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4年12月26日，《孫子兵法研究》編輯部邀請黃樸民、柯春橋、劉慶、鐘少異等幾位中國傳統兵學和軍事理論專家，就《孫子兵法》的哲學思維、《孫子兵法》與智能化戰爭、《孫子兵法》與海戰思維等問題展開了深入的交流和研討，各位專家對《孫子兵法》的思維特點和現實意義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發人深思。

劉慶：《孫子兵法》的恒久價值及與現代戰爭的關系等問題，始終是研究者高度重視的問題，先請黃樸民老師談談《孫子兵法》為什么具有永恒價值。

黃樸民：《孫子兵法》的一個顯著特色，就是具有普遍思想方法論的意義。這種思想方法論即辯證思維、超常思維、平衡思維，這三大思維貫穿《孫子兵法》全書。我個人認為，從哲學的層面考察，它超越了具體的軍事命題，成為當今價值呈示的聚焦之點。

第一，利弊相雜的辯證思維。

孫子和老子高度相似，都認為任何事物都是利和害的統一體，孫子指出：世上萬事萬物都是利弊相生的，有一利必有一弊，沒有絕對的利，也沒有絕對的害，都是利中有害，害中有利，想要得到它的利，你就要容忍和接受它的害。你排除了它的害，那么它的利也得不到了，所謂“夫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所以，我們在考量問題的時候，要把利和弊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來考量，見利思害，見害思利。孫子一再強調要“雜于利害”——“是故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雜于利而務可信也；雜于害而患可解也”。《道德經》也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孫子兵法·九變篇》中指出，一個將帥最容易犯五種錯誤，所謂“將有五危”。這五種錯誤不是一般的小錯誤，而是致命的、顛覆性的錯誤。哪五種錯誤會導致將帥身敗名裂，軍隊滅亡，國家垮臺？孫子認為，第一種錯誤是將帥打仗不怕死；第二種錯誤是將帥不在戰場上做無謂的犧牲，善于保全；第三種錯誤是將帥打仗的時候有激情，打一股子氣；第四種錯誤是將帥廉潔奉公；第五種錯誤是將帥愛民如子。這哪里是錯誤？后面兩種不用說了，前面的三種也是優點。上了戰場，以身殉國，沖鋒陷陣，視死如歸，這是應該有的英勇氣概，沒有錯。打仗不作無謂的犧牲也是沒有錯的，毛主席說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打仗要激情也是沒有錯的，士氣可鼓而不可泄，兵敗如山倒，就是因為沒有士氣了。但孫子卻從中看到了問題，這些優點，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強調，大家都來提倡和推動，眾人拾柴火焰高，往往推到極端了，而推到極端后，即所謂“必死”“必生”的地步，那么，事物的性質就會發生變化，走向反面。

孫子的睿智是看到了事物利弊相雜的性質，最好的東西，有它的短板，比如說廉潔奉公肯定是好的品德，但是廉潔奉公的人往往有一個很大的弱點，就是臉皮太薄，容易“慕虛名而處實禍”，往往是你怕什么，你的對手就用什么來治你，廉潔的人會很郁悶，整天心煩意亂，坐臥不安，心緒不寧，往往會在心煩意亂的情況下，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做出錯誤的決策。敵人就等著你犯錯，一旦犯錯就死死咬住你，往死里打，這時候廉潔就不是正面的幫助，而是負面的障礙了。應該說，這種辯證思維是非常深刻的，它能使人們換個視角重新看待問題，得出別開生面的新認識。比如核武器，核武器肯定是個壞東西，有了核武器，人類社會就籠罩在自我毀滅的陰影當中。但是換個角度來看，有了核武器后大家會相互忌憚，不會輕易發動戰爭。這就是利弊相雜的辯證思維給我們帶來的現實啟迪。

