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漢文兵書具有重大理論和實用價值，受到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的青睞與尊崇。不少少數民族用民族文字翻譯漢文兵書，形成一系列具有較高版本與校勘價值的特殊文獻。這些兵書如同橋梁和紐帶，影響了少數民族的軍事理論構建、軍事文化與軍事活動，豐富了中華民族軍事理論與文化內涵，成為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詞：漢文兵書 少數民族 翻譯 應用

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中原地區經濟、文化發達，中原王朝在追求和維護國家統一過程中形成了強大的軍事力量，并積累了深厚的軍事用兵智慧與實戰經驗，先后有不少重要的兵學家將這些寶貴經驗凝聚提煉，寫出了多種內容豐富的兵書。這些兵書大多以漢文傳世，對后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中國歷史上產生的漢文兵書，主要有《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吳子兵法》《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將苑》《李衛公問對》等。漢文兵書內容涵蓋了戰爭中戰略戰術指導、軍隊建設與訓練，不僅關注戰略與策略，還詳細論述了軍隊的組織結構、編制、訓練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此外還重視政治與軍事的結合，強調政治手段在戰爭中的運用。

漢文兵書作為國學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先人的軍事思想與戰略智慧，是眾多軍事家、思想家智慧的結晶。它們所蘊含的戰略思維、辯證思維等，往往被統治者借鑒用于國家治理。漢文兵書不僅對現代社會的軍事、政治領域具有指導意義，更在經濟、管理等多個層面展現出跨越時代的價值，在全球范圍內亦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中國歷史上的兵書不僅是軍事智慧的寶庫，更是連接古今、溝通中外的文化橋梁，其深遠意義值得不斷挖掘與傳承。

漢文兵書在歷史上對國內少數民族也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不少少數民族用民族文字對其進行翻譯，形成一系列有特殊價值的文獻，豐富了中華民族軍事理論與文化內涵，值得認真梳理和深入研究。

一

在中國古代，中原四周的少數民族被中原王朝統稱為“四夷”。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中一些民族逐漸壯大，在內部統一以及與中原王朝的交往中，不乏軍事行動的發生。遺憾的是，由于早期少數民族缺乏記錄本民族語言的文字，他們的歷史，包括軍事行為和軍事思想，都未能得到詳盡的記載。如今，我們所能窺見的古代少數民族歷史，大多依賴于漢文的記載得以保存。而近代以來的考古發現，也為少數民族的歷史補充了許多珍貴的資料。

中國各民族之間在軍事領域交往頻繁，相互借鑒吸收。戰國時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典故便是明證。趙武靈王毅然將趙國的服裝改為西北戎狄之短衣窄袖的服裝，并學習少數民族的“馬射”，大力發展“騎戰”，使國家變得強大起來。

秦漢之際，北方的匈奴實力逐漸強大，與中原王朝秦、漢或往來，或對峙，或征戰，關系密切。匈奴也任用了一些熟悉中原文化的臣僚，但尚無直接資料證明，匈奴借鑒過漢文兵書。匈奴沒有創制民族文字，當然也沒有翻譯中原地區兵書之舉。

此后，鮮卑族在南北朝時期十分活躍，建立了多個政權，其中以鮮卑族為主體的北魏王朝進至中原地區。魏孝文帝實行漢法，使用漢文，對漢文化施行“拿來主義”，當然也沒有創制記錄鮮卑族語言的文字。《隋書· 經籍志》記載“孝文徙都洛邑，借書于齊，秘府之中，稍以充實”。可見魏孝文帝時從南朝齊國得到書籍，充實秘府。《孫子兵法》等兵書作為中原軍事理論的經典，可能成為北魏君臣們學習和借鑒的重要典籍。北魏在與南朝（如宋、齊、梁等）的戰爭中，常采用“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思想，通過情報分析和靈活戰術取得勝利。北魏在軍事教育中可能引入《孫子兵法》等兵書，特別是孝文帝改革后，漢化程度加深，漢文兵書可能成為軍事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北魏名將崔浩的“我怠彼銳，危道也”與《孫子兵法》中的軍事思想有著密切的關聯，都強調了戰爭中雙方狀態對比的重要性以及保持自身優勢和避免劣勢的必要性。崔浩在對抗柔然時，提出“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的策略，后來果然取得戰爭的勝利。這符合漢文兵書中強調“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兵貴神速”的觀點。

