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東三郡所處的秦巴山地東部及其道路聯絡關西、關東，在軍事上具有交通作用與地位價值。劉備占領漢中后奪取東三郡，企圖派劉封等由此處東征，與北上的關羽會師攻占襄陽，當地遂引起魏、蜀的關注與爭奪。孟達叛蜀后曹魏重占東三郡，后逐步鞏固統治，并從當地征蜀伐吳。由于貧瘠險僻，且偏離南北交兵的主要路線，東三郡的戰略影響逐漸淡化消逝。

關鍵詞：西城 魏興 上庸 房陵

在魏、蜀、吳三國鼎立對峙的戰爭過程中，有一個地區是三國交界之處，曾經引起各方覬覦，那就是“東三郡”，即經歷曹劉兩家反復爭奪的西城（后改稱“魏興”）、上庸和房陵三郡，其地域大致相當于今陜西省安康市與湖北省十堰市所轄范圍。由于該地“在漢中之東，故蜀漢謂之‘東三郡’”。這一地區初屬曹操，劉備奪得漢中后即派劉封、孟達領兵攻占。黃初元年（220）孟達降魏，引曹兵前來奪取該地，分為新城、魏興二郡。數年后，“孟達據郡歸蜀，諸葛武侯方發兵應援，而司馬懿亟攻之，新城復入魏”。顧祖禹對此評論道：“夫得新城則可以震動宛、洛，通達漢、沔，故漢、魏以為必爭之地。”由于東三郡一度對蜀、魏的戰略發揮影響，學術界有多人對其史跡進行研究。筆者擬對該地區軍事地位的歷史演變等方面分析討論，望能得到方家指正。

一、董卓之亂后漢中郡的分裂與東部諸縣歸附曹操

東三郡在后漢時只是漢中郡東部的西城、安陽、錫、上庸、房陵五縣，初平元年（190）董卓之亂爆發后，益州牧劉焉派遣張魯占領漢中郡，“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其子劉璋繼任后，張魯不聽號令，脫離益州而自立。朝廷被迫承認他對漢中郡的統治，改漢中為漢寧郡，換取其名義上的歸順，“通貢獻而已”。張魯駐扎在郡治南鄭（今陜西省漢中市漢臺區），其統治區域主要是漢中郡的西部，即漢中盆地。他還往南穿越米倉山，占據了巴郡的部分土地，這是因為他的部下多是當地人。“魯部曲多在巴土，（劉璋）故以（龐）羲為巴郡太守。魯因襲取之，遂雄于巴漢”。但是對于漢中郡東部的西城、上庸、房陵等縣，張魯則力有不逮，豪強大姓申耽、申儀聚眾自守。《魏略》曰：“申耽初在西城、上庸間，聚眾數千家，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公加其號為將軍，使領上庸都尉。”這反映了以下情況。

首先，申氏兄弟的勢力范圍僅限于東三郡的西部，即西城、上庸二縣之間，對于東部的房陵縣則無力控制，所以劉表派遣蒯祺占領當地，并未遇到抵抗。

其次，對于張魯在漢中郡的統治，申氏兄弟在名義上表示服從。因為朝廷承認張魯的割據，并正式委任官職，他手下又有數萬精兵，申耽、申儀無論從政治影響還是實力對比方面來考慮，都沒有理由與張魯敵對。所以雙方互不侵擾，彼此默認對方勢力的存在。

再次，曹操擊敗袁紹，鞏固了中原的統治之后，申氏兄弟遣使投靠。其具體時間史書缺乏記載，筆者推測是在曹操南征荊州、迫降劉琮之后。當時他“分南郡以北立襄陽郡，又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南鄉郡治南鄉縣（今河南省淅川縣西南），其區域界線西南至武當山北麓，控制了鄖關以東的漢水航道，表明曹操已將統治范圍延伸到秦巴山地的東北區域，迫近西城、上庸，申耽、申儀不得不表示歸順。

東三郡中的房陵郡也是在漢末出現的。胡三省提出房陵郡很可能是劉表任荊州刺史期間設置的，“房陵縣，本屬漢中郡。此郡疑劉表所置，使蒯祺守之；否則祺自立也”。此說頗受后世學者贊同，如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評述房陵郡歷史時說：“郡蓋劉表所置也。”田余慶也認為：“案蒯為荊州南郡中廬大姓，劉表在襄陽時，聯絡蒯氏，蒯氏家族得勢，蒯祺當以家族勢力之故，受劉表之命治理相鄰的原益州漢中郡房陵縣地，并受劉表私署為太守。如果此說不誤，則房陵稱郡更在上庸、西城之前。”

中廬縣（今湖北省南漳縣東北）鄰近房陵，劉表為了保護西境的安全，派中廬蒯氏成員蒯祺奪取房陵，設立為郡，并委任他做太守，是合乎情理的。蒯越是荊州官員中“親曹派”的首領，建安十三年（208）劉表去世，曹操南征荊州，“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為此獲得了曹操的贊揚和重賞，“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為光祿勛”。曹操與荀彧書云：“不喜得荊州，喜得蒯異度耳。”荊州陷落后，蒯祺應該是和蒯氏家族一起投靠了曹操，繼續在房陵留任太守。左攀曾說：“建安初年，漢中獨立于益州，三城又半獨立于漢中，實際是一塊名為張魯所有，實際半獨立的豪強自治區域。”實際上，房陵郡是由蒯祺治理，和張魯并無聯絡，秦巴山地東部只有西城、上庸在名義上尊張魯為主。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征服荊州，蒯祺與所轄房陵郡轉移到曹操手里，占據西城、上庸的申耽、申儀也遣使表示歸順。至此，東三郡這一區域即被曹操掌握，實際上是繼續維持著申氏、蒯氏豪族對當地的統治，曹操忙于從襄陽南下江陵，東征赤壁，并沒有派遣官員和軍隊對西城、上庸與房陵等地進行接管。

二、曹操攻占漢中后的戰略部署與東三郡劃歸荊州

建安十三年（208）冬，曹操在赤壁失利后率主力撤回北方，孫權過江攻打合肥，周瑜、劉備擊退曹仁，奪得南郡。孫劉聯盟在荊、揚兩州的江北地區與曹兵形成對峙，雙方難有進展，因而都把主攻方向轉移到西部。曹操打敗馬超、韓遂后占據關中，又命夏侯淵、張郃進取隴西。劉備則在建安十九年（214）占領了益州。建安二十年（215）曹操遠征漢中，企圖阻止劉備勢力北進。當年七月，曹操攻入漢中首府南鄭，張魯在十一月歸降，次月曹操帶領主力北返。