第二，劍走偏鋒的超常思維。

所謂超常思維，即逆向思維，就是善于從逆向、反常的角度看問題，這反而可以看到問題的本質。換言之，這就是從正常當中發現不正常，在合理當中找到不合理。電視劇《狂飆》里面有個情節，高啟強和他手下的人說，在莽村工程競標博弈過程中，要借鑒孫子的原則：“圍師必闕，窮寇勿迫。”此語出自《孫子兵法·軍爭篇》，即在圍困敵人時，不應過于封閉敵人的退路，應留下缺口讓其逃生；對于已經陷入絕境的敵人，不應過分逼迫。但是對敵斗爭，一般正常的思維應該是堅決斗爭，這用魯迅的話說就是痛打落水狗，毛主席說“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但是《孫子兵法》提醒我們：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觀察和分析，要善于做到“窮寇勿迫”，這是政治生態學的一條重要原則。有一個詞語叫“除惡務盡”，但是在政治生態學里面，尤其是從國家與國家競爭的層面來說，留有敵人和對手是我們自己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一個人不怕有對手，最怕的是打遍天下無敵手，落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凈。這時候就會忘乎所以、趾高氣揚、得意忘形，被勝利沖昏頭腦，最后在陰溝里翻船。所有重大的挫折不是發生在逆境當中，而恰恰是發生在順境當中。我最反對自己犯迷糊，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出淤泥而不染”，人在逆境中咬牙奮斗不容易，但是“濯清漣而不妖”，在順境當中保持清醒頭腦、虛懷若谷、戒驕戒躁，繼續前進更難。“窮寇勿迫”，孫子不僅僅是考慮魚死網破、狗急跳墻所帶來的成本遞增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合乎政治生態學的一條原則：對手的存在是我們自身存在的前提和條件，水漲才能船高。

美國戰略文化傳統里有一條值得我們注意，它始終在尋找對手，甚至是有意識地制造對手。這種超常思維是《孫子兵法》里面極富當代啟示意義的價值所在，也是我們今天應該重點掌握的內容。

第三，守正創新的平衡思維。

我們現在都熱衷于提倡“創新”，津津樂道，樂此不疲！實際上，傳承和創新之間具有內在的辯證統一。這方面，孫子的思維方式顯示出特別高明的境界。一方面創新以守正為前提，孫子強調，對于前人的軍事理論、兵學思想一定高度尊重，充分借鑒，因為都是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孫子兵法》借鑒前人的東西不少，我曾對“古司馬兵法”對《孫子》成書的影響作過考證，考證文章發表在中華書局《學林漫錄》第15集。但是另一方面，孫子又不滿足于前人的成果，認為不能墨守成規、故步自封、抱殘守缺，要結合新的形勢、新的對象、新的情況加以創造性的發展與升華，“踐墨隨敵”“戰勝不復”，如同岳飛所說“陣而后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按孫子的邏輯，沒有傳承就談不上發展，沒有積累就談不上創新，否則這個創新就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是朝令夕改、出爾反爾。

孫子進而認為，這種創新不是刻意的，而是自然而然的，就是金庸武俠小說里說的“無招勝有招”。孫子希望大家學他的兵法，但是他最大的愿望是大家學了他的兵法以后，忘掉兵法。當然，不是真的忘了，而是融化到自己的血液里面去， 內化于心。在孫子看來，沒有規則就是最高的規則，沒有規則才是唯一的規則，歷史上將《孫子兵法》讀得滾瓜爛熟，能夠倒背如流的人，大多數打仗很一般，這就是“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馬謖打仗都是按《孫子兵法》的基本原則來，街亭之戰時，他把部隊駐扎在山坡上，人家說你不應該屯兵在山坡上，應該在平地上，他反駁回去：《孫子兵法》里講了居高臨下，勢如破竹。孫子是有這個話，軍隊屯駐，應該“居高而向陽”，人家說山上沒有水源，把你一包圍你就完蛋了。馬謖回答：不要緊，《孫子兵法》里面講了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可是他忘記了最根本的孫子精神是“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你的對手是普通人，這是可以的，但是很不幸，你遇到的是張郃，他在曹操在世的時候就是“五子良將”中的一員了。這就是生搬硬套帶來了失敗。

總之，孫子所揭示的創新，是在傳承基礎上的創新。這一點，我們要充分留意，要防止創新淪為一種口號，成為形式主義。由此可見，孫子的精髓就是告訴我們，在創新和守正之間需要有一個巧妙的平衡，把握好度，恰到好處，不要畸輕畸重，這就是平衡思維。

應該說，辯證思維、超常思維、平衡思維，這三大思維貫穿于《孫子兵法》全書，是其精髓，它超越時空，在今天依然富有極其重要的啟示意義。

劉慶：黃樸民老師從哲學思維角度分析《孫子兵法》，認為利弊相雜的辯證思維、劍走偏鋒的超常思維、守正創新的平衡思維貫穿于《孫子兵法》全書始終，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價值。現在請鐘少異老師談談從智能化戰爭角度理解孫子要旨。