二

大約在漢代至唐代，西北和北方地區的一些少數民族使用了佉盧文、焉耆-龜茲文、于闐文、粟特文、突厥文等。所存文獻多是考古發現的木牘、紙本和碑文文獻。文獻中尚未見到有關自己編寫兵書或翻譯中原王朝兵書的記載。

唐代，松贊干布統一青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與中原王朝關系密切，努力學習唐朝的先進文化和生產技術，創制了藏文。他先后兩次派遣大臣赴唐朝請婚，迎娶了唐太宗宗女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入藏時，唐朝皇帝賜予豐富的物品，其中有大量書籍，如儒學經書、佛教經典、占卜書、營造與工技書、醫書等。這些典籍與技術的引進，對發展吐蕃的經濟、文化起到了積極作用。當時還從唐朝引入紙、墨等生產技術，派遣貴族子弟到長安學習詩書，聘請漢族文人入吐蕃代寫表疏，與唐朝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保持著十分密切而友好的關系。8世紀初吐蕃贊普赤德祖贊即位后，也多次派遣官員到長安請婚，唐朝以金城公主賜婚。金城公主入蕃時又攜帶大量物品和人員，其中也有多種書籍。金城公主于唐開元十八年（730）向唐朝求得《毛詩》《禮記》《左傳》《文選》等漢文典籍，唐朝如請賜予。但以上書籍不包括兵書，因為中原王朝與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文化交往時，一般不會賜予兵書。

后來吐蕃的勢力范圍達到河西走廊。在敦煌石室所出藏文文獻中有多種中原王朝典籍的譯本，其中有《今文尚書》譯本，還有《春秋后語》的譯本（P.T.1291號）。《春秋后語》最初由日本藏學家今枝由郎首先提出為《戰國策》譯本。后來中國學者馬明達指出此文獻并非《戰國策》譯本，而是《春秋后語》譯本。《春秋后語》與《戰國策》是相關的文獻，由東晉孔衍撰，共十卷，因《戰國策》所記戰國史事未為盡善，遂參據《史記》，考其異同，撰成是書，時間始自秦孝公，迄于楚漢之際，按秦、齊、楚、燕、趙、魏、韓七國分別記載。藏譯本是殘本，存《魏策》6篇。譯著與漢文原著并非嚴格對應，有時采用簡述大意的方法，譯文生動流暢，推測是藏族專家的手筆。這些文獻的發現，表明吐蕃時期（7世紀至9世紀）曾對漢文典籍進行翻譯和傳播，反映了當時中原文化對吐蕃地區的深遠影響。與《戰國策》有關聯的《春秋后語》是戰國至秦漢時期縱橫家言論和謀略的匯編，其中包括戰爭背景與戰略思想、具體戰役與戰術案例、軍事思想與用兵原則、戰爭與外交的互動，內容雖未形成系統的軍事理論，卻為《孫子兵法》等兵書提供了實踐注腳，堪稱“非典型兵學經典”。由此可見藏族對中原地區的歷史和兵法知識的學習和借鑒。

在敦煌石室中還有漢文《孫子兵法》殘頁，為日本大谷光瑞藏，收入羅振玉的《漢晉書影》中。敦煌石室還出土有漢文《太公六韜》，編號P.3454，存200行，為伯希和所獲，今藏法國國家圖書館。這證明遠在河西走廊西段的敦煌也有《孫子兵法》等兵書。而此地區當時是漢族與少數民族雜相居處的地區。文獻記載，唐朝中后期吐蕃長期占領包括沙州在內的河西走廊。

