大年，所以他才特別能感同身受，但即便是這樣，在祝大年面前，吳冠中也“甘拜下風”。

他說過：“我是藝術上的苦行僧，可祝大年是比我還要苦的苦行僧。”

苦，好苦，至少我無法想象，每天只圍繞著一件事，這件事要做無數天，且每天都高強度地去做，這樣的日子怎么會不苦。

著名畫家喬十光曾和祝大年一起去云南西雙版納寫生，在烈日炎炎的下午，祝大年全神貫注，連畫3個小時。

蟲子爬上他的腿，旁邊的望遠鏡、鋼筆都被別人偷走了，他還渾然不覺。

據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劉巨德回憶，祝大年曾經為了畫一棵棗樹，圍著樹轉了五六遍，將樹的每一根枝椏都畫出來了。

如果萬物都有靈性，枝椏們應該會很高興，自己被看見了，還被認認真真地記錄下來，而不再歸屬于一個籠統的名字。

到底有多細致？看他的鋼筆素描會更明顯，看過祝大年的鋼筆素描，著名藝術理論家奚靜之教授把他譽為“中國的丟勒”。

劉巨德說：“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人、用這樣的狀態(tài)來畫畫，也從來不知道原來先生的畫是這么畫出來的。”

他說的，也正是吳冠中口里的“祝大年的畫能盡精微而致廣大，憑寬廣的懷抱，堅強的毅力，成竹在胸”。

祝大年的女兒曾不解地問他，一棵樹而已，有必要投入這么多時間去畫嗎？

祝大年篤定地回答：“一棵生長幾十年的樹，我用幾個小時將它表現出來，我認為值得。”

正因為如此，祝大年的畫，經得起遠看、近看、久久地看。

遠看有氣勢，感覺看畫的自己都變成了滄海之一粟，很渺小，近看有細節(jié)，像米粒粒分明。

別人勸他注意休息，祝大年總說：“我的時間不多了，不同你們還來日方長啊！”

后來，他沒有來日了，他是靠走馬觀花去延續(xù)“方長”。

病危之際，祝大年醒來興奮地告訴家人，他夢見了西雙版納，原來極樂世界也有那樣的原始森林和茂盛的熱帶植物。

1995年，他積勞成疾，走了，享年79歲。

在祝大年走后，吳冠中曾對著他的《玉蘭花開》痛惜不已：

“他在創(chuàng)作的長征之途，從不動搖，永遠信心十足地一步一步攀爬不止。

每次戰(zhàn)役，他不考慮失敗，不見黃河心不死，舍身投藝。這樣執(zhí)著的藝術戰(zhàn)士，今日難找，祝大年去矣！”

想起一個故事，一只小螞蟻在沙漠趕路，遇到一位師父，師父問他，“為何匆匆？”

小螞蟻說：“我要去朝圣。”師父哈哈大笑，“圣城那么遠，你走得這么慢，生命又太短，怎么可能到圣城？”

小螞蟻回答：“沒關系的，只要能死在朝圣的路上，我就無比幸福。”

祝大年也是，死在了藝術朝圣的路上。

吳冠中說：“頑強的祝大年跨越了傳統，他是傳統的強者。

徐熙、黃荃、呂紀均無緣見祝大年，若天賜面，古代的大師會低頭刮目而視。他們更將驚呼這個畫民間大俗的畫家，應登中華民族大雅之堂。”

我不是徐熙、黃荃、呂紀，我也驚呼中國有祝大年，可以、也應該登中華民族大雅之堂的祝大年。

參考資料：

1、袁運甫、袁加父子眼中的祝大年

2、祝重華｜祝大年：獨特的寫生 獨特的風格

3、祝重壽｜祝大年的繪畫充滿了“貴氣”

4、清華校友總會｜祝大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下面是祝大年作品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