鐘少異：如何把孫子思想與智能化戰爭相結合，這是當前《孫子兵法》研究中需要解決的重點和難點問題。我從戰爭指導層面來談談《孫子兵法》中的“慎”“知”“計”“變”。

首先，談談“慎”。“慎戰”是《孫子兵法》的第一要義，也是孫子軍事思想的靈魂。《孫子兵法》開篇第一句話就闡明了慎重對待戰爭的基本態度：“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火攻篇》中，孫子又說：“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因此，孫子堅決反對情緒化地、輕率地處理戰爭問題，而力主理性地、慎重地謀劃和指導戰爭。這是孫子戰爭指導思想最基本的原則，是孫子一切思想的基石。今天，戰爭逐步進入了智能化戰爭時代，軍事系統和戰爭形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復雜，戰爭節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急促。在此情況下，處理戰爭問題更要謹慎，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

其次，談談“知”。在《孫子兵法》中用得較多的是“知”字。對知兵知情的強調，猶如一條紅線貫穿于全書始終。孫子不僅要求全面掌握戰爭的規律，而且特別強調對戰爭的情況要有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力求做到“先知”“盡知”。例如：“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等。顯然，在孫子看來，知兵知情是戰爭決策的基礎，是作戰行動的依據，是克敵制勝的前提。從主張慎戰到強調知兵知情，是孫子軍事思維的自然邏輯，體現了理智性和科學性的統一。在智能化時代，戰爭已經從線式對抗發展成了陸海空天網電多維一體、超巨空間的對抗。指揮員只有積極適應這個變化，迅速熟悉陸海空天網電多維一體的新作戰空間，才能夠勝任智能化戰爭的要求；必須像孫子那樣，高度重視并深入掌握所處時代作戰空間的特點和規律，這是當今時代的“將之至任”！

再者，談談“計”。在“知”的基礎上進行戰爭運籌和作戰謀劃，孫子總稱為“計”。在《孫子兵法》中，“計”有三個層次的含義：第一是計算，第二是計謀，第三是計劃。計算是對情況的量化分析比較；計謀是在計算分析的基礎上進行策略設計和決策；計劃是根據決策制定具體的行動方案。《孫子兵法》第一篇的篇題“計”，就包含了這三層意思。孫子賦予“計”的三個層次內涵是相當科學的，直至今天我們進行戰爭運籌和作戰謀劃，制定戰爭計劃和作戰方案，基本的程序仍然是從計算到計謀再到計劃。特別是孫子對計算的強調，在今天尤其具有重要意義。在古代，戰爭中需要計算的內容相對還比較簡單，比如兵員、武器、糧食的數量，以及路程、時間等。進入機械化戰爭時代后，武器裝備的參數越來越復雜，工程作業和后勤保障的規模越來越浩大，這使得戰爭運籌和作戰謀劃中的計算分析也越來越復雜。隨著智能化戰爭時代的到來，這種復雜性更是有增無減。而且，智能化戰爭的基本特點是作戰精確化，要求在精確的時間運用精確的力量和手段，選擇精確的目標，實施精確的作戰行動，這就需要更精確的計算。

最后，談談“變”。變就是機變。戰爭情勢瞬息萬變，沒有任何一個戰爭計劃或作戰方案能夠預見戰事的一切變化。因此，孫子又高度重視“因敵變化而取勝”，強調“踐墨隨敵”相統一。“踐墨”，就是按照預定計劃行動；“隨敵”，就是根據敵情變化而變化。孫子特別強調將帥要有機斷專行的權力和魄力。沒有這一點，就談不上戰場上的隨機應變、機動靈活。孫子有一句名言：“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句話的本質就是強調指揮員在戰場上的機斷權力。近代西方軍事理論把作戰指揮區分為命令式指揮（集中指揮）和委托式指揮兩種類型，前者強調嚴格執行作戰計劃和上級命令，后者鼓勵指揮員發揮主動性和創造性，允許一定程度的機斷專行。可以說，孫子是歷史上最早把握委托式指揮精髓的軍事家，也是最早大力倡導指揮員戰場機斷權力的軍事家。智能化戰爭時代的到來，使指揮員的機斷權面臨新的挑戰。智能化戰爭的特點是作戰空間不斷放大而作戰時間急劇縮短，千里之外瞬息而至，初戰往往就是決戰，留給指揮員的反應時間極其有限，這對指揮員的應變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劉慶：鐘少異老師結合智能化戰爭深入分析了《孫子兵法》的“慎”“知”“計”“變”，具有很強的時代感，引人深思。現在，請柯春橋老師結合《孫子兵法》談談海戰思維。

柯春橋：《孫子兵法》體現了體系戰思維、進攻戰思維、機動戰思維，“兵者，國之大事”是體系戰思維；“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進攻戰思維；“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是機動戰思維。根據這三點，我來談談海戰思維。

