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19世紀中期，發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改變中國歷史發展軌跡的巨大變化，當然不是一個突發事件，而是一個歷史長期發展的結果。這個巨變經歷了幾個世紀的發展，其起點是16世紀，而19世紀中期的鴉片戰爭則是這個巨變的爆發時刻。自此之后，大變局從發生、發展的第一階段，進入了全面推進、深入開展的第二階段。這個歷史變化過程背后的推動力量是世界貿易的發展，而海上貿易又是世界貿易的主力。因此深入了解16—19世紀中期的中國海上對外貿易，是認識“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從何而來的基礎。而16—19世紀中期的中國海上對外貿易，又必須放在全球史的大視野中才能深入研究。因此，經濟史和全球史在這個研究中充分融合，成為研究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方面。本文將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以期引起更多的關注，從而推動這項研究的深入進行。

大變局·經濟史·全球史

清穆宗同治十一年（1872），朝廷重臣李鴻章在給清穆宗的一份奏章中說：“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這段話在后來的流傳中，逐漸變成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句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話。這個說法后來也成為中國史研究中的共識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基調。我們今天對于中國歷史的劃分，以19世紀中期發生的鴉片戰爭為“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劃分線。

從戰爭規模來看，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在中國歷史上并不在最大戰爭之列。遠的不論，僅把之前發生于1796—1804年的白蓮教戰爭和之后發生于1851—1864年的太平天國戰爭這兩場國內戰爭作一比較，就可以看到鴉片戰爭只是一場中等規模的戰爭。在鴉片戰爭中，參與戰役的清軍人數達20萬人，軍費共2871萬兩白銀。在白蓮教戰爭中，清政府為鎮壓白蓮教起義，從16個省征調大批軍隊﹐耗費軍費2億兩。而在太平天國戰爭中，投入的兵力和花費的軍費，更遠高于此。從戰爭的直接后果來看，太平天國戰爭比鴉片戰爭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大得多。因此人們會問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不把太平天國戰爭而要把鴉片戰爭作為中國歷史的分界線呢？對于這個問題，歷史學家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作了闡釋：“我們到了19世紀遇著空前未有的變局，在19世紀以前，與我民族競爭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勢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19世紀，與我抗衡的是幾個以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立國的列強。”這段話中說的“與我抗衡”的“以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立國的列強”，就是新興的西方國家。正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到來，才導致了這個對中國產生了如此巨大影響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因此，以鴉片戰爭為標志的19世紀大變局的關鍵是西方的到來。

東漢王充有言：“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西諺也說：“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像19世紀大變局這樣一個極其重大的歷史事件，當然不會是忽然出現的，而是經歷了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才發生的。

西歐和中國在地理上相距遙遠，在16世紀之前基本上沒有直接往來，彼此交流基本上通過中介。像馬可·波羅那樣沿著絲綢之路輾轉來到中國的西歐人少之又少，而中國人到達西歐的，更是幾乎全無。到了地理大發現之后，中國和西歐之間才有了海上的直接聯系。1513年5月，葡萄牙人歐維士（Jorge álvares）率領的船隊來到中國廣東珠江口屯門澳，他成為第一個從海路抵達中國的西歐人。他第二年回航馬六甲時，除滿載中國貨物外，也帶著有關中國的第一手消息。1517年8月，葡萄牙艦長安德拉德（Fern?o de Andrade）率領一支由8艘戰船組成的艦隊，護送葡萄牙國王派出的使者皮列士（Tome Pires）抵達中國。中國和西歐之間的聯系，由此變得越來越緊密。因此在16世紀，西歐已經知道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實際存在，并用古代印度人對中國的稱呼Cina，稱中國為Sina。在中國方面，1602年（萬歷三十年），李之藻刊印《坤輿萬國全圖》，在原圖總論部分中引述利瑪竇的話說：地分五大洲，歐羅巴居其一，其地理范圍為“南至地中海，北至臥蘭的亞及冰海，東至大乃河、墨何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徐光啟、李之藻等人發明了“泰西”一詞，用來稱呼歐亞大陸另一端的西歐。與此同時，英語和法語里都出現了Far East和Extreme Orient一詞，用來稱呼歐亞大陸另外一端的東亞。因此，西歐人和中國人對對方的情況，有了遠比過去更全面和深入的認識。與此同時，雙方的聯系也日益密切。到了16世紀之后，更是密不可分。因此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追尋現代中國》中指出：“從1600年以后，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命運，就和其他國家交織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國家一道去搜尋稀有資源，交換貨物，擴大知識。”

中國和西歐的直接交往開始于16世紀，而16世紀正是西歐開始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對西歐的這個變化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作了這樣的闡述：“現代自然科學，和整個近代史一樣，是從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算起，這個時代，我們德國人由于當時我們所遭遇的民族不幸而稱之為宗教改革，法國人稱之為文藝復興，而意大利人則稱之為五百年代（即16世紀），但這些名稱沒有一個能把這個時代充分地表達出來。……只是在這個時候才真正發現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貿易以及從手工業過渡到工場手工業的基礎，而工場手工業又是現代大工業的出發點。……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這個偉大變化對人類歷史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國也不例外，因此也導致了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產生。

這個大變局是由什么推動的呢？由于相距遙遠，在16世紀之前，中國與西歐雖然通過征戰、遷徙、傳教、貿易乃至旅游、通婚、流亡等方式有一些交往，但極為有限，而且基本上是通過中介進行的。到了16世紀，中西之間的直接交往主要通過貿易，而到19世紀中期之后，中西交往才不僅限于貿易，而且通過政治、軍事等方式進行，導致上述“大變局”。因此，這個“大變局”與中國的對外貿易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大變局”由貿易引起，并且貿易導致了一系列重大變化的發生和發展。