曹操占領南鄭后，并未把秦巴山地東部數縣重新劃入漢中郡的轄境之內，而是正式將其設為西城、上庸和房陵三郡。其原因較為復雜。

首先，漢末各方勢力普遍將漢朝舊郡劃分為若干較小的新郡。據《晉書》卷15《地理志下》記述，曹操曾從南郡分出襄陽、臨江二郡，從南陽郡分出南鄉郡。孫策分豫章立廬陵郡。孫權又分豫章立鄱陽郡，分丹楊立新都郡。益州的劉璋也在興平元年（194）將巴郡分為三部。亂世人心莫測，如果沿襲漢朝舊郡轄區，則土地廣闊、人口眾多，長官的權力很大，萬一割據自立或攜郡投敵，局面將難以收拾。不如分為幾個較小的郡，太守職權有限，會減少叛變的隱患與危險；即使發生意外，也易于控制和鎮壓。東漢的漢中郡幅員千里，資源豐饒，又有群山環繞，擁有地方割據的自然基礎。曹操將其分割為幾個郡，顯然有考慮安全的緣故。

其次，漢中與東三郡在曹操對蜀作戰計劃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不宜合并為一個政區。漢中盆地是曹操西線的前哨陣地，擔負著遮蔽關中、防御劉備的重要任務。因此曹操占領該地之后，進行了一系列部署，以強化漢中的防務。

1.令雍州軍政長官與部隊主力留駐漢中。曹操平定關中以后，任命夏侯淵負責雍、涼二州的軍務。曹操進攻漢中時，夏侯淵率部隨行，戰后“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即拜淵征西將軍”。曹操任命夏侯淵為西部雍州戰區的主將，并將其治所與州軍主力部署在漢中前線，造成隨時向益州出擊的戰略態勢，還可以防備敵兵侵襲漢中，在軍事上占據有利地位。

2.內遷漢中居民。曹操在撤離漢中后，安排官員將當地民眾大量遷徙到關中、洛陽、鄴城。例如張既，“（張）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又如杜襲，“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余口”。內遷漢中居民既可以促進后方經濟的恢復發展，還能防止他們逃亡或被劉備引誘劫略。漢中郡逐漸形成了兵多民少的局面， 成為一個半軍事化的區域，表現出曹操對蜀作戰的預先謀劃：一方面屯集兵將，撤走居民，準備將漢中作為未來的戰場；另一方面做了最壞的打算，即使失掉漢中，也讓敵人無法獲得人力資源。后來劉備占領漢中郡，“果得地而不得民也”。

3.南掠巴郡。曹操平定漢中后，劉曄、司馬懿曾建議乘勝伐蜀，可是他考慮蜀道艱難，又有孫權威脅淮南，因而未予聽從。但是他并沒有一味死守漢中，而是命令夏侯淵、張郃率兵越米倉山攻掠益州北境，“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于漢中”。

綜上所述，曹操收降張魯后，重視秦巴山地西部的防務，其用兵方向與設防地帶是在漢中盆地南側的米倉山以及西南控扼蜀道的陽平關。至于秦巴山地東部的西城、上庸等地，既不是劉備北進的主攻方向，自然條件又很差，不能提供多少人力與物質資源。申氏兄弟的土豪武裝兵員有限，戰斗能力低劣，從后來劉封、孟達攻打東三郡的情況來看，依靠他們守境拒敵都做不到，更別說離鄉背井為曹操助陣了。從政治上講，申氏兄弟只是名義上服從曹操，實際上還是不甚可靠的異己勢力。因此曹操重置漢中郡時，將東三郡劃分出去，實際上是讓這一地區繼續維持戰前的半獨立狀況。和戰略要地漢中盆地不同，他對東三郡只是“羈縻”而已，所以將其劃入荊州，不再作為漢中郡的轄地。事后的戰況也印證了上述分析，陳健梅曾指出：“在后來雙方對漢中盆地長達四年的爭戰中，劃出的漢中東三郡成為相對無事的后方，沒有受到戰事的影響。”劉備攻打漢中的戰斗激烈持久，魏方統帥夏侯淵陣亡，曹操被迫親率主力遠來赴救，在這樣危急的形勢下，卻不見鄰近的申氏兄弟調動兵將糧餉前去支援，這也反映了曹操當初把西城、上庸等地劃出漢中郡，是考慮到秦巴山地東西兩部政治勢力親疏不同、有所區別的緣故。

三、劉備攻占東三郡及其戰略意圖的失敗

建安二十四年（219）夏，劉備占領了益州的北方門戶漢中。他再接再厲，“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奪取東三郡。此戰劉備勢力兵分兩路，一路從荊州三峽中段的秭歸出征，由宜都太守孟達領兵北上，攻占了房陵郡，“房陵太守蒯祺為達兵所害”，隨后向西攻擊上庸。另一路是主攻方向，由劉封率領從漢中東征。“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值得注意的是，劉封的軍隊是沿漢水岸邊道路行進，然后溯堵水到達上庸的，勢必要經過西城郡，但是史籍卻沒有記載那里發生過戰斗，亦未說明西城太守申儀的應對舉措，只是提到他后來與申耽降劉。“上庸太守申耽舉眾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為副軍將軍”。由此可推斷：

1.史籍沒有提到申儀先于其兄投降，而劉封的部隊占領西城未經戰斗，那么很可能是申儀見難以抵抗，便主動放棄西城，退到東三郡的腹地上庸，與其兄申耽所部匯合；2.劉備軍會師上庸后，申氏兄弟決定歸降，并且把妻子與宗族親屬遣送到成都去充當人質。

劉備軍攻占秦巴山地東部，是漢中戰役的余波，劉備通過這次勝利獲得了進軍南陽盆地和襄陽的前哨陣地。曹操方面并未對此做出強烈的反應，無論是撤往關中的曹兵主力，還是鄰近襄樊的荊州曹仁部隊，都沒有出兵援救蒯祺和申氏兄弟，說明這一地區對于曹操并不重要。

