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胡嘉琦

ID | BMR2004

在全球經濟社會劇烈轉型的當下，企業社會責任（CSR）與ESG治理正從一套外生合規制度，演化為企業生存發展的內在邏輯。正如北京工商大學經管學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郭毅在接受《商學院》記者采訪時所指出的，ESG實踐的根本轉變，不在于規則工具的多少，而在于企業是否形成了“內生認同”與“戰略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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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的起點

“西方企業社會責任（CSR）運動，源于現代經濟發展過程中伴生的諸多環境與社會問題，如水土污染、安全事故、供應鏈危機傳導等。長期以來，這些問題多由政府主導的公共治理結構承擔治理責任，政府作為公共代理人，通過財稅體系與公共政策工具調配資源，主導解決社會性事務；而在部分歐美國家，社區社群組織也扮演著重要社會治理角色。”郭毅向《商學院》記者表示。

西方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興起，本質上是將來自工商業的力量納入社會治理架構，與政府、社群等形成社會治理體系。企業活動與社區、產業鏈、員工乃至生態環境天然交織，使得商業組織逐漸被賦予超越自身經濟利益之外的公共責任。

郭毅認為，在具體施行方面，早期企業社會責任往往是通過外部利益相關方制定規范標準、監管約束，形成對企業的聲譽壓力等，要求企業合規履責，企業往往處于被動回應狀態。步入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ESG）階段，這一治理邏輯發生了重要變化，表現為：第一，資本市場深度介入。相較CSR主要依賴社會壓力，ESG實踐更多體現為將資本力量作為利益相關方參與推進企業責任治理的重要力量。投資機構將ESG要求作為投融資決策的重要依據。企業在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表現上的優劣，直接影響其融資成本、估值水平與長期價值預期，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與企業財務績效形成密切關聯。第二，強化治理的重要作用。將環境、社會議題的治理要求內嵌于企業的綜合治理體系中，要求在企業組織架構、預算投入、專職團隊建設、制度設計等層面形成針對環境、社會議題治理的系統性安排，要求在產品研發、投資決策、業務規劃、市場營銷等業務環節進行ESG合規審查與風險研判。

郭毅強調，ESG實踐進入新階段的核心標志在于實現“外在他律”與企業“內生自律”的協調一致。企業是否真正認可利益相關方ESG期待，并將其與自身業務關聯，決定了責任治理是否具有長期韌性。

在企業社會責任發展初期，企業在傳統合規要求下，由政府監管、評級機構、跨國采購鏈等外部力量“倒逼”履責；而隨著市場化成熟和企業業務與社會生態之間的關系深度融合，企業將對短期與長期、局部與整體、經濟績效與社會績效的關系進行再認與再構，越來越多的先行企業將ESG嵌入核心發展戰略，將其作為運營風險規避和保持長期競爭力的重要基礎。

這種內生認同的形成，需建立在“合適性”與“差異化”基礎上。不同區域、行業與發展階段的企業，所關注ESG議題不同。而統一ESG整體標準往往無法有效適配具體企業所面臨的具體問題。例如：東北老工業基地企業需重點應對產業升級與環保轉型；西部新興經濟區企業需兼顧生態保護與產業升級；高新技術行業企業需關注數據倫理與算法治理；制造業則面臨勞工權益保障與供應鏈穩定等方面的挑戰。

在此背景下，企業需依據所處行業、地域生態與發展周期，依據“雙重重要性”原則，制定符合自身發展要求的ESG目標與實施規劃，將其轉化為企業文化與治理體系的內在要素，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戰略嵌入。

02

責任博弈中的鏈主與生態圈協同

郭毅特別指出，在產業鏈不同位置的企業間，ESG實踐體現出顯著的不對稱性。頭部企業如騰訊、聯想、伊利等，已在追求可持續社會價值共創，并以自身的影響力構建生態圈，而廣大中小企業則仍在短期生存壓力與長期履責目標間尋找平衡。

在供應鏈韌性成為重要競爭力源泉條件下，鏈主企業的社會責任將影響整體供應鏈的社會責任狀況。若頭部鏈主企業一味追求商業利潤，向供應鏈上其他中小企業轉嫁成本，將迫使這些中小合作伙伴以透支環境、克減員工福利等方式贏得生存空間，引發供應鏈整體社會責任生態的惡化；相反，若鏈主企業以對整體供應鏈負責任的方式運營，釋放合理利潤空間，并將責任采購等方式制度化、常態化，那將促進整體供應鏈形成良性的履責生態，推動責任共擔、價值共創。

與此同時，行業組織、行業協會與政府公共治理力量需要重視中小企業社會責任（SBSR，Small Business Social Responsibility）與公司制企業社會責任（CSR）的區別，建立機制，協同發力，為中小企業構建專屬的社會責任制度體系，支持同行業中小企業“抱團履責”，以此減輕中小企業社會責任因“正外部性”問題而導致動力不足問題。

03

中西治理邏輯分野

ESG治理邏輯背后，映射出中西方制度體系的深層差異。

在郭毅看來，中國ESG模式是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政府通過制度設計與政策引導，調動企業資源配置與技術創新能力，將企業的社會責任意愿與動機和社會治理目標結合。企業在社會治理中更多依靠制度設計與政策激勵推動ESG意愿和能力的內生轉化。而西方模式則是社群主義路徑。如北歐國家，更強調地方政府、行業協會、社區基金會、教會組織等社群自治，企業被視為社區成員，更多根據自主自愿原則，通過本地化議題識別形成差異化、針對性的ESG實踐。

04

AI時代的ESG新挑戰

AI技術正作為典型“快變量”劇烈重塑商業場景，而社會倫理、教育體系、組織文化等“慢變量”尚未及適應。正如郭毅所言：高校一些既往專業設置可能面臨挑戰，操作性職業技能很可能被AI替代，傳統組織邊界可能被重構，家庭關系、性別平等等文化根基亦受到來自于AI市場化應用的沖擊。

在技術“快變量”與制度規則、觀念體系“慢變量”的矛盾下，企業ESG治理不僅僅是遵循規范的低階動作，管理者需具備明確價值判斷與管理決策能力，將ESG原則嵌入技術創新、商業模式變革、組織機制設計等方面決策，形成“高階治理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