恩格斯說：“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恩格斯所說的“簡單事實”就是人類的經濟活動，而貿易是經濟活動的一個重要部分。現代經濟學研究的四大對象是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而貿易是交換的主要形式，因此貿易也是經濟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貿易活動有久遠的歷史，即如亞當·斯密所說：“交易是人的本性之一，它的歷史可能和語言一樣古老。”歷史上的交易，也就是經濟史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重大的歷史變化都有其經濟因素，而貿易正是主要的經濟因素之一。因此，要了解“19世紀大變局”為何出現，當然離不開經濟史研究。

貿易不僅是人類經濟活動的重要內容，也是人類交往的重要方式。人類的交往方式有多種，如前面談到，除了貿易外，還有征戰、遷徙、傳教、賞賜、貢獻、贈與、旅游、通婚、流亡等。但是這些交往方式中，貿易是最重要的一種。這是因為其他交往方式，或多或少伴有暴力、強制等非自愿和非平等的做法，而且大多具有一定的突發性、間歇性和偶然性。貿易則不同，貿易是買賣雙方的事，雙方在進行交易時，必須遵循一定的游戲規則，否則交易行為和交易范圍也就受到很大限制。交易原則包括正式制度、成文法、正式的社會慣例、非正式的行為規范和實施手段。這些游戲規則合起來形成交易制度，以約束人們之間相互交易。交易制度由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和它們的實施方式構成。交易制度也有初級、中級和高級階段，這個發展使交易行為越來越突破各種限制，凸顯其平等、普世的特點。因此在歷史上人類的交往活動中，只有貿易這種交往可以持續不斷并且和平地進行。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貿易是買賣雙方在自愿的基礎上進行的。亞當·斯密說：“兩只狗不會用兩根骨頭進行公平而有意識的交換；也不會用姿勢或嚎叫表示什么東西屬于自己，什么東西屬于對方，并愿意與對方交換。一只動物想要從人或另一只動物那里獲得東西時，除了博取對方的好感外，它沒有其他能夠說服或勸誘的手段。小狗只有向母狗搖尾乞憐才能得到它所期望的食物；家狗竭力做出各種嬌態，目的是吸引餐桌上主人的注意，以便能獎賞給它期望的骨頭。”中國古人把貿易這個行業稱為“商業”，從事貿易的人稱為“商人”。“商”這個字的意思之一是商議、商討、商量。為什么從事貿易要進行商議、商討、商量？這是因為貿易活動和其他經濟活動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在傳統社會中，種田不需要雙方商量，農民自己種就可以了；做手工業產品也不需要雙方商量，工匠自己做就可以了。但是商業不同，買賣雙方必須對交易商品的數量、價格等進行商談，也就是討價還價，最后達成雙方都接受的共識，交易才能完成。所以相對于人類其他交往方式而言，貿易是最為平等的一種。

由于貿易的上述特點，貿易也成為各地人們持續和和平地進行相互聯系的主要手段。美國國父之一的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貿易原理》中指出：“以為我們僅僅是為了我們本身，或我們各自的國家而生存，那是愚蠢的妄想。全智的造物主已經命定在他的全部創造中，都貫穿著互相依賴的關系，盡管我們能力有限，不能充分理解連結各種事物的這種紐帶的性質和目的，然而，我們能夠并確實應該研究和探索與我們的彼此互相依賴有關的每個事物，以及我們行為的動機和準則。我們通過這種調查研究發現，不論是我們實際的還是想象的欲望，我們的感情和我們的習慣，是我們一切行為的動機，并且確實是人與人、國與國之間一般交往和貿易的原動力。”這種互相依賴的關系的基礎，主要就是貿易。

為什么“19世紀大變局”與全球史有關呢？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因為貿易的發展，把全球主要地區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威廉·麥克內爾（William H. McNeil）說：“在1500年之前，世界上大多數人都過著農耕生活，所消費的物品很少不是或無所不是當地生產的。只有商人們四處旅行推銷貨物，他們走多遠，市場就擴展多遠。古代和中世紀時期地球上大部分地區尚處于以歐亞大陸為主體的最大、最具活力的跨文明市場疆界之外，所以用‘世界體系’這一術語表示古代和中世紀時期的這種關系顯然用詞不當。真正遍及全球的市場只能興起于1500年之后；這時世界各大洋開始了正常的航運活動，從而使歐亞大陸世界體系得以涵蓋全人類。這一發展進程花了幾個世紀，今天才差不多完結。”