劉備占領漢中后，不顧人馬勞累就搶占東三郡，其戰略意圖在于從那里出師東征，與從荊州北上的關羽會師襄陽，奪取這座位居水陸要沖的重鎮，把勢力范圍推進到漢水之濱，使荊、益二州在北邊連成一片。在孫、劉兩家與曹操的南北對抗形勢下，南方勢力一旦拿下了荊、益二州，自然會想到利用襄陽作為北伐中原的出發基地。諸葛亮的《隆中對》設想將來的作戰方案是：“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周瑜也向孫權提出先進攻益州，“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將軍孫瑜）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曹）操，北方可圖也”。劉備是同樣部署作戰的，他在當年五月占領漢中，隨即攻取東三郡，七月在沔陽稱漢中王，自己率主力返回成都，然后授予關羽前將軍印綬，同時給他下達了進攻襄陽、樊城的作戰任務。這里有一個問題：劉備是否命令駐守東三郡的劉封、孟達配合關羽作戰？有些學者認為沒有此事，并對此提出了批評：“劉備等人在關羽發起樊城戰役后既不指令劉封、孟達做好牽制曹兵和接應關羽的兩手準備，也明知劉封、孟達、關羽之間不和諧卻不對他們曉以大義。”上述看法值得商榷。

據《三國志》記載：“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關羽在戰役開始時就接連給劉封、孟達發出命令。東三郡與關羽駐守的南郡分隔兩地，如果沒有劉備的授意，他是無權給劉封、孟達發號施令的。因為此次襄樊戰役關羽是前線主將，劉封、孟達的部隊在戰區范圍內，理應接受主將的調遣。如前所述，劉備奪取東三郡的戰略目的，主要是由此地出發進攻東鄰的襄陽，因此絕不會只命令關羽從江陵孤軍北伐，而聽任劉封、孟達在近旁觀戰。

劉、孟二人以當地統治未穩為借口拒不出兵是否正當合理？對襄樊之戰的失敗有何影響？左攀認為劉封、孟達的理由未必是托詞，“‘山郡初附’，實屬實情；東三郡地跨荊、益，地方豪強蠢蠢欲動，‘未可動搖’也不是借口”，并說：“從后期戰爭進展看，劉封、孟達拒絕發兵并沒影響到戰爭勝負。劉封、孟達按兵不動，是高度重視東三郡戰略地位的具體表現，是對劉備事業的高度負責。”此說不能成立。

首先，劉封、孟達未能助陣，明顯削弱了關羽的作戰力量。關于襄樊之戰的兵力沒有明確的記載，只能做大致的估算。孟達在延康元年（220）“率部曲四千余家歸魏”，按漢代普遍情況“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四千余家的壯丁約為九千人。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胡三省云：“余按漢制，萬人將軍給鼓吹。”可推測孟達的軍隊在萬人上下。劉封作為東三郡主將，兵馬應該多于孟達，估計在萬人以上，二萬以下。也就是說，劉、孟的總兵力在二萬到三萬之間，如果出兵襄樊，能動用的一萬五千人到二萬人。

曹操在許都以南沒有駐扎重兵，僅有鎮守樊城、襄陽的荊州主將曹仁所部和少數郡縣守軍。曹仁兵力不詳，他后來被關羽打敗退入樊城，僅有“人馬數千人守城”，加上襄陽的守軍總數也不過萬余人， 估計戰前未受損失的軍隊總數至多三萬人。關羽敢于進攻曹仁的兩三萬人，兵力應該會超過曹仁。關羽后來又與于禁的精銳“七軍”激戰并全殲對手，僅俘虜就有三萬。即便是保守估算，曹仁、于禁兩支部隊合計兵力也會有五六萬人，關羽所率的人馬總數應與其大致相當，在四五萬人。劉封、孟達若能助戰，關羽的兵力會增加一萬五千至二萬人，這是個可觀的數目。由于二人拒不參戰，關羽的兵力被分為三處，即分別對付漢水南北的襄陽、樊城，以及前來增援的于禁部隊，這就相當吃力，所以他頻繁催促劉封、孟達出兵，但始終沒有獲得滿意的結果。迫使關羽把留守江陵、公安的預備部隊調往襄樊，才讓呂蒙偷襲荊州的計劃得逞。由此看來，劉封、孟達的軍隊未能助陣，對關羽的戰事及覆滅具有一定影響，使劉備攻占東三郡、策應關羽北征的戰略意圖無法實現，蜀漢雖然占領了秦巴山地東部，卻未能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在軍事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劉封、孟達如果領兵出征襄樊，確實存在著后方不穩定的風險，申氏兄弟并非誠心降服，前線若是戰局失利，他們有可能叛變作亂。但是作為軍人和官員，必須執行君主與將帥的命令，不能因為有困難和風險就拒不服從。古代對于在作戰當中違抗軍令，按照軍法要處以死刑。“指揮不隨者”屬于背軍“，背軍者斬”。劉封的抗命引起了劉備的強烈不滿，“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后來劉封兵敗，丟失東三郡，回到成都后，“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這就是讓他自盡的法律依據。至于對劉封可能會影響劉禪繼位的顧慮，對外是說不出口的，不能作為處決劉封的合法理由。劉封、孟達拒絕參戰，實質上是自私畏難的表現。

四、《隆中對》與東三郡及劉備的戰略制訂

田余慶指出，“劉備據漢中以懾秦川，關羽攻樊以震宛、洛，劉封、孟達居東三郡一線以為策應”，這是劉備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北伐襄樊的戰略計劃。那么，它和諸葛亮的《隆中對》有什么關系？有些學者認為：“諸葛亮所構想的發展戰略，第一步是占領荊益二州，第二步鞏固后方，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第三步是兩路出兵，同時攻擊中原地區，奪取長安、洛陽，成就霸業。”他還說：“要實現《隆中對》的戰略意圖，除了前面提到的三個條件外，還隱含著第四個必備條件，占領東三郡，跨有荊益。”劉備奪取漢中后，派兵搶占東三郡，進位漢中王，命關羽率兵馬北伐襄樊。“這三項行動緊密相連，一環套一環，顯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仔細推敲不難發現，這正是《隆中對》第一步到第三步的跨越發展。”上述觀點值得商榷。