三

宋、遼、西夏、金時期是多政權并存時期。宋朝坐擁中原，經濟、文化發達，軍事上前期與遼、西夏抗衡，后期與西夏、金對峙，可謂中原王朝的多事之秋。有宋一朝，在官方主導下系統整理兵書《武經七書》，其編纂規模宏大；學者們對兵書進行注釋與研究，達到新的學術高度；在軍事實踐中運用，也能達到致勝的效果。宋朝印刷業興盛，國子監主持刊刻《武經七書》，地方官府和民間書坊也大量刊印單行本兵書。宋朝對傳統兵書的整理刊印，不僅是對古代軍事思想的系統總結，更在軍事技術變革與政權安全的雙重壓力下，實現了兵學理論的適應性轉化，推動了兵學的發展。

遼朝以契丹族為統治民族，長期與宋朝南北對峙，顯示出強大的軍事力量。遼朝創制并使用契丹文，用契丹文翻譯了很多漢文書籍。據《遼史》記載，蕭韓家奴譯《貞觀政要》《五代史》《通歷》，耶律倍譯《陰符經》，耶律庶成譯《方脈書》等。其他文獻中也有以契丹文翻譯漢文典籍的記載，如曾譯《辨鴂錄》等。甚至遼朝皇帝也參加譯書，遼圣宗耶律隆緒曾翻譯白居易的《諷諫集》。契丹文還用于書寫外交書函、著諸部鄉里之名、書寫詩歌、刻石記功，甚至還用于考試。歷史文獻尚未見遼朝用契丹文翻譯兵書的記載。近代出土的契丹文文獻多為墓志銘等石刻碑文之類。

遼朝用漢文印行了大量書籍。清寧元年（1055）刊印漢文“五經”，咸雍十年（1074）又印刷《史記》《漢書》等。此外，還印刷有蒙書、醫書。遼代崇佛，對佛經進行大規模的校勘、編纂和刊印，刻印了著名的漢文大藏經《契丹藏》，也稱《遼藏》。遼朝雖創制契丹文，也翻譯了不少漢文典籍，但契丹文行用不廣，當時主要流行的是漢文。其對中原兵書的學習和借鑒應是從漢文兵書獲得。

西夏是以黨項族為統治民族的政權，占據西北一隅，抗衡東南部的宋朝和北部的遼朝，其軍事力量也不可小覷。西夏在建國前就創制了記錄黨項族語言的文字，當時稱為番文，后世稱為西夏文。

西夏統治者對兵書十分重視。第一代皇帝李元昊“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鑒訣》”。所謂《野戰歌》應是有關軍事方面的著述，或根據黨項族軍事經驗編輯而成，也不排除其中借鑒了中原地區的作戰經驗。西夏既能發展黨項族的民族文化，又

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特長充實自己。西夏統治者深知中原王朝有源遠流長的文化，有豐富的典籍，要提高和發展西夏的文化，必須大力吸收、借鑒中原地區的文化營養。因此，翻譯中原地區的著作成為其發展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夏還將本朝編纂的重要西夏文典籍如西夏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譯成漢文。西夏譯著的繁榮不僅與當時使用漢文的宋朝不同，與同是少數民族為主體的遼、金王朝也很不相同。遼、金王朝雖也創有民族文字，但民族文字的應用難以和西夏相提并論。