1500年之前幾年，開始了地理大發現。克利夫（Nigel Cliff）指出：“1498年，瓦斯科·達伽馬向東駛入印度洋時，哥倫布卻第三次西航，最終抵達了美洲大陸。兩位探險家的目標一致，都是尋找通往亞洲的航線，但長期以來，哥倫布那個偉大的錯誤卻一直令瓦斯科·達伽馬的成就黯然失色。既然我們要回到他們那個時代——回到那個所有的道路都通向東方的世界——現在應當總算可以恢復對二人地位的公正評價。為顛覆伊斯蘭教對世界的統治，基督徒發起了長達數世紀的反擊，瓦斯科·達伽馬的三次航海是一個重大突破。它們徹底改變了東西方之間的關系，并在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統治時期——西方人稱為中世紀和近代——劃下了一條分界線。它們當然絕非那段歷史的全部，但與我們的選擇性記憶相比，它們的意義要重大得多。”斯坦因（Stephen K. Stein）也說：“哥倫布為了尋找一條通往亞洲財富的新路，誤打誤撞進入美洲，而從歐洲人角度看美洲是一個全新的世界。他們相隔僅6年的航行共同標志著世界歷史上的一個戲劇性時刻。在此之前，世界各國社會相對孤立。不同文明只了解他們的近鄰和貿易伙伴，就像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彼此了解；但對更遙遠的文明（如中國）只有零星的認識。哥倫布、達·伽馬以及后來的歐洲探險家和冒險家的航行，前所未有地把世界各國人民聯系在了一起。……麥哲倫發現了通往太平洋的海峽，并證明了世界上所有的海洋都是相互聯系的。”費爾南多-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則對此作了更好的說明：“對歷史學家來說，我們所居的這個世界，其大部分地區在1492年似乎都有了一次明顯的轉變，卻驚人地遭到了忽視。1492年是全球史上獨特的一年。在這一年中，最能引起人們遐想的是哥倫布發現了去往美洲的路線——如果有所謂改變世界的事件的話，那么這就是其中之一。它讓舊世界與新世界聯系在一起，讓分離開來的有著沖突、商業往來、傳染病和文化交流的文明正式連接起來。它使全球史——一個真正的‘世界體系’——成為可能。在這個‘世界體系’里，任何一個地方發生事件都會影響其他地區，跨洋的思想交流和互動猶如‘蝴蝶效應’一般。它也拉開了歐洲帝國主義的序幕，從而改變了這個世界。它將美洲人帶入了西方的世界，為西方文明平添了諸多資源，也使長期處于霸權地位的亞洲帝國和經濟強國的最終衰退成為可能。”中國也不可避免地進入了由地理大發現開創的全球網絡，受到這個網絡帶來的“蝴蝶效應”的影響。而關于這個影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作了很好的說明：“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天地。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西歐在這個早期全球化時代在各方面所發生的巨大變化，通過全球網絡勢不可擋地影響到世界各地，這種影響也擴及中國，從而導致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16—19世紀中期的中國海上對外貿易

近年來，隨著“絲綢之路熱”的不斷升溫，相關成果也出現了井噴式的增長。在許多論著中，“絲綢之路”被描繪為一條自古以來就存在的貿易大通道，這條通道無遠弗屆，暢通無阻，世界各地經濟、文化交流通過這條大商道實現無縫對接。然而，這些論著并未對“絲綢之路”上的貿易進行深入研究，忽視了貿易研究中一些需要認真對待的基本問題，這些問題包括運輸成本、貿易伙伴、貿易商品、貿易方式、貿易成本等。對這些問題沒有深入研究而談論貿易，就只是一種缺乏根據的泛泛之談。

貿易是把一個地方的產品運到另外一個地方出售，因此貿易離不開運輸。商品運輸是需要付出成本（即運費）的，把運費攤到所運的商品上，商品的售價就要相應提高。運費高，商品的售價就高，從而競爭力就要降低，甚至因此失去市場，商人做生意賺不到錢，貿易當然也停止了。這一點，古人早已知之。漢朝諺語說：“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運送商品超過一定的距離，運費超過商品本身的價值，販運就不劃算了。

因此運輸對商品的銷售有重要影響。超過了一定的距離，運費就要超過商品本身的價值，販運就不劃算了。運送商品必須通過運輸，而運輸有不同的方式，選擇適當的運輸方式是決定貿易的重要條件。一般來講，采用何種運輸方式，必須由貿易要求的服務水平和允許的成本來決定，對國際貿易來說更是如此。在工業革命以前，國際貿易中最主要的運輸方式有兩種：陸運和水運。

陸運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由于人力不及畜力強，而且人力成本大大高于畜力成本，因此長途陸運商品就只能采用畜力馱運和畜力車運。著名的“絲綢之路”貿易的商品是通過長途陸運運送的，依靠駱駝、馬匹和驢子馱載。這些馱畜能夠馱載的貨物數量、行走速度都很有限，而且人畜一路上都要吃喝，因此沿途必須有能夠向商人和馱畜提供飲水、食物和休整場所的驛站、旅店、客棧（caravansary）等后勤設施，商隊為獲得這些設施提供的服務，當然要付出代價。特別是“絲綢之路”路途漫長，大部分路程在高山、戈壁、沙漠、草原地帶，行程極為艱苦，更大大提高了商品的運費，使“絲綢之路”不可能是許多人想象中的那種“國際商貿大通道”。韓森（Valerie Hansen）說：“絲綢之路貿易經常是地方性的，而且規模很小。即便最熱切相信貿易量大而且貿易頻繁的人，也必須承認被大肆吹噓的絲綢之路貿易并沒有太可靠的實證基礎；……如果說任一時間點上的運載量、交通量或旅行者人數是評估一條路線重要性的唯一標準，那么絲綢之路可說是人類史上旅行量最低，或者說是最不值得研究的一條路線。”

與陸路運輸相比，水路運輸不僅可以運送體積和重量大的物品，而且運輸成本低得多。依照彭慕蘭和史托克的計算，在明清時期的中國，陸路運輸糧食，每公里的運費大約相當于糧食本身價格的1.8%，而煤則為2.5%。因此運糧110華里，運費即與糧價相當。在18世紀的英國和法國，內河水運的運費大體上為陸運運費的一半甚至更少。