諸葛亮的《隆中對》準確構思并預見了劉備集團聯吳抗曹與奪取荊、益二州的發展過程。但是它只是籠統的戰略設想，并非具體的作戰方案。《隆中對》作于建安十二年（207），諸葛亮論證的內容不能脫離當時環境。當時荊州在劉表統治之下，諸葛亮讓劉備伺機占領荊州，也是準備從劉表或其后人那里接受，“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襄陽后來被曹操奪走，交給曹仁鎮守，劉備派兵攻占東三郡，以及關羽從江陵北上攻打襄樊，上述情況諸葛亮當時都無法預測，怎么能說這些行動“是《隆中對》第一步到第三步的跨越發展”呢？諸葛亮在草廬所言的“跨有荊益”，只是說占領荊、益二州，這是對天下大勢的泛論，并不涉及攻占東三郡這樣具體的戰役行為。

再者，前引觀點也不符合敘述邏輯。諸葛亮作《隆中對》時，東三郡所在的秦巴山地東部按照東漢制度屬于益州，如果劉備實現了左攀所說的“第一步”，即“占領荊益二州”，就包括了東三郡的地域，還有什么必要去完成“第四個必備條件”，再“占領東三郡，跨有荊益”呢？綜上所述，諸葛亮的《隆中對》屬于關注未來的宏觀構想，并沒有牽涉細節問題。不能為了強調東三郡的戰略地位，而對《隆中對》作過度的解讀。

明代思想家李贄云：“諸葛一生唯謹慎。”曹操三分天下占據其二，實力強勁遠超群雄，所以諸葛亮提出北伐中原與其決戰要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占據荊、益二州后，必須和周邊勢力搞好關系，穩定內部統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然后等到曹魏政局發生動亂，分兵兩路北伐，才有獲勝的把握。“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但是劉備攻占東三郡后發動襄樊戰役，卻違背了《隆中對》的上述要旨。攻打襄陽、樊城時，劉備率其主力撤回成都休整，只命令關羽和劉封、孟達兩支偏師出征。關羽鎮守的荊州，在建安二十年（215）即被孫權割走長沙、桂陽、江夏三郡，而且無險可守。在東、北方兩面臨敵的形勢下，關羽轄區的人口與軍隊數量有限，他能做到保境安民，就已經相當不易了，讓關羽進攻襄樊，要冒很大的風險。可是劉備在迫退曹操大軍占領漢中后被勝利沖昏頭腦，對局勢做出了錯誤的判斷，認為曹操已呈現頹勢，可以趁熱打鐵拿下襄樊。如諸葛亮事后追述：“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因此貿然發動了這場戰役。

如果對比襄樊地區雙方在戰前的兵力，劉備軍占據著明顯上風。如前所述，曹仁部下有兩三萬人，而關羽能出動四五萬人，加上劉封、孟達的一兩萬人，幾乎要比曹兵多出一倍，這應該是劉備覺得不必動用川中主力就可以獲勝的緣故。但是他未能看到戰局形勢會發生逆轉的前景。曹操畢竟地廣兵眾，能夠動用后方與鄰近州郡的部隊來支援曹仁，襄樊的魏軍因此會由弱變強，而關羽則沒有多少后繼兵力能夠補充，再加上劉封、孟達臨陣抗命，就會轉為弱勢。如王夫之所言：“關羽之覆于呂蒙，固意外之變也；然使無呂蒙之中撓，羽即前而與（曹）操相當，羽其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余，以敵操而固不足矣。”

從襄樊戰事的進展來看，關羽水淹七軍，威震華夏，已然將自己的能力發揮到極致。而曹操卻調來了更多的兵馬，他先是派徐晃領兵救助曹仁，隨后“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前后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曹操還調揚州的張遼等部，以及兗州、豫州的駐軍增援襄樊，對關羽的孤軍構成了壓倒性的優勢。曹操仍不放心，“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在雙方兵力懸殊的情況下，就是劉封、孟達前來參戰，恐怕也改變不了失敗的命運。

劉備派遣關羽進攻襄樊犯有輕敵冒進的錯誤，這一戰略計劃的決定和諸葛亮有關嗎？史書對此沒有明確記載。如前所述，劉備命令劉封、孟達攻取東三郡的目的，就是準備從那里出兵策應關羽北征襄樊，其事在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劉備占領漢中之后。可見當時劉備就有發動襄樊戰役的打算，而此刻諸葛亮遠在成都治理后方，并未參與謀劃。當年秋天劉備返回成都，給關羽發布了作戰命令，諸葛亮對此也沒有異議。值得注意的是，劉備在占領荊州江南四郡后，就長期與諸葛亮分開，讓諸葛亮留守后方，保障前線的后勤供給，做到“足食足兵”。何茲全指出，諸葛亮沒有留在劉備身邊，“恰說明劉備決定軍國大事時，諸葛亮還不是不離左右的人物”。又說劉備在世之時，“諸葛亮是政治方面的主要參謀；軍事方面，則全由劉備決策，諸葛亮很少參加意見，更很少在決策方面起主要作用”。他舉例說：“后來的兩次大戰，爭漢中和爭荊州，劉備都是自己負責，沒有帶諸葛亮做參謀， 更足以說明諸葛亮的地位。”

五、曹魏奪取東三郡及其鞏固統治的措施

（一）孟達降魏，曹丕建新城郡

延康元年（220）七月，孟達率部曲四千余家歸降曹丕，他駐守的房陵郡從此脫離了劉備勢力。從表面上看，他叛變的原因是與主將劉封矛盾激化。若是深入分析，則還有以下緣故。其一，由于孟達拒絕出兵，關羽軍隊覆亡，引起了劉備的怨恨，所以孟達叛逃避禍。如《劉封傳》所言：“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他給劉備的辭行表也說：“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于君乎！”其二，是關羽敗亡、荊州陷落后，東三郡的形勢變得岌岌可危。這一地區深入敵境，東、北兩邊是曹魏領土，南邊三峽地段又被孫權侵占，東三郡三面臨敵，又遠離益州內地，一旦有急，在成都附近的劉備軍隊主力難以及時赴救。且孟達作為劉璋舊部，與劉備關系較為疏遠，因此權衡利弊后叛蜀投魏。

需要指出的是，劉封欺凌孟達的事情，劉備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沒有報復懲罰孟達留在成都的親屬。孟達的兒子孟興還在蜀國任職，直到曹魏滅蜀后徙還故鄉。隨同孟達叛降的將吏家屬也沒有被治罪，例如，“（卻）揖為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為中書令史”，其子卻正在蜀中安然無恙，后來官至秘書令。