一是體系戰思維。海戰特別是近現代海戰都是體系作戰，是由以海軍作戰艦艇為核心的海上力量體系來準備和實施的。這一力量體系不僅包括作戰艦艇，還包括廣布沿海甚至海外的基地港口體系、船廠船塢生產與保障體系、能源食品補給體系；不僅包括海軍力量，還包括商船、民船、漁船等所謂“商業海軍”，以及參與海戰的陸軍和空軍力量。如果戰爭指導者缺少體系戰思維，即便僥幸獲得一兩次海戰的勝利，成果也會大打折扣，更不可能打贏海上戰爭。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看似重創美國太平洋艦隊，但忽視了對機械工廠、船塢修理廠和450萬加侖的油罐設施的攻擊，美國靠這些設施和油料，很快從打擊中恢復過來。造成日本艦隊失誤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體系戰思維。

二是進攻戰思維。海戰與陸戰雖然有很多共同點，但因戰場環境的巨大差異，在作戰目的、作戰方式、戰略戰術等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在茫茫大海上航行、戰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消極防御是沒有出路的。正如美國海戰史學者米蘭·維戈所指出的：“地面部隊常常不會為了自己的生存而被要求徹底擊敗對手，而海軍艦隊在海戰中僅僅為了確保自己的安全就不得不徹底摧毀敵艦隊。這是海戰同陸戰的根本不同。”所謂進攻戰，就是要有進攻精神，不僅力量強于對手時要堅決進攻，就是力量弱于對手、總體處于防御態勢下也要積極尋找反擊和攻擊的機會，為以后的反攻和進攻創造條件。甲午中日戰爭中，盡管中日兩國海軍力量大致相當、互有長短，但李鴻章“始終堅持消極防御的方針，極大地制約了海軍作用的發揮”。北洋海軍從建軍伊始就確立了單純防御戰略，所謂“無事時揚威海上，有警時仍可收進海口，以守為戰”。戰爭中，清政府制定“海守陸攻”的指導方針，無視海軍艦隊的進攻性這一本質屬性，嚴重限制了其自由行動權。在威海衛保衛戰中，北洋海軍按照“專守防御”和“保船制敵”原則，最后只能是坐以待斃。可見，李鴻章等人完全是以陸戰思維來指導海戰的準備和實施，焉能不敗？同時，我們也看到，歷史上有些國家海軍雖然力量弱小，但由于有強烈的主動進攻精神，在總體上失去制海權的情況下，仍采取化整為零的海上游擊戰等方式，很大程度上打擊了對手的海上交通性。如荷蘭獨立戰爭中荷蘭對西班牙的海上游擊戰、美國獨立戰爭中美國對海上霸主英國的海上劫掠戰，等等。

三是機動戰思維。海洋是聯通世界的“高速公路”。海軍在無垠的大洋上運動時，相較于受到山川河流等障礙限制而運動較慢的陸軍來說，速度要快得多。快速性、機動性是海軍的基本特點。正是由于海軍有這種快速機動的特長，歷史上英國海軍非常善于利用這一特長對海軍進行富有彈性的部署，即按照不傷害整體凝聚力的原則，將海軍分散部署在咽喉要點上，既能夠以點控面，又能在有需要時快速集中。比如1805年特拉法爾加海戰前，英國海軍的部署較為分散。這種部署看似分散，但各部隊之間通過快速巡洋艦保持聯絡，特別是憑借海軍部隊的快速機動性，完全可以做到需要部隊集中時“召之即來”。然而，習慣于指揮陸戰的拿破侖不理解這一點，按照陸軍相對緩慢、有限的機動能力來衡量英國海軍部署的彈性，將其視為魯莽、不適于戰爭的分散。正是英國海軍兵力的分散部署，誘使法國海軍貿然出動，并試圖集中兵力在英吉利海峽保護拿破侖大軍跨海登島作戰。納爾遜抓住了戰機，一舉在特拉法爾加打敗了法西聯合艦隊，奠定了英國數百年的海洋霸權地位。

現代海戰是陸海空天網大體系支撐下的聯合作戰、體系作戰、立體作戰，各軍兵種部隊都應到海洋環境下進行實戰練兵，培塑聯合思維特別是海戰思維，因為海戰場上的空戰、天戰、炮戰、導彈戰、電子戰、網絡戰，與陸地戰場有著巨大的不同。特別是未來海戰指導者和聯合作戰指揮員更要深刻認識海戰與陸戰的本質區別，重中之重是培塑體系戰、進攻戰、機動戰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