海運的運費又比內河水運的運費低許多。公元1世紀時，羅馬帝國皇帝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在《物價敕令》（Diocletian’s Price Edic）中指出，貨物海運的費用是陸運的1/27；17世紀的歐洲人也有類似的評估。在中國，明代成化二十三年（1487），邱濬上疏說：“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載運200噸貨物，在“絲綢之路”上需要1000峰駱駝，但用海船來運，只要1艘像1974年在泉州發現的后渚港沉船或1987年在陽江海域發現的“南海一號”沉船那樣的宋代海船就夠了。此外，海路運輸還有一個額外的優點，即可以繞過一些形勢不穩定的地區。海上航行的危險毋庸置疑，但相較于商人帶領駝隊翻山越嶺、穿過沙漠、抵御盜匪搶劫，且沿途統治者往往對過往商旅橫征暴斂、敲詐勒索、“雁過拔毛”，海運更加安全和有效。因此，相較于陸運，海運不僅運輸成本更低，而且更安全、更快捷。這些優點，使海運成為世界貿易的主要方式。

（一）貿易伙伴的變化

貿易是買賣雙方的事，雙方互為貿易伙伴。研究中國的外貿史，首先必須了解中國和哪些國家或地區進行貿易，亦即了解中國的貿易伙伴。

在以往外貿史的研究中，貿易伙伴的問題往往被忽視。在許多人心目中，全世界似乎都是中國的貿易伙伴。這種想法無疑是以今天的情況去想象過去，當然是不能成立的。還有不少人認為中國傳統的貿易伙伴眾多，包括了世界史上的一些重要地區如波斯（伊朗）、近東、 東南亞、印度次大陸、東北亞（日本和朝鮮）等，而這些地區對中國產品有迫切需求，因此中國的國外市場廣大，不愁沒有生意。然而，這種羅曼蒂克的想象是經不起檢驗的。

一個地區能否成為中國的貿易伙伴，取決于許多因素。首先，要看這個地區的經濟規模和富裕程度達到什么樣的水平。如果是一個經濟規模小的貧窮地區，就沒有很大的購買力，從而不能成為中國的重要貿易伙伴。下面，我們就對中國傳統的貿易伙伴的經濟規模和富裕程度作一簡要歸納。在工業革命之前，由于人口規模是經濟規模的重要內容，一個經濟體中的人口多少，一方面表現了這個經濟體有能力養活的人口數量，另一方面在勞動生產率變化不大的前提下，人口數量也意味著他們創造的剩余產品的數量。因此，下面我們就從人口規模和人均GDP兩個方面來看看上面這些地區的經濟狀況。

1.波斯

波斯和近東所在的西亞，在世界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從自然條件來說，并不很優越。西亞大部分地區降雨稀少，只有一些降水勉強夠用的地方有許多河谷與草地適于食草動物生長，但即使是這些地方，也因天然植物稀少，很難長期在一個地區放牧牲畜，因此游牧生活就成了這個地區人類最重要和最持久的經濟活動。受到自然條件的限制，這些游牧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很低，沒有多少剩余產品可以和外界進行貿易。

位于西亞的伊朗高原的波斯，在16—19世紀的世界中并不是一個重要的經濟體。在16—18世紀的薩法維王朝時期（1501—1736），波斯人口在400萬至900萬之間。之后1820年約為650萬，而到19世紀末（1891），總人口為900萬，其中部落人口225萬，占總人口的1/4。丹尼爾（E. L. Daniel）的研究指出：波斯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幾個世紀以來，生活是如此難以置信地艱苦，并且實際上毫無改善。他們散居在許多偏僻的、通常是孤零零的小村莊之中，這些村莊的居民人數一般在500—1000。他們沒有受過教育，掙扎在生存線上。因此，波斯不僅人口不算多，而且富裕程度也不高。

2.奧斯曼帝國

地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奧斯曼帝國是近東歷史上疆域最廣大的政治實體。奧斯曼帝國在蘇萊曼大帝（Kanuni Sultan Süleyman, 1520—1566在位）時代處于巔峰時期，領土達到450萬平方公里，但是人口卻只有1400萬，1700年為1580萬，1820年為1860萬。和波斯一樣，奧斯曼帝國境內大部分地區也是干旱、半干旱地區，物產貧乏，經濟落后。不僅如此，奧斯曼帝國在18世紀之前已陷入了長期的衰退，在1820年的人均收入水平甚至還低于1500年的水平。

3.東南亞

今天的東南亞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地區，但在歷史上，東南亞人口卻很稀少。1600年，整個東南亞地區的人口合計不過2200萬，其中3個地區強國——安南、暹羅和緬甸——的人口，安南約為470萬，暹羅為220萬，緬甸為310萬。整體而言，東南亞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低，豐富的自然資源尚未得到很好的開發，因此是一個比較貧困的地區。直到18世紀，由于大量中國移民的到來，這里的資源才得到有效開發，東南亞從而成為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

4.印度次大陸

印度次大陸（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在歷史上人口眾多，經濟也比前面幾個地區發達。在1700年和1820年，這個地區的人口數量分別達1.68億和2.09億，而1700年和1820年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24.4%和16.0%，人均GDP為550美元和533美元。從人口、經濟規模和富裕程來說，印度次大陸都是世界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地區。但是這個地區在19世紀中期以前從未統一過，而且不斷受到來自中亞的游牧人的入侵和占領，這個地區的經濟受到很大破壞。16—19世紀，統治北部的莫臥兒帝國是印度次大陸最大的政治實體，但該帝國沒有人口統計數字，其中比較可靠的人口數字是統治族群穆斯林的人口，只有1500萬。該帝國和南部諸多信奉印度教的國家彼此對立，經常交戰。由于廣大的內陸地區與沿海地區之間經濟聯系松散，進行海外貿易的主要是沿海地區，特別是信奉印度教的諸邦國。這些邦國都不是很大，出產有限，對海外商品的購買力也受到局限。它們進行的海上貿易，有很大部分是轉口貿易，并非都是本國的消費所需。直到英國統治建立后，印度次大陸才統一了起來，內部各地區之間正常貿易的網絡也才建立起來，這使廣大內地的產品能夠進入海外貿易，印度次大陸從而也成為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