孟達投降后覲見曹丕，被委任為東三郡軍政長官，“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這件事有些蹊蹺。首先，孟達只是領房陵郡投降曹魏，上庸、西城二郡此時仍屬劉備勢力，曹丕提前宣布將它們合并為新城郡，應是對奪取該地區成竹在胸。東三郡的劉備軍分屬三股勢力，即劉封、孟達所部以及申氏兄弟的土著武裝。現在孟達歸魏，申耽、申儀歷來首鼠兩端，劉備在當地的可靠力量只剩下劉封一支孤軍，不過一兩萬人，曹魏方面認為有絕對把握拿下上庸、西城二郡，因此在事先就宣布了行政建置的改變，這也是透露訊息給申氏兄弟，動搖其信心。其次， 東三郡地處邊陲，接壤吳、蜀，曹丕不派遣自己的舊部出任太守，卻讓降將孟達坐鎮。此舉遭到了不少非議，但曹丕認為“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這番話表明曹丕對孟達相當信任，認為他不會叛變。“蒿箭”的譬喻，是說孟達本來就是蜀將，即使再歸降故主也不過是情況如舊，對曹魏并未造成什么損失。何況這一任命還能給申氏兄弟起到示范作用，表明降將也會受到重用。

曹丕隨后下令，“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魏軍突然來臨且優勢明顯，申氏兄弟迅速倒戈，劉封兵敗逃回成都，被劉備賜死。戰前劉封駐軍上庸，申耽、申儀屯據西城，控制著劉封歸蜀的道路，他們雖然降魏，但很可能私下放劉封及其余眾過境，否則后者是很難全身而退的。其中原因大概是申氏兄弟的妻子親屬在成都充當人質，通過放生劉封的交易保全其性命。數年后孟達在上庸叛魏，“儀絕蜀道，使救不到”，說明他是具備守境阻敵作戰之能力的。

曹魏占據東三郡后采取了一系列鞏固統治的措施，分述如下。

1.分置西城、新城二郡。此前曹丕將東三郡合并為新城郡，只是虛設而已，待實際控制該地區后，即將西城郡從建制中分出，改稱魏興郡。新城郡只包含過去的房陵、上庸兩郡，仍由孟達任太守，其治所起初在房陵縣，后來移到位于秦巴山地東部中心的上庸。分出魏興郡，由申儀擔任太守，不僅削弱了孟達的職權，還可以使二人互相牽制。

2.遷徙申耽家族至內地。申氏兄弟占據東三郡垂三十年，其勢力盤根錯節，又朝秦暮楚，反復無常，在政治上很不可靠。曹魏占領當地后，便著手分化削弱這股土著武裝，將申耽及其家族內遷。“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這樣只剩下其弟申儀留在當地。

3.申儀徙治洵口。魏國對申氏豪族還有繼續利用的另一方面，任命“儀魏興太守，封員（鄖）鄉侯，屯洵口”。讓申儀離開原來的治所西城縣，將太守官署和所領郡兵向東遷移到百里之外的洵口，即洵水匯入漢江之口，秦漢旬關所在地，今陜西省旬陽縣城。魏興郡治與部隊西遷的原因，很可能是收縮防線、堅壁清野，借此增加蜀軍進攻的難度，這樣后方對邊境前線的支援也會更加方便。

筆者按：后來孟達叛魏，“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木闌”即木柵欄，屬于防御工事。“木闌塞” 又名“木蘭寨”，《水經注》云：“旬水東南注漢，謂之旬口。漢水又東逕木蘭寨南，右岸有城，名伎陵城，周回數里，左岸壘石數十行，重壘數十里，中謂是處為木蘭寨，云：吳朝遣軍救孟達于此矣。”是說木闌塞或木蘭寨在洵口，即曹魏魏興郡治附近，蜀軍自漢中來援，逾西城縣暢行無阻，直到木闌塞才受到截擊，不能通過，這也反映了魏國在當地遷徙軍民、后撤防線，放棄魏興郡西部的情況。

4.修筑道路，改善交通狀況。曹魏時期的東三郡隸屬荊州，上庸、西城兩郡被征服后，荊州都督夏侯尚即下令整修其內部的道路，以加強對深險地區的統治。“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余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當時魏國荊州的治所在宛城（今河南省南陽市宛城區），左攀評論說“如果單純整修上庸以西的道路，不但不能加強對上庸的控制，反而利于孟達和蜀漢的溝通。因此在整修上庸以西的道路之前，他很可能還整修了新野和上庸之間的道路，以改善東三郡的半獨立狀態”，并指出后來司馬懿能迅速趕到上庸平息孟達叛亂，沒有良好的交通條件是無法做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夏侯尚與徐晃在驅逐劉封后并未留駐東三郡，仍然是由孟達、申儀據守當地，這反映了曹丕對該地區仍然不夠重視，他所說的“蒿箭”，不僅是指孟達個人，也包括險惡貧瘠的東三郡，即便丟失了也不會心痛。如田余慶所言：“東三郡實際管轄權依然如故，孟達在上庸、房陵處于半獨立狀態，魏國朝廷羈縻而已，未能實現完全的統治。”

（二）孟達反叛，司馬懿攻克上庸

太和元年（227）十二月，孟達在新城叛變，魏明帝命令荊州都督司馬懿領兵剿滅，從此穩固控制東三郡。

孟達坐鎮新城七年有余，據《魏略》記載，黃初七年（226）魏文帝與荊州都督夏侯尚病故，這兩位君臣都很信任孟達。孟達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自以羈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繼任荊州都督的司馬懿早就反感孟達，“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孟達因而心懷忐忑，意圖反叛“于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但是諸葛亮厭惡這個變節之徒，考慮到孟達熟悉邊境情況，對蜀國是個不小的危害，于是便假意與其通信聯絡，然后再通過間諜把這件事泄露給魏國，用借刀殺人之計來消滅孟達這股勢力。

據《晉書》所言：“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為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蜀國間諜郭模對魏興郡太守申儀揭發孟達勾結蜀漢企圖反叛。“（明）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參軍梁幾察之，又勸其入朝”，引起孟達的驚懼。司馬懿施展緩兵之計，給孟達寫信表示信任，“蜀人愚智，莫不切齒于將軍”。孟達看到書信后，對發動叛亂的事猶豫不決。司馬懿卻暗地里調動軍隊，“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隨即兵分八道，不計傷亡全力攻城，他對部下解釋自己兵多糧少。“孟達眾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孟達派人向吳、蜀求救，《三國志》說：“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另有記載說，吳、蜀兩國都派了部隊去救援孟達，但遇到魏軍的阻擊，未能趕到上庸。可能諸葛亮派遣了小股部隊來敷衍一下，并沒有全力救援。司馬懿的攻城進行了十六天，后來還是策反了孟達的親屬部將，才里應外合攻陷上庸，殺死孟達。