西夏創制文字后，景宗李元昊“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所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應是西夏最早的翻譯著作。毅宗李諒祚于宋嘉祐七年（1062）向宋朝求賜字畫和經史書籍：“夏國主諒祚上表求太宗御制詩草、隸書石本，欲建書閣寶藏之。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本朝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其馬。”現存的西夏文文獻中已經發現了刻本《論語》，寫本《孟子》《孝經》等。西夏還翻譯了史書、類書和兵書。從黑水城出土的文獻中可知，西夏有史書《十二國》《貞觀政要》和類書《類林》的譯本。西夏以軍事興國，建國前后不斷與相鄰的宋、遼、回鶻、吐蕃發生戰爭，特別重視用兵。西夏把中原地區的多種主要兵書翻譯成西夏文刻印流行，其中有刻本《孫子兵法三注》《六韜》《黃石公三略》，另有《孫子兵法》和《將苑》的寫本，其中有的是唯一的少數民族文字譯本。目前已發現的西夏文兵書皆為殘本，但我們可以推斷原來都是全本。

西夏文翻譯多種漢文兵書，反映出西夏對中原地區兵書的重視和需求。西夏向宋朝求賜書籍時，宋朝連史書都不肯賜予西夏，遑論兵書。但憑西夏與宋朝政府間使節的頻繁往還，以及民間大量的經濟、文化交往，得到宋朝出版的兵書作為翻譯的底本并非難事。西夏翻譯多種兵書反映了西夏面對周圍各政權加強軍事力量和用兵的迫切需要。

西夏文翻譯的刻本兵書，觀其版本皆應是官刻本，有專家考察《六韜》為西夏刻字司刻本。看來翻譯、刻印中原王朝兵書應是官方行為。西夏軍隊的主力由黨項族組成。西夏統治者認識到這些兵書的重要性，將其翻譯成西夏文，演化成本土的實用書籍，發放至西夏的黨項族軍官，使那些不懂漢語、漢文的黨項族軍官們能方便地學習、借鑒兵法，以利于實戰。即便是懂得一些漢語、漢文的黨項族軍官，看漢文兵書的難度也很大，有西夏文譯本就十分方便了。

考慮到這些西夏文兵書譯本是在西夏偏遠的黑水城地區出土，可以想象到這樣的兵書在西夏落地生根，流通范圍之廣，影響之大，顯示出漢文兵書文化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深度影響。

比起其他少數民族政權，西夏翻譯、流通漢文兵書的數量和流傳范圍絕無僅有，顯示出西夏學習、繼承中原軍事文化的深度。西夏作為一個地域偏狹、人口較少的政權，能同時抗衡兩大強國，在軍事上創造出很多出奇制勝的戰例，其中，不少戰例暗合于《孫子兵法》等傳統兵書的意蘊，這與西夏翻譯、傳播這些兵書不無關系。

宋寶元元年（1038），西夏李元昊稱帝立國，宋朝激烈反對，雙方接連在三川口（今陜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寧夏隆德縣北）、定川寨（今寧夏固原西北）發生三次大戰。天授禮法延祚三年（1040）正月，夏軍破宋金明寨（今陜西安塞東南），又以數萬軍圍延州（今陜西延安）。宋守軍勢孤，急調鄜延、環慶救兵赴援，遭夏伏兵襲擊，宋軍倉促應戰， 敗潰，多員大將被俘，延州幾乎不保，夏軍大勝。翌年，李元昊派兵攻宋渭州（今甘肅平涼），進逼懷遠城（今甘肅平涼北），宋發鎮戎軍兵迎戰。夏軍盡棄牛、羊、馬、駝，佯敗走。宋軍追趕，晚屯兵好水川。李元昊自將兵十萬營于川口，先以數“銀泥合”密封鴿百余置道旁。宋軍得“銀泥合”后打開，鴿自中起，盤飛軍上，西夏軍由此識宋軍所在，鐵騎四合， 斷宋軍歸路，宋大將多人、士兵萬余人戰死，宋朝關右震動。再過一年，李元昊于天都山點集左右廂兵十萬分東西兩路合攻宋鎮戎軍（今寧夏固原）。宋軍深入至定川寨（今寧夏固原西北），夏兵毀橋斷其歸路，以大軍合圍，又絕其水源。宋軍將校四十余人戰死，士兵近萬人被俘。李元昊乘勝直至渭州，致使關輔居民震恐，紛紛逃往山間。三年接連三次大戰，都以宋朝慘敗告終，影響深遠。此后西夏還有不少對宋、遼的戰事中取得良好戰績的實例。這些典型的戰例顯示了西夏軍隊指揮者的軍事才華，從中不難看到中原王朝兵書經驗的影子。