5.日本

與上述地區不同，東亞的日本，自16世紀以來，各方面都出現了明顯的進步，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體。日本的人口在1500年已達1540萬，1700年達2700萬，1820年達3100萬。歐洲第一人口大國俄羅斯帝國，1550年人口大約1100萬，到了1600年也才達到1300萬至1500萬。日本的人均GDP，在1700年為570美元，略低于中國而高于印度；1820年為669美元，比中國高出11%，比印度更高出32%。與此相對照，東南亞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地區——今印度尼西亞，這3個年份的GDP分別為日本的79%、49%和53%。面積遼闊的整個西亞地區（伊朗、阿拉伯、土耳其等），這3個年份的GDP則分別為日本的135%、80%和74%。日本由于人口和經濟體量都十分可觀，因此也擁有相當強大的經濟實力。此外，日本在16世紀發現銀礦，到了16世紀末，日本白銀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1/4到1/3，鼎盛時年產量高達200噸，成為世界上主要產銀地之一。這使日本獲得了巨大的購買力，日本從而成為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

6.西歐

16世紀之前，中國和西歐沒有直接交往，因此也沒有雙邊貿易。到了16世紀，雙方的貿易開始了。而在16世紀及其后的3個世紀中，西歐人口和經濟規模都發展迅速，成為強大的經濟體。從1500年到1820年，西歐人口從5730萬增加到1.38億，遠遠超過中國和印度之外的任何地區。而在這段時期中，西歐的經濟成長速度更快，因此西歐在1500年、1600年、1700年和1820年的GDP人均分別為774美元、894美元、1024美元和1232美元，分別為同期中國的129%、149%、171%和205%。換言之，西歐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區。

在西歐各國中，經濟發展最快的是荷蘭和英國。荷蘭在1500年、1600年、1700年和1820年的人均GDP分別為754美元、1368美元、2110美元和1821美元，分別為同期中國的126%、228%、352%和304%。而英國在17、18世紀出現了經濟持續的快速發展。英國的人均GDP，1500年為762美元，1600年為1043美元，1700年為1405美元，1801年為1931美元，1820年為2121美元，也大大超過中國，而到了1870年，更飆升到3487美元，為中國的580%。

以荷蘭和英國為首的西歐國家，由于經濟體量不斷擴大，富裕程度迅速提高，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也不斷增加，而且具有大量購買中國商品的支付能力，因此成為這段時期中國最主要的貿易伙伴。

7.美洲

16世紀之前，中國和美洲沒有貿易。從16世紀開始，中國和美洲的貿易迅速發展，美洲也成為中國的重要貿易伙伴。這里特別要強調的是，西屬美洲白銀的發現和開采，是世界經濟史上的重大事件。在美洲的銀礦中，著名的玻利維亞波托西（Potosi）銀礦從1545年開始開采，墨西哥薩卡特卡斯（Zacatecas）和瓜納華托（Guanajuato）的銀礦則分別在1548年和1558年開始開采。這些銀礦的產量迅速增加。在1581—1600年間，僅波托西銀礦，每年生產白銀就達254噸，約占全世界產量的60%。秘魯和墨西哥的銀產量在16世紀時占世界產銀總量的73%，17世紀占87.1%，18世紀占89.5%。這些白銀大量輸往中國，大大促進了中國貨幣的白銀化，從而對中國經濟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推進作用。

中國的外貿在16世紀開始發生重大變化，主要的貿易伙伴從傳統的亞洲國家或地區，轉向西方國家及其殖民地。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17世紀是荷蘭，18世紀是英國，到18世紀末，是英國和美國，特別是英國，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在18世紀后半期直到鴉片戰爭前夕這段時期里，中英之間的貿易總額相比之前增加10倍以上。當時歐洲到廣州貿易的國家有荷蘭、法國、丹麥、瑞典、普魯士等，所有這些國家的輸華總值連英商輸華值的一半都不到，自華出口者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敵過英國。1784年，英國把茶葉的進口稅率從119%減至12.5%，以茶葉為主要內容的自廣州出口的貨值立刻大為增加，其他歐洲國家的對華貿易就都低落得毫無地位可言。而美國從1784年開始有商船來華，到了19世紀逐漸獲得僅次于英國的地位。

廣州十三行

通過以上簡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6—19世紀中期的3個半世紀中，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主要是荷蘭、英國和美國，以及荷蘭、英國的亞洲殖民地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此外，在16、17世紀，日本也一度是中國主要的貿易伙伴。由于貿易的迅速擴大，中國和這些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也越來越緊密，而這種緊密的關系對中國的影響也越來越深，以致最后出現中國的第一貿易伙伴——英國——和中國因貿易而發生戰爭的情況，這次戰爭成為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爆發開端。

（二）出口商品的變化

一個國家向其他國家出口任何一種商品，都取決于國際市場對這種商品的供給和需求的情況。在供給方面，生產者提供的產品必須能夠滿足消費者對于產品在數量、質量、價格、審美觀和心理偏好等方面的需要。在需求方面，消費者必須具有足夠的支付能力和生產者愿意接受的支付手段。此外，還需要合適的運輸方式和運輸能力，以生產者和消費者都能夠接受的費用和時間完成商品交付。只有滿足這些條件，商品交易才能較為持久和具有規模地進行。