司馬懿進駐新城、魏興二郡后，曹魏陸續實施了多項措施，來削弱地方勢力，加強朝廷對當地的統治。

1.分新城為三郡。太和二年（228）正月，魏軍攻占上庸，明帝隨即頒布詔書，“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巫縣為上庸郡，錫縣為錫郡”。新城郡的治所從上庸移到房陵，其轄區大大縮小。魏國初平東三郡后將其并為魏興、新城二郡，現在又分出上庸郡和錫郡，成為四郡。如前所述，縮小郡級政區，有利于朝廷的控制，能夠起到削弱地方政權實力的作用。到太和四年（230）六月，“丙申，省上庸郡”，將其并入錫郡。秦巴山地東部重新恢復為三郡的行政建制。至景初元年（237）六月丁未，又重置上庸郡，撤銷錫郡。“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為上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

2.任命州泰出任新城太守。州泰是魏國南陽人，出身貧賤，“好立功業，善用兵”，獲得司馬懿賞識，在平定孟達叛亂的軍事行動中表現優異而得到擢用，準備提拔他做新城太守。恰逢州泰居喪，司馬懿寧可空缺官職，也要等待他來上任。他的政績出眾，為此史官稱贊司馬懿知人善任，“取鄧艾于農瑣，引州泰于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

3.逮捕申儀，清除土著武裝。曹魏初占東三郡時，將申耽家族內遷南陽，擔任魏興太守的申儀仍擁有數千家部曲，甚至不經過朝廷而私自授予地方官職。孟達被殺后，他也害怕自己會步其后塵，以致發生了動搖。司馬懿把他逮捕起來，送往洛陽。此后申氏豪族不再掌控東三郡的政治權力，其影響被徹底清除。

4.遷徙孟達部曲于北邊。司馬懿攻克上庸后，將投降的俘虜及其家屬移居到北方“，又徙孟達余眾七千余家于幽州”。前述延康元年（220）孟達投魏時，隸屬他的部曲有四千余家，數年之內幾乎擴充了一倍，可見其勢力之發展壯大。這些人眾調離東三郡，減少了當地的動亂因素。

經過這次調整，東三郡的豪族勢力被鏟除殆盡，魏國至此真正控制了秦巴山地東部，東三郡的民生也開始進入了安定發展階段。據陳健梅統計，魏國此后在東三郡新置和復置的縣有平陽、廣昌、綏陽、昌魏、沶鄉、建始、巫（北巫）、魏陽、安富、武陵等十縣。“因為縣級政區具有一定的穩定性，能比較真實地反映地區開發程度，東三郡縣治的增加正是經濟發展、人口增長的結果”。

六、東三郡與三國后期的戰爭

自司馬懿平定孟達叛亂以來，東三郡再未經歷過戰事。東三郡鄰近蜀國的漢中，諸葛亮在那里屯駐過重兵，但他歷次北伐都是攻擊隴西或關中，未曾考慮沿漢水東征。即便在孟達與其聯絡、準備叛魏策應的情況下，他也沒有帶領大軍攻打東三郡。諸葛亮死后蜀漢國勢漸衰，蔣琬主政時曾在延熙元年（238）又率蜀軍主力進駐漢中，企圖利用司馬懿調離雍州征討遼東的機會再度北伐，不過始終未能出征。其原因一是蔣琬身體患病，他后來給后主上疏說：“臣既暗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二是他不愿重蹈諸葛亮北出祁山、斜谷的舊路，認為山路艱險，糧餉運輸非常困難，提出了進攻東三郡的作戰計劃。“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這項方案遭到群臣的一致反對，理由是漢水湍急，雖有順流東下之便利，若是戰事不利“，還路甚難，非長策也”。這恐怕只是表面理由，背后的緣故，應是群臣認為蔣琬并不擅長軍事，領兵出征兇多吉少，所以紛紛考慮他戰敗后怎么安全地撤回來。后主怕蔣琬頭腦發熱發兵東進，派馬忠前去制止“，琬亦連疾動，輟計”。隨后又遣費祎、姜維赴漢中與蔣琬商議，決定撤銷原來的計劃，改由姜維領兵“銜持河右”，即進取涼州，攻擊距離中原最遠和防務更為薄弱的河西地區。上述計劃即成為蜀漢后期北伐的基本戰略方針。

蔣琬進攻東三郡的作戰方案也受到后代史家的批評，如胡三省認為蜀漢應當北爭關中，秦巴山地東部并非理想的戰略目標。“漢、沔之水，自漢中東歷魏興、上庸以達于襄陽。欲爭天下，則當出兵秦川，魏興、上庸，非其地也”。王夫之亦云：“蔣琬改諸葛之圖，欲以舟師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愈非策矣。”雖然曹魏在東三郡未駐重兵，蜀漢有可能占領該地，但繼續進攻則難以獲得進展。“縱克之矣，能東下襄、樊北收宛、雒乎？不能也”。因為離開秦巴山地，蜀軍將在襄樊與南陽盆地與敵作戰。對魏國來說交通便利，主力部隊馳援不難，得以發揮其兵員眾多、糧草充足、騎兵強勁等許多優勢。“魏且履實地、資宿飽，坐而制之于丹、淯之湄，如蛾赴焰，十撲而九亡矣”。

吳國方面對曹魏荊州的進攻，主要是進攻襄樊、江夏兩地，前者是從江陵北伐，陸道平坦，亦可經荊漢運河進入漢水乘舟而行；后者是自沔口（今湖北省武漢市漢陽區）入漢水溯流而上。若是從三峽地段北攻東三郡，則要翻越巫山、神農架等山險，不能發揮孫吳水師占優的長處。此外，孫權襲取荊州后滿足于割據江南，沒有進取中原的雄心。幾次北伐都是劫掠破壞，并非要攻城占地，與敵人決戰。如何去非所言：“時有出師動眾，以示武警敵者，北不逾合淝，而西不過襄陽，未嘗大舉輕發，以求僥幸于魏。”東三郡雖與吳國接境，但貧瘠險僻，又交通不便，所以孫吳對攻打那里沒有什么興趣。