黑水城還出土有西夏軍律《貞觀玉鏡統》，是西夏貞觀年間（1101—1113）的一部西夏軍律，刻本，蝴蝶裝。《貞觀玉鏡統》保留了殘序半頁，指明此軍事法典的制訂為正軍令、明賞罰，規范將帥至士卒在用兵、行軍、作戰時的行為。其卷一僅存目錄44條，尚缺約9條，正文全佚。從目錄可知內容為將帥受命、牌印旗鼓、行軍布陣等。卷二為“功品”，有目錄77條，正文存15條。卷三15條，缺2條，為“罪品”。卷四完整，共16條，為“進勝品”。全書中有的條下還包括若干小條。

像這樣規定具體的軍法在存世文獻中十分罕見。其實，西夏在《貞觀玉鏡統》之前可能早已有自己的軍事著作。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環慶經略司言：‘斬西賊統軍嵬名妹精嵬、副統軍訛勃遇，得銅印、起兵符契、兵馬軍書，并獲蕃丁頭凡三十八級。’詔以印、符契、兵馬軍書來上”。宋朝繳獲的西夏“兵馬軍書”或為早于《貞觀玉鏡統》的軍事法著作，或為翻譯成西夏文的漢文兵書。由此可見，西夏將帥在戰爭中確實攜帶著兵馬軍書以資參考。

這些近千年前漢文兵書西夏文譯本的出土和刊布，引起了兵書研究專家的注意。21世紀初，時任南昌大學副校長、兵學專家邵鴻教授曾向我了解西夏文兵書的情況。北京大學李零教授也關注過西夏文兵書譯本。至今西夏兵書研究已有很好的成果。彭向前教授在2011年立項研究西夏文《孫子兵法》，記得當時他將“西夏文《孫子兵法》研究”課題設計和錄文、對譯、校注示例交我征求意見。經過十多年的磨煉，在2023年完成了《西夏文〈孫子兵法三注〉研究》書稿。彭向前教授囑我看稿，我在贊賞之余，也提出若干修改意見。此書從文獻學、語言學、翻譯學和歷史學等方面，對西夏文《孫子兵法三注》展開多學科交叉研究，揭示了西夏文譯本所具有的重要學術價值和貢獻，對于厘清唐宋時期《孫子兵法》及其注本的演變和發展過程有重要助益。我們編纂《西夏文大辭典》請彭向前教授承擔西夏文《孫子兵法》的詞條編撰工作，他從中遴選1000多個詞條，質量很高，有些詞條只在《孫子兵法》中才出現。賈常業研究員對西夏文《六韜》做了較為全面的介紹、翻譯和研究，發表了《西夏文譯本〈六韜〉解讀》。鐘焓教授對西夏文《黃石公三略》做了深入研究，發表了系列文章。田曉霈和孫濛奇都對西夏文《將苑》進行了研究。

金朝是以女真族為統治者的王朝，于12世紀初滅亡了遼朝，隨后攻占了宋朝的都城開封府（今河南開封）。金朝對漢文典籍十分重視，早在金太祖天輔五年（1121），阿骨打便下令“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并先次津發赴闕”。天會四年（1126）攻下開封府時，將北宋國子監所藏圖書、書版盡數劫去。金朝立國后中央政府刻印漢文圖書，金收國元年（1115）設國子監，除培養士子外，還負責出版教學用的儒家經典，如九經、十四史，還有《老子》《荀子》《揚子》等書。