16世紀之前，中國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絲貨和陶瓷，主要購買者是傳統的貿易伙伴。到了17世紀，茶葉和棉布先后進入重要出口商品之列，而主要購買者是西歐和美國，以及西屬美洲。

1.絲貨

18世紀之前，中國絲的主要出口對象是日本。李明珠（Lillian Li）估計，經葡萄牙人之手轉賣到日本的中國生絲，每年達4000—6000擔。山脅悌二郎估計，荷蘭人輸到日本的中國生絲年，每年達20萬斤。另外據估計，每年至少有3000—5000擔中國生絲進入墨西哥。根據另一估計，墨西哥每年輸入的中國絲有10000—12000包，即約8000—10000擔。

1831—1833年，世界上最大的生絲消費國是英國和法國，生絲消費量分別為1550噸和1522噸。到了1874—1876年，最大消費國為法國（5194噸），其次為英國（834噸），再次為美國（492噸）。法國本身就是產絲大國，所產生絲是中國絲的競爭對手。因此中國絲的主要購買者是英國。英國生絲進口量從19世紀初開始呈逐年上升趨勢，1857年到達頂峰，進口量高達1200萬磅，成為中國生絲的最大主顧。隨著法國、意大利和日本絲生產的發展，中國絲在海外市場上日益削減。到了1820—1824年，中國絲在國際絲貿易中所占比重僅為11.9%，遠低于意大利的65.7%和印度的16.6%。

2.瓷器

地理大發現之前，中國瓷器的主要出口對象是東亞、東南亞和印度洋東部地區。這些地區經濟購買力不高，因此中國瓷器出口數量有限。到了16世紀，中國瓷器的亞洲市場進一步擴大。17世紀中國輸出的大量瓷器中有相當部分是賣到日本的。1635年就有4艘荷蘭商船從中國臺灣販運13.5萬件中國瓷器到日本，1637年，中國商人販運75萬件瓷器到日本。在東南亞，據統計，巴達維亞每年進口的200萬件瓷器里，其中大約120萬件（總數的60%）進入東印度群島的地方市場，40萬件由公司銷往歐洲，剩下20%為個人擁有。1605—1661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除了把中國瓷器運往荷蘭銷售，還載運了大約500萬件中國瓷器至安南、暹羅、緬甸、錫蘭、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地，運銷到印度尼西亞和馬來亞各島嶼的中國瓷器數量還不在內。1636年運銷印度尼西亞各島嶼的中國瓷器總數達379670件。

1610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商船“紅獅”（Roode Leeuw met Pijlen）號抵達廣州，購回瓷器約9227件，開始了與中國的瓷器貿易。此后，荷蘭購買的中國瓷器不斷增多，1636年達到高峰，為487911件。據保守估計，1602—1682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約1200萬件瓷器。英、法、奧等國商人也開始積極插手參與中國的瓷器貿易。到了18世紀，歐洲各國進口中國瓷器的數量日益增加，規模不大的瑞典東印度公司在1750—1755年間進口中國瓷器1100萬件，丹麥第三貿易公司1760年的華瓷訂單也達328萬件。而在歐洲各國與中國的瓷器貿易中，英國逐漸取得首要地位。英國從中國購買瓷器始于1700年。1712年之前，英國商船從中國回航時所載貨物總額中，瓷器占到20%，不過總量還不很大。到了18世紀后期，英國東印度公司購買的中國瓷器即已遠遠超過其他歐洲國家。

但是，由于瓷器制造業在德國、法國等國的興起，中國瓷器在歐洲市場上的銷售量也日益減少。這時美國成了中國瓷器的大主顧。1792年由廣州出口到美國的瓷器達1492擔，英國400擔，法國180擔，美國成為中國瓷器出口的第一大國。據估計，在中美《望廈條約》簽訂以前，大約有數百萬件中國瓷器運往美國各地。不過，就總的趨勢而言，中國瓷器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在不斷下滑。依照海關統計，1868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是125108179海關兩，瓷器僅占0.11%。之后有所升高，到1887年達到最高，瓷器進出口貿易總價值為1 358 679海關兩，海關各種貨物的進出口總價值為188123877海關兩，瓷器貿易占0.72%。由此可見，在19世紀，瓷器已經不再是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了。

3.茶葉

16世紀之前，沒有中國茶的出口的記載。到了17世紀，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開始進口中國茶葉。其中荷蘭是最大的茶葉進口國，其茶葉輸入總量約為2萬擔，是英國茶葉總輸入量的20倍。18世紀輸入茶葉的國家增加了法國、普魯士、丹麥、瑞典、美國、匈牙利、意大利等。在所有國家中，英國居于首位，輸入總量為400萬擔，約占中國茶葉總輸出量的45%、歐洲輸入量的50%。如果加上走私的數量，英國進口的中國茶總量，超過歐美各國進口的中國茶總數的70%。荷蘭是中國茶葉的第二大進口國，總輸入量為178萬擔，占中國茶葉總輸出量的20%、歐洲輸入量的22.3%。俄國輸入茶葉733881擔，占中國茶葉總輸出量的8.26%。美國開展茶葉貿易較遲，輸入155360擔，占中國茶葉總輸出量的1.74%。法國、瑞典、丹麥共占歐洲輸入量的17.9%，占中國茶葉總輸出量的16.1%。19世紀時，英國稱霸茶葉外銷市場，美國和俄國次之，其他國家基本退出茶葉貿易活動。在19世紀頭40年中，英國輸入茶葉9876882擔，占中國茶葉總輸出量的66.78%；美國輸入2860455擔，占19.3%；俄國輸入1737855擔，占11.75%；其余為丹麥、瑞典、南洋諸國分享。