反觀曹魏方面，卻有幾次利用東三郡鄰近蜀、吳的地利條件，出動偏師，策應主攻方向的用兵。分述如下。

（一）太和四年伐蜀之役

太和三年（229），諸葛亮派遣陳式攻取武都、陰平，肅清那里的魏軍。這一勝利的影響較為重要，街亭兵敗后諸葛亮自貶三級，但由于此次獲勝受到朝廷的褒獎，恢復了他的丞相職務。而曹魏方面則覺得邊患嚴重，雍、涼二州都督曹真奏請伐蜀。這是曹操死后魏國首次大規模進攻蜀漢。“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溯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

首先，關中方面曹真的雍州軍隊是作戰主力，輔以張郃率領的精銳“中軍”，曹真原先的計劃是走褒斜道入漢中，陳群上奏反對，認為“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明帝接受建議讓曹真改變行軍路線，后來選擇走子午道。

其次，司馬懿的荊州部隊從其駐地宛縣（今河南省南陽市宛城區）附近出發，南下至樊城后溯漢水西進，最終通過魏興郡的西城縣（治今陜西省安康市漢濱區）進入漢中盆地。前述他平定孟達叛亂時，出動兵力是叛軍的四倍。孟達的軍隊被俘就有萬余人，那么司馬懿麾下的州軍就會達到五六萬人。曹真的雍州部隊是伐蜀主力，數量應該多于司馬懿所部，兩支軍隊匯合后將擁有十余萬兵力。

再次，曹真還動用偏師從其他路線對蜀漢發動進攻，“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這后一句話不好理解，因為武威距離魏蜀邊境甚遠。胡三省認為是后世傳抄有訛誤，“‘武威’恐當作‘武都’，否則‘建威’也”。就是說曹魏偏師的攻擊目標應是蜀漢的武都郡，或是建威，建威亦屬武都郡，是蜀軍在祁山之南的重要據點，位于今甘肅省西和縣北。

魏國的領兵將帥曹真、司馬懿和張郃能征善戰，手下兵馬眾多，魏明帝因此對伐蜀志在必得。諸葛亮在漢中采取的對策，其一是集結兵力在成固縣的赤坂備戰，即屯駐在魏國雍州、荊州兩路兵馬的計劃匯合處，準備迎敵。其二是從后方調來部隊增援，“命（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其三是不死守漢中，而是派魏延襲擊曹魏兵力虛弱的隴右，“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諸葛亮的籌劃十分周密，但是期待中的大戰并未發生。

當年秋末，豫西、陜南地區出現惡劣天氣，“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會大霖雨三十余日，或棧道斷絕”。曹真、司馬懿的部隊被困在半路，魏明帝只好命令各路人馬撤退。

這次戰役中，司馬懿部隊的情況僅有《晉書·宣帝紀》略作記載：“帝自西城斫山開道，水陸并進，溯沔而上”，后來“遇雨，班師”。表明軍隊是沿著漢（沔）水西行，已經通過秦巴山地東部，到達了魏興郡的西界，由于此前曹魏將魏興郡治向東遷到洵口，西城一帶淪為棄地，道路失于整修或已荒廢，所以要重新開辟，但是被淫雨阻礙而被迫撤兵。

（二）景元四年滅蜀之役

曹魏景元四年（263），執政的權臣司馬昭大舉出師滅蜀，“于是征四方之兵十八萬”。魏國采用了多路進攻的策略，“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余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余萬眾，分從斜谷、駱谷入”。鐘會屬下還有東三郡的部隊參與對漢中的進攻，“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后代史家多據此認為鐘會從關中方面兵分三路進攻漢中，即途經褒斜道、儻駱道和子午道。《華陽國志》：“魏相國晉文王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鐘會、雍州刺史諸葛緒，益州刺史師纂五道伐蜀。”顧廣圻校稿云：“艾自狄道，緒自祁山，會分從駱谷、斜谷、子午谷。是為五道。”《資治通鑒》亦曰：“鐘會統十余萬眾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此處暴露的疑點是，魏興郡東鄰漢中，太守劉欽領兵征蜀，按理應是溯漢水向西行，怎么會向北翻越秦嶺，繞路從子午道南下呢？余大吉指出，劉欽的部隊“趣子午谷”，實際上是經西城往西開赴子午谷的南口，“劉欽并未穿行子午谷，而是從其南口以東，向南口方向前進”。這與太和四年（230）司馬懿企圖穿過東三郡伐蜀的路線是一致的。

另外，劉欽部下只是魏興郡的郡兵，該郡地險民貧，土曠人稀，申耽、申儀當年在西城、上庸聚眾數千家，后來又有些部曲內遷，魏興郡與蜀漢交界的西境還被曹魏變成棄地，因此居民不多，劉欽手下至多能出動幾千人，比起鐘會部下的十余萬兵馬微不足道。魏國命令劉欽助攻，不過是想吸引和分散蜀國漢中的防守兵力。從后來的戰況來看，蜀漢采取了龜縮策略。“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結果各路魏軍順利穿越山險，進入盆地內部的漢中平原，劉欽的部隊參戰也沒有起到牽制蜀軍的作用。

東三郡南境與秦漢的巴郡、三國孫吳控制的三峽地帶接壤，有道路連接，《元和郡縣圖志》載房州“南至歸州山路五百里”，《太平寰宇記》載房州“南至歸州山路五百一十二里”，是說今湖北省房縣南至重慶市秭歸縣的陸路距離。《水經》曰江水“又東過秭歸縣之南”，酈道元注：“江水又東逕信陵縣，南臨大江，東傍深溪，溪源北發梁州上庸縣界，南流逕縣下而注于大江也。”魏晉信陵縣位于秭歸縣西北，其縣東的“深溪”發源于上庸縣境，南流匯入長江。熊會貞認為這條河流應是香溪河，“《一統志》但云，此水在歸州東北準圖，酈氏似亦指今之香溪，別無水可以當之”。田余慶亦云：“自秭歸北出，溯今香溪河谷，越山嶺五百里，接近其時粉水上源，順水依谷可通房陵。這是漢代以來的古道。”建安二十四年（219）劉備命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即經歷此途。當年冬孫權襲取荊州，派陸遜領兵進取三峽，占領秭歸等地后，“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同樣采用了上述路線。夷陵之戰后，三峽七百里地段除了西端的永安（今重慶市奉節縣）仍歸蜀國據有，其他各地都被孫吳占領，北與曹魏的東三郡接境，魏國此后也曾經從這條道路南下攻吳。

