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哥哥張國榮的離去,大家都很傷心,很多人都不明白,為何那么優秀的哥哥會拋下一切離去。
22年過去,關于張國榮的死因,依舊像一團迷霧,纏繞在無數人心中。
如今香港導演王晶在“晶哥大講堂”中披露的原因,更讓這場悲劇蒙上了新的爭議。
在張國榮的藝術生涯中,2002年本應是充滿轉機的一年,據王晶在視頻中透露,當時內地一位頗具實力的投資人主動找到張國榮,承諾支持他轉型做導演,籌備一部“既有藝術性又具娛樂性”的大制作電影。
這個消息對當時的張國榮而言,無異于黑暗中的一束光。
彼時的張國榮,雖已是公認的“歌影雙棲”巨星,卻始終渴望突破外界對他的固有認知。
《英雄本色》里,當周潤發飾演的小馬哥出場便贏得滿堂彩時,張國榮飾演的宋子杰卻常遭觀眾起哄。
《霸王別姬》中“不瘋魔不成活”的程蝶衣,讓他拿到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提名,卻也讓部分人將他與角色深度捆綁。
性取向的爭議如同附骨之蛆,即便他在《金枝玉葉》中用細膩演技證明了自己,仍有聲音質疑他的專業能力。
這位內地投資人的出現,讓張國榮看到了“重新定義自己”的可能,他興奮地向張曼玉、梁朝偉等圈內好友分享這個計劃,甚至開始構思分鏡腳本。
據知情人士透露,那段時間張國榮常常泡在片場,向王家衛等導演請教拍攝技巧,眼中閃爍著久違的光芒。
就在開機前一個月,投資人因經濟問題突然“出事”,項目戛然而止。
王晶在視頻中提到,張國榮的抑郁癥在2002年已嚴重惡化,但當時的醫療手段并未對他采取強制治療。這一細節,與張國榮姐姐張綠萍后來披露的“生理性抑郁”說法不謀而合。
“他就像一個裝了滿杯水的玻璃杯,表面看著平靜,內里早已承受不住壓力。”一位曾與張國榮合作的造型師也曾證明過這一點。
2002年拍攝《異度空間》時,張國榮常常在片場突然失神,有時對著鏡子發呆半小時,嘴里喃喃自語,劇組人員只當他是“入戲太深”,卻不知抑郁癥已在吞噬他的理智。
更令人唏噓的是,當時的醫療認知對抑郁癥存在局限,張國榮的主治醫生雖開出了藥物,卻未強制他住院治療。而他本人,或許是出于對“病情暴露”的恐懼,或許是不愿讓唐鶴德擔心,常常漏服藥物。
王晶在視頻中提到的“早年被噓”經歷,只是張國榮遭受輿論暴力的冰山一角。
1977年,張國榮參加“亞洲業余歌手大賽”憑借《American Pie》出道時,因唱腔獨特被批“不男不女”。
1980年代與譚詠麟的“譚張爭霸”中,張國榮的演唱會常遭對手粉絲惡意干擾,甚至出現過觀眾向舞臺扔熒光棒的事件。
最刺痛他的莫過于1985年在沙田演唱會的遭遇。
當張國榮按慣例拋帽下臺與觀眾互動時,那頂鑲鉆禮帽被人當眾扔回,伴隨的是刺耳的嘲笑。“那一刻,我感覺自己像個小丑。”他后來在自傳中寫道。
這種來自公眾的惡意,與他內心對“被認可”的渴望形成了劇烈沖突,為日后的心理疾病埋下了隱患。
王晶將張國榮的死因歸結為“沒面子向演員交代”,這一說法引發了不少爭議,但從張國榮的性格來看,這種“重情義”的特質確實貫穿了他的一生。
張國榮曾在訪談中說:“我答應別人的事,就一定要做到?!碑斖顿Y人突然撤資,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損失,而是如何向已答應參演的好友們解釋。
張曼玉曾在紀念文章中寫道:“出事前一周,他約我吃飯,反復說‘對不起,讓你白等了’,我當時以為他只是壓力大,沒想到……”
這種“責任感”在抑郁癥的催化下,演變成了無法承受的心理負擔,遺書里那句“這一年來很辛苦,不能再忍受”,道盡了他最后時光的煎熬。
而他選擇在愚人節結束生命,似乎也暗含著對命運的嘲諷,那個給了他希望又讓他絕望的世界,終究把他當成了一個玩笑。
關于張國榮的死因,或許永遠沒有標準答案,王晶的爆料也好,“生理性抑郁”的醫學解釋也罷,都只是拼湊真相的碎片。但有一點毋庸置疑:那個在舞臺上唱著“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溫柔男人,那個在《縱橫四海》中回頭一笑驚鴻的少年,終究是被這個世界的偏見與冷漠傷透了心。
當《沉默是金》的旋律再次響起,我們更該記住的,不是那些捕風捉影的猜測,而是他用生命留下的警示:在追逐光芒的路上,別忘了給身邊的人多一點溫暖,給那些看似堅強的靈魂多一點理解。畢竟,這世間縱有千萬個傳奇,卻再也不會有第二個張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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