金朝建國后，即創制文字，稱為女真字。據史載，女真字有大字、小字兩種，但傳世的女真字主要為女真大字。一開始規定女真字與契丹字、漢字在金朝境內同時流通，后只準用女真字和漢字。由于文化教育的需要，女真文字圖書的翻譯也十分興盛，從編譯的女真文圖書內容來看，大多為儒家經典。當時女真文譯本有《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劉子》《新唐書》等典籍。還有記載曾用女真文翻譯《伍子胥書》《孫臏書》等，尚有待進一步考證。上述書籍既無傳世文獻，也無考古發現。

四

元朝統一中國，其皇族是蒙古族。蒙古族興起后，吸收畏兀兒文化，創制了以回鶻文為基礎的回鶻式蒙古文。元世祖忽必烈即大汗位后，積極推行漢法，廣泛接受漢族的傳統文化，迅速將蒙古族的文明程度提升到一個新高度，使處于封建制度初期的游牧民族很快接受了中原地區較發達的農業文明。忽必烈尊儒興學，使蒙古貴族子弟學習儒家經典，接受漢文化教育。對于剛進入中原地區的蒙古人來說，學習儒家經典最困難的是語言文字。為此，忽必烈擢用一批通曉蒙語的漢族文人來翻譯儒家典籍，其中未見有翻譯兵書的記載。忽必烈時期命國師八思巴利用藏文創制成“譯寫一切文字”的八思巴字。元代用八思巴字也翻譯了不少儒、史書籍，如《通鑒節要》《孝經》《貞觀政要》《資治通鑒》《大學衍義》等，其中也沒有翻譯兵書的記載。近代考古發現中也未見回鶻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的兵書文獻。

明朝是以漢族為主體的王朝。元朝滅亡后末帝逃往元上都，殘存于塞外的元政權，史稱“北元”，與明朝有和有戰。16世紀北方又有蒙古族首領俺答汗崛起，最后歸順明朝。明朝的蒙古族沒有翻譯漢文兵書的記載。

清朝是以滿族為皇族的政權，統一全國，國家統一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太祖努爾哈赤不僅是一個馬上取天下的開國皇帝，也是一個注重文治的君主。他在明萬歷二十七年（1599）下令創制滿族民族文字。天聰六年（1632）又加以改進，稱為“新滿文”。有清一代，用新滿文纂修、翻譯了許多圖書、檔案。

清代早期翻譯了很多漢籍，其中包括多種兵書，如《孫吳兵法》《孫子兵法》《孫吳武經》《六韜》《三略》《黃石公素書》《武侯心書》等。在順治七年（1650），刊印了《三國演義》滿譯本。《三國演義》早在關外曾由達海譯過，入關后，遵攝政王多爾袞諭旨組織重譯。入關前后，兩次翻譯《三國演義》，并非因為其為文學名著，實以此書富含戰術案例，可從中學習兵略。

此外還有《三國演義》滿漢合璧本，共48冊。從漢文中“玄”“貞”均已避諱，而“弘”字未避諱，推斷應是雍正年間所刻。

滿文兵書及與兵書有關的小說類書籍翻譯多在清代初期。一是當時在統一全國過程中不斷用兵，急需系統的軍事理論指導。滿族統治者意識到漢文兵書的戰略價值，通過翻譯將其轉化為滿文教材，供八旗將領學習。二是當時滿族將領不熟悉漢語漢文，將兵書譯為滿文才能為滿族軍界官員應用。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桑額翻譯《滿文孫吳子兵法》，其中包括了《孫子兵法》，此為第一部滿文版《孫子兵法》。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清政府面臨嚴峻的國內外形勢，軍事走到了變革的十字路口，清統治者又開始將目光投向了《孫子兵法》等中國傳統兵學典籍。1846年，耆英翻譯的《滿漢合璧孫子兵法》刊行，這是第二部《孫子兵法》滿文譯本。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銳在桑額譯本基礎上校訂而成《孫吳武經：滿漢合璧》。