（三）嘉平二年征吳之役

孫權晚年政局動蕩，國勢漸衰。“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曹魏荊州都督王昶見有機可乘，便上奏請求南征，出動部下荊州所屬軍隊三路攻吳，“遣新城太守南陽州泰襲巫、秭歸，荊州刺史王基向夷陵。昶向江陵”。事在魏嘉平二年（250）冬，其中州泰即被司馬懿任命的新城太守，率領郡兵南下經香溪河進攻巫縣與秭歸。結果三路兵馬分別獲勝，王昶打敗吳國樂鄉都督施績，“績遁走，斬其將鐘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次年正月，“王基、州泰擊吳兵，皆破之，降者數千口”。

吳國永安元年（258），“分宜都置建平郡”，屬縣有前述之信陵，應為建郡之后從秭歸、巫縣境內分置，并在香溪河口附近筑城，任命督將領兵戍守，其目的顯然是為了防備魏軍又沿香溪河南下入侵。《讀史方輿紀要》曰：“信陵城，（歸）州西四十五里。《水經注》：‘江水東逕歸鄉城北，又東經信陵城南。’吳孫休永安三年分宜都立建平郡，領信陵等縣。孫皓建衡二年以陸抗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即此信陵也。”但是此后直到吳國滅亡，曹魏、西晉也沒有再從東三郡出兵南下進攻三峽地段，其主要原因有二。

1.魏國準備率先滅蜀，暫停攻吳。司馬氏平定“淮南三叛”，穩定統治之后，開始策劃進軍消滅蜀國。他認為滅吳需要耗費巨量的人力財賦，“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余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濕，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然后再順江而下，乘勢滅吳，所以停止了對吳作戰，全力籌備進攻蜀國的軍事行動。

2.取蜀之后順流推進。景元四年（263）曹魏滅蜀之后，占據了位于三峽西口的永安，逐步向東擴張，原蜀漢巴東太守羅憲曾長期駐守永安，熟悉邊境軍情。他在泰始四年（268）之后乘敵不備，“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巫城（今重慶市巫山縣）原為吳國建平郡治，西晉奪取這一邊陲重鎮，獲得了兵出三峽的前哨陣地，隨后不斷蠶食孫吳在三峽西段的領土，并設建平都尉來管轄，后來晉朝領土擴展到秭歸西鄰，在咸寧元年（275）設立建平郡并置太守，來與吳國抗衡。《宋書·州郡志三》曰：“建平太守，吳孫休永安三年，分宜都立，領信陵、興山、秭歸、沙渠四縣。晉又有建平都尉，領巫、北井、泰昌、建始四縣。晉武帝咸寧元年，改都尉為郡，于是吳、晉各有建平郡。”吳國末年的建平郡治設在秭歸，其西邊鄰近的信陵由于兵員缺編也放棄了，西晉隨即在那里筑城戍守。晉朝軍隊從峽口的永安、巫縣等地向三峽中段的秭歸推進，可以水陸兼行，又有順流之便，彼此距離也很近，用不著再從數百里外的上庸、房陵跋山涉水南下，所以東三郡原有的對吳作戰之地利，也隨著政治軍事形勢的改變而化為烏有了，這就是西晉不再從那里發兵攻吳的原因。

結語

顧祖禹說東三郡所在的鄖陽府屬于交通樞紐，“西達梁、洋，東走襄、鄧，北連宛、鄧之郊，南有巴、峽之蔽”。從戰國中葉至西漢時期，秦巴山地東部曾經擁有較為重要的戰略地位，在“關中”與“山東”兩大地域的對峙抗衡中，東三郡地段的漢水與沿岸陸道發揮著溝通東西方經濟往來與軍事運輸的作用，其中的鄖關也成為天下聞名的“五關”之一。東漢以降形勢驟變，由于關中地區的衰落以及江南、巴蜀財富和人口的增長，這兩個區域逐漸具備了割據稱雄的經濟實力，政治斗爭的地理表現形式轉變為南北對抗。受地形、土壤、河流等自然條件的限制，魏晉與吳、蜀用兵的主要路線是壽春、合肥至濡須口的水旱道路，襄陽南下江陵的“荊襄道”以及至沔口的漢水航道，還有秦川、隴右通往蜀地的道路，東三郡的位置偏離了上述交通干道，該地的漢水與鄖關道又是貫通東西，與大軍南北進退的基本方向相悖，那里的窮鄉僻壤也榨取不出多少財富，所以在漢末三國前段的戰爭里未受群雄關注。從初平元年（190）董卓之亂爆發，近三十年內中原與江淮烽煙遍起，而東三郡卻沒有經歷過戰爭，這也體現出它的軍事價值很低，各路軍閥都不重視這塊地方，以致被王夫之蔑稱為“贅余之地”，連“雞肋”都不如。

蜀漢占據荊、益二州與漢中之后，計劃從西、南兩個方向夾擊襄陽的曹兵，東三郡的地位價值由此陡然躍升。劉備派劉封、孟達攻占東三郡，策應關羽的北征。但是事與愿違，劉封、孟達的怯戰與抗命，破壞了劉備的計劃，導致襄樊戰役的失敗與關羽的覆亡。荊州被孫權偷襲占領后，蜀漢斷絕了攻取襄陽的行動策劃，東三郡也就不再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所以盡管孟達降魏后屢次暗送秋波，諸葛亮也只是虛與委蛇，并未真要攻占東三郡。

曹魏奪取東三郡后，堵住了蜀漢東進的門戶，在這一局部地域擁有了主動地位，但是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雖然可以利用那里的山險來防御吳、蜀的入侵，而實際上這兩個敵國再也沒有前來攻打過；曹魏能夠從那里出兵攻擊吳、蜀，卻因為交通不便在六十年內僅有三次出擊，而且司馬懿的伐蜀遇雨中斷，未能成功；劉欽、州泰的進攻盡管獲勝，因為出動的都是郡兵，人數有限，戰果也不大，從戰略層面來看沒有什么重要的收獲，這是受到當時南北對抗形勢與交通干線分布情況制約的緣故。總的來說，筆者認為在漢末三國歷史階段，東三郡并不具備“得天獨厚的軍事戰略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