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李商隱，人們總是聯想到其溫婉精麗、多情傷感、晦澀沉郁的愛情詩歌。殊不知，詩人生活的年代，卻處于唐王朝風雨欲來山滿樓、寂寂江山搖落處的黑暗時期。

“元和中興”曇花一現，藩鎮割據變本加厲，社會矛盾急劇惡化，宦官把持朝政，黨爭愈演愈烈，面對如此江河日下之勢，詩人憂心忡忡，就有了《行次西郊作一百韻》這樣的“史詩”，表現出詩人強烈的憤慨和深深的憂慮。此詩一掃綺艷、傷感、嫵媚之風，頗有杜陵野老之風范！

說到藩鎮割據，其實歷朝歷代都有體現，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其中以唐代為甚。不得不提的是頗有爭議的唐玄宗李隆基，正是其在位期間，首創“節度使”的實際官職，設立了9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究其初衷，本是防御異族，不料引狼入室，后院起火。正是這些地方勢力率先敲響了唐王朝的喪鐘——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首舉叛旗，以15萬鐵騎把唐王朝攪得天翻地覆，踏得體無完膚。

“安史之亂”平定后，唐王朝并不是沒有意識到藩鎮割據的厲害，而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無可奈何地看著眾“愛卿”以下犯上。其時，朝廷內外，都已意識到藩鎮的弊端，但由于國家久經戰亂，兵士戰斗力不強，對于田承嗣等安史余孽不僅不能一鼓打垮，還得對他們進行曲意安撫，就坡下驢，授以官職，惟恐其滋生事端。

沒想到，此舉助紂為虐，養虎為患。這些有地、有兵、有錢、有權的藩鎮都割據一方，時附時叛，見勢而為，如墻上之草，風吹向哪邊就倒向哪邊，完全成為了雄霸一方的土皇帝。人事任命也是由節度使自己傳之子孫或由原來藩鎮的部將自己定奪人選，最后走個形式“上報”中央，存進名錄，唐天子只能做做樣子，依藩鎮之意“詔許”。可以說，藩鎮割據在唐代也是發展到空前絕后的地步了。

其實，此類現象在中國歷史上基本上沒有中斷過，從春秋戰國“三家分晉”到近現代的“軍閥割劇”，就一直在進行著“你唱戲罷我登臺”的把戲。

先看看春秋戰國，鄭國在初期處于優勢，其后晉楚蹂躪，內訌產生，自取其禍；魯、宋雖出圣人，卻以淫穢見長；楚國父子相殘比比皆是。既然以上諸國沒有能力統一，那就只有三國了——秦、晉、齊。春秋末期，就國力而論，當數晉國最強，故此晉國統一才更合乎邏輯。然而歷史沒有假設，就在此時，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軍閥：韓、趙、魏，三家大臣將晉國形式上平分了，但是三方均不服氣，于是完全拋棄所謂春秋大義，為利益爭奪而大開殺戒，涌現了一批批“英雄人物”，露出一個個軍閥嘴臉，自此，中國踏上分分合合的滄桑道路。而正由于有了三家分晉，東方的整體國力不斷削弱，才使秦國有了修養生息的機會，最終東進統一中國。

三家分晉留下的惡果后患無窮，在當時真的沒人能想到。在秦統一至唐前期期間，其禍患埋藏了近千年，直到唐中期才被重新點燃。可以說，安史之亂是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追根朔源，就是三家分晉的重演。它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帶來的后果不單單是唐王朝的覆滅，而是影響到其后中國一千多年的發展。

離我們最近的藩鎮割據發生在民國，仔細想想，民國初期的軍閥混戰的源流竟出自唐末的割據。由此可以看出，當一個強大的王朝分崩離析時，產生的更多的是一個個怪胎。藩鎮、軍閥就猶如中國的怪胎，如影隨形，對中國產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響。

似乎是吃一塹，長一智，唐以后的歷朝歷代對藩鎮可謂心有余悸，于是采取了許多的措施來防止，但是往往事與愿違，帶來的后果總是國家的衰退，國力的減弱。為什么？要么是內賊作祟，要么是外寇搗亂。回顧歷史，這二者像炒冷飯一樣炒來炒去，從沒解決過，似乎成了規律。

但是，對待藩鎮割據還是要理性地看待，一是改朝換代并不是藩鎮割據的罪；二是并不是所有的藩鎮都割據；三是藩鎮割據也具有積極的作用。

商周時，周文王是商紂的臣屬，周有心，商就滅；隋唐時，李淵與楊廣有君臣及親戚關系，攻陷洛陽，舉手之勞；元明時，朱元璋原屬紅巾手下，為了成大事，便殺了小明王；明清時，滿族原臣服于明朝，看到明朝羸弱，才興師動眾；至于清庭覆滅，雖有外寇入侵，但更多是因自身的腐朽至極所至。古人云，憂患不在敵國外患，而在于禍起蕭墻。對此，朝代更迭并非各藩鎮的罪，這是中國歷史的傳統而已。

所謂藩鎮，它本身只是權力較集中的地方政府。只有不聽朝廷號令、形同獨立王國的藩鎮，才是割據的；反之，就不是割據，盡管它也叫藩鎮，盡管在這個藩鎮內，其長官也是擁有軍政大權的。而算不算割據勢力，要看其與中央的關系，看它受中央的控制程度。據記載，在唐朝的100多年間，近50個藩鎮中，真正的割據藩鎮，只有河朔數鎮。我們不能因為其他藩鎮偶有兵變、反叛事件的發生，就以偏概全地認為藩鎮都是割據。

再者，對于藩鎮割據，以我們歷史和后世的眼光來看，這也許并非什么壞事。它有利于整個歷史的前進，有利于整個社會的發展。因為各國（藩鎮）要在混戰中處于有利地位，必然需要發展經濟，擴充軍隊，增強實力。如此，就需要制定發展經濟的措施，需要人口不斷增長，需要制度的改革，需要調整內部的結構，以適應形勢，方能立于不敗之地。

此外，與中央體系內的“宦官專政”和“朋黨之爭”的陰暗慘禍相比，藩鎮自治也壞不到哪兒去，而且這些割據者中，時不時也有不少“義氣”之舉，互相扶持、提攜，共濟患難，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而且，藩鎮占據一方，尤其邊陲地帶，它們對于緊鄰的雄武異族，或以恩義相結，或以姻親互固，或以武力相御，畢竟是自己賴以生存的地盤，大都拼命護邊，抵制了外族的入侵，這在一定意義上也使漢文明得以保存和擴展。

以另一種眼光來看，在君主專制的封建王朝，藩鎮割據實際上是一種歷史的實驗，它的模式很類似于歐洲封建社會，即封建領主處于互相犬牙交錯、割據一方的狀態，中國在宋朝以后對這種“實驗”從體制上予以了徹底的杜絕。

話說回來，藩鎮割據也是人性使然。俗話說得好，翅膀硬了就會飛起來。藩鎮擁有了財力、兵權，可謂翅膀硬了，焉有不飛之理？誰還想看你臉色行事？從現在的為人之道乃至管理之道來看，一個人擁有了足夠的資本，強大得足以與你分庭抗禮了，自然希望能與你平起平坐，甚至取而代之。

就好像是你養大的孩子一樣，小時候依賴你，需要從你口袋里得到那一張張神奇的票子，自然得聽你的，即使離家出走，也頂多到街上轉個圈子又回來了。為什么？因為他沒錢，走不了多遠。等他長大了，口袋殷實了，有了自己的思想了，還有那么聽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