1760年，英國進口的中國茶的貿易額超過了印度棉布，躍居英國亞洲貿易的首位。英國也成為全世界人均茶葉消費量最大的國家。法國人拉羅什富科（Fran?ois de la Rochefoucauld）在1784年出版的《一個法國人的英國之行》中寫道：“在整個英格蘭，喝茶是很普遍的事情。人們可以一天喝兩次，盡管價格不菲，最下等的農民也像闊佬一樣一天喝兩次茶；茶的總消費量是驚人的”，“據估計，一個人，不管男女，每年平均消費4磅茶葉。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4.棉布

中國的棉布出口始于明代，出口棉布主要產于江南。從16世紀起，葡萄牙人便將江南布銷往歐洲、美洲、非洲及日本、印度和東南亞地區。后來英國人將其稱為“南京布”（Nanking cloth，也作Nankeen）。因為英國長期是中國棉布的最大買主，因此這個英語稱謂也流行開來。南京布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棉布，西方購買的中國棉布也基本上是南京布，盡管后來廣東生產的棉布“廣州布”也有相當數量的出口，但由于廣州布洗后容易褪色，東印度公司更傾向于購買南京布。因此江南生產的“南京布”是向西方出口的棉布的主體。1764年，各國商船共購買南京布60917匹，其中荷蘭購買15000匹，法國11510匹，丹麥26400匹，瑞典8000匹；而在1765—1767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整個貿易季度購買南京布18000匹，已是南京布的第二大進口國。1768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購買南京布20000匹；之后到了18世紀80年代，公司經常性地每年販運中國土布2萬匹到英國；這個數量到19世紀初擴大到20多萬匹；英國成為南京布的最大進口國。英國之外，美國也成為南京布的大買家。1795—1810年間，在有數據的15個年頭中，總數達到12715700匹，每年平均847713匹，15年中有12年超過英國，同時期英國每年輸入322653匹，美國是英國的將近3倍。在這15年中，美國商船大約輸出了南京布輸出總量的整整70%。總體來看，1786年歐美各國在廣州購買的南京布達372000匹，1795年為1005000匹，1798年達到2125000匹。在1786—1833年這48年中，總數高達44622739匹。在所有國家中，英國和美國是最主要的買主。

（三）進口商品的變化

中國的進口商品，在16世紀以前主要是以“香藥犀象”為代表的產品。到了宋代，海上貿易有重大發展，進口商品的種類也大大增多。黃純艷將宋代進口商品總結為五大類。1.珍寶：金銀、象牙、犀角、珊瑚、玳瑁、翠羽、瑪瑙、貓兒眼睛、琉璃等。2.香料：沉香、乳香、降真香、龍涎香、薔薇水、檀香、箋香、光香、金顏香、篤耨香、安息香、速香、暫香、黃速香、生香、麝香木等。3.藥材：蘇木、阿魏、肉豆蔻、白豆蔻、沒藥、胡椒、丁香、木香、蘇合油、血碣、腦子、鹿茸、茯苓、人參、麝香等。4.日常用品：吉貝布、番布、高麗絹、綢布、松板、杉板、羅板、烏婪木、席、折扇等。5.軍事用品：硫黃、鑌鐵、日本刀、皮貨、筋角等。其中香料和藥材（即“香藥”）是最重要的，所以“海上絲綢之路”也被稱為“海上香料之路”。到了16世紀，情況發生了一些改變。萬明比較明初和16世紀中期進口商品品種，得出結論為：第一，進口的東南亞商品的變化不大。明初在東南亞海上貿易具有的遠距離奢侈品貿易性質，在16世紀中期的商品輸入上仍體現得很明顯。第二，16世紀中期進口的日本商品發生了重大變化，即白銀大規模輸入成為主要特征。在此之后到19世紀前半期，中國進口商品的種類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進口商品主要為稻米、棉花、木材和有色金屬等產品，后來是鴉片；來自歐美地區的主要商品是白銀，更晚一些又加上棉布等工業產品。

1.香料

依照包樂史（Leonard Blussé）的研究，中國帆船從荷屬東印度的首府巴達維亞輸出的貨物，主要有胡椒、檀香木、牛角、象牙、香料、食用燕窩、海參和大量的白銀，其中胡椒的銷售量最大。從1637年至1644年，每年有800噸至1200噸胡椒輸往中國。1644年，總共裝載有3200噸貨物的8艘中國帆船抵達巴達維亞。據范·勒爾（J. C. Van Leur）估計，每年船運到中國的胡椒數量最多是2000噸，約占印度尼西亞胡椒總產量的5/6。入清以后，仍有大量東南亞的香料輸入中國，1775年，廣州市場上有約2584擔來自明古連的胡椒；1807年，運到廣州的明古連胡椒價值9.28萬兩白銀。1801年，廣州交易的安汶丁香有1000多萬磅。到1810年，亞齊的胡椒產量達到400萬磅，其中大部分最終運到了中國。但是香料在中國海上貿易中的地位已經大為下降。

2.稻米

19世紀中期以前，中國從越南、暹羅和呂宋這3個主要產米國進口米谷。道光十一年（1831）的米谷進口總數約為3900噸。如果加上“走私”的米谷，總數要大得多。除了越南、暹羅和呂宋之外，甚至印度的稻米也進入中國。嘉慶十一年（1806），從印度各港來了三四十只港腳船，載來米約40萬石，造成廣州米價的大幅下跌。