清代用滿文翻譯的漢文兵書和與兵書有關的小說數量較多，影響很大。此外，還有漢文、滿文合璧的兵書文書，它們不僅傳播了中原兵書，還便于漢、滿兩族人相互學習對方的語言文字，很有特色。對滿文翻譯的兵書也已經有專門研究，如張閌著《滿文〈孫子兵法〉研究》。

五

中原地區的多種漢文兵書在不同歷史時期翻譯出多種少數民族文字譯本，如同一顆顆璀璨的明珠，這在中國乃至世界軍事文化史上，都是值得高度重視和深入研究的輝煌篇章。這顯示出漢文兵書具有重大理論和實用價值，受到少數民族對中原軍事智慧的青睞與尊崇。這些兵書如同橋梁和紐帶，深深影響了少數民族的軍事文化，成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組成部分。

眾多少數民族對中原王朝的兵書給予了高度重視，他們深刻認識到這些兵書的軍事實用價值，因此紛紛投入精力進行認真翻譯。從翻譯、刻印到流行，這一系列過程往往由統治階層主導和推動，充分體現了官方對軍事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重視。古代漢文兵法類書籍，由于專業術語晦澀以及時代差別所形成的語言隔閡，后世理解不易。因此，不同時期注釋本的出現，為后世讀者提供了寶貴的解讀鑰匙。將原書和古代注釋本譯為少數民族文字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任務，需要專家熟悉古漢文和少數民族語言文字，還要懂得軍事術語。以西夏文兵書譯本來看，總體上譯文準確，對一些難以翻譯之處往往能以巧妙的方式應對，既表現出譯者的功力和水平，也展現出兩種民族文字的融會貫通。盡管其中也有個別翻譯不確、詞不達意之處，但是瑕不掩瑜，其整體價值依然很高，為后世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漢文兵書用少數民族文字翻譯時，有時依據了當時能見到的古本。后來這樣的古本或失傳，或在流傳中被改動了。而少數民族文字譯本中保存著古本的樣貌，可以與流傳本進行校勘，補充對古本的認識，具有巨大的校勘價值。

漢文兵書譯為少數民族文字文本，在少數民族地區流傳，擴大了中原地區兵書的使用范圍，使少數民族地區提高了對軍事用兵的認識。既顯示出漢文兵書的引領作用，又展示出多民族傳承、利用兵書的熱情。兵書的翻譯無疑是民族間軍事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

縱觀歷史上用民族文字翻譯漢文兵書的歷程，西夏時期和清朝前期無疑是兩大亮點。西夏處于中國民族政權分立狀態，清朝則是大一統時代，清前期為統一全國時期，后期為守成時期。

西夏翻譯多種漢文兵書，多以刻本流行，顯示出更多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其翻譯水平高超，臻于精妙；刻本文字為西夏文楷書，書法規整，刻印精良，文字清晰，可與西夏王朝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的刻本相媲美，體現出當時官方對此事的高度重視，是西夏軍事文化高度發展的體現，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

清朝兵書的翻譯工作由朝廷直接推動，注重實用性與本土化的結合，如皇太極時期設立“文館”（后改為“內三院”），組織學者翻譯兵書。乾隆朝編修《四庫全書》時，將歷代兵書系統收錄，其中清代學者對《孫子兵法》等的注解亦被納入。清代翻譯兵書不僅注重文字轉換，還結合滿族軍事傳統進行注釋。例如，滿文版《孫子兵法》常附以八旗戰術案例，便于將領理解應用，突顯清代翻譯兵書的特點。

總之，用少數民族文字翻譯的漢文兵書在歷史上具有實用功能，是中國歷史上各民族之間交往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些特殊而重要的古籍在當今成為令人矚目的文化遺產，又因其載體為少數民族文字，整理、研究頗有難度，往往被列入“冷門”“絕學”之類。希望今后加大力量繼續深入挖掘，為中國古典學研究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