3.銅

木宮泰彥指出：清代鑄錢，每年要用銅料一千數百萬斤。這些銅料，在清初全靠國內供給。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放禁海以后，銅料大部分取之于外洋，被稱為洋銅，洋銅幾乎全部來自日本。1701—1710年，日本銅年均產量為5340噸，荷蘭東印度公司船年均運走912噸，中國船年均運走2930噸；1711—1720年，日本銅年均產量為5340噸，荷蘭東印度公司船年均運走609噸，中國船年均運走1904噸；1761—1770年，日本銅年均產量2873噸，荷蘭東印度公司船年均運走554噸，中國船年均運走1154噸；1771—1780年，日本銅年均產量2702噸，荷蘭東印度公司船年均運走559噸，中國船年均運走897噸。荷蘭東印度公司運走的銅，大部分轉賣到了中國。

4.白銀

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在其有名的《白銀資本》中，對16—19世紀世界白銀的產量和流向作了一個簡單總結，他指出在16世紀，美洲生產了17000噸白銀，幾乎都被運到歐洲；17世紀和18世紀分別生產了37000噸和75000噸，分別有27000噸和54000噸運到歐洲，運到歐洲的白銀，17世紀和18世紀合計81000噸。歐洲獲得的白銀，大約一半（39000噸）又轉手到亞洲，其中17世紀為13000噸，18世紀為26000噸。這些白銀最終主要流入中國。另外有3000噸到10000噸，甚至可能高達25000噸白銀，從美洲直接通過太平洋運到亞洲，這些白銀的絕大多數也最終流入中國。此外，日本至少生產了9000噸白銀，也被中國吸收。在1800年以前的2個半世紀里，中國最終從歐洲和日本獲得了將近48000噸白銀，可能還通過馬尼拉獲得了10000噸甚至更多的白銀，另外還從亞洲大陸上的東南亞、中亞地區和中國自身獲得一些白銀。這些加起來，中國獲得了大約60000噸白銀。世界有記錄的白銀產量，自1600年起為120000噸，其中中國獲得的大約占了一半。

5.棉花

中國本是產棉大國，但是到了清代中期，由于棉布出口規模日益擴大，國產棉花供不應求，因此開始進口，主要來源是印度。英國東印度公司自18世紀開始，就把印度棉花作為中英貿易中英國的出口商品。印度棉花在中西貿易中取得決定性地位是在18世紀70年代。廣東每年進口的印度棉花，1784年以前不過2萬擔，1792年達到15.59萬擔，1800—1804年躍升至近20萬擔，之后回落，到1816年又攀升至40萬擔，1825—1829年至42.94萬擔，1830—1833年至45.38萬擔，1840年為50萬擔，而至1841—1849年更多達60萬擔。換言之，至遲到1816年，廣東進口的印棉量已達到松江棉紡織業的用棉總量的水平。

6.鴉片

中國的鴉片進口始于明末，大約在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1624年荷蘭人侵占臺灣，鴉片也隨之傳入。到了清代，吸食者增多，引起朝廷重視。雍正七年（1729），清朝政府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道禁鴉片法令：“興販鴉片煙，照收買違禁貨物例，枷號一月，發近邊充軍。如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律，擬絞監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戶、地保、鄰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但是因為禁止不力，鴉片進口不斷增加。到了1820年，鴉片成為中國第一大貨值的進口商品。馬克思在1858年發表了《鴉片貿易史》一文，對中英鴉片貿易史作了很好的總結。他寫道：“在1767年以前，由印度輸出的鴉片數量不超過200箱，每箱重約133磅。中國法律許可鴉片作為藥品輸入，每箱鴉片抽稅3美元左右；當時從土耳其販運鴉片的葡萄牙人幾乎是唯一給天朝帝國輸入鴉片的商人。……大約在1798年，東印度公司不再是鴉片的直接出口商，而成了鴉片的生產者。在印度，實行了鴉片壟斷，同時東印度公司偽善地禁止自己的船只經營這種毒品的買賣，而該公司發給同中國做買賣的私人船只的執照中卻附有條件，規定這些船只如載運非東印度公司生產的鴉片要受處罰。……1800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已經達到2000箱。”“東印度公司一手扶植的、北京中央政府抵制無效的鴉片貿易規模日益增大，到1816年，鴉片年貿易額已將近250萬美元。就在這一年印度的貿易開放了，……大大推動了英國鴉片走私商的活動。1820年，偷運入中國的鴉片增加到5147箱，1821年達7000箱，而1824年達12639箱。……鴉片貿易在1824年到1834年的10年當中，就由12639箱增加到21785箱。”據統計，1795—1840年，英屬印度主要城市加爾各答輸往中國的最重要的商品是鴉片，占總額的64.4%；其次是棉花，占總額的27.6%。在另一個主要城市孟買，1801—1839年，輸華貨物總額中棉花占49.7%，鴉片占40%。1820年，鴉片超過棉花成為印度輸華第一大貨值的商品，至鴉片戰爭前夕，英國統計資料表明，其對華貿易中，中國對于棉花年均進口值500萬元，中國茶葉年均出口值為945萬元。如果不加上鴉片的進口，中國仍將保持順差，但是加上鴉片，中國對英國的貿易的格局就改變了，因此鴉片成為19世紀英國對華貿易的基石。1838年清政府實行嚴厲禁煙政策后，英國即發動戰爭，強迫中國接受鴉片貿易。這場戰爭以中國的全面失敗為結局，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而英國則從中獲得了巨大利益。馬克思寫道：“1843年起，鴉片貿易實際上還是完全不受法律制裁。1856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總值約3500萬美元，同年英印政府從鴉片壟斷貿易上得到了2500萬美元的收入，即等于國家總收入的六分之一。”

（本文原載于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 Forum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