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乾元國學”，節選自呂思勉《中國文化史》。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中國的有史籍甚早?！抖Y記·玉藻》說：“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說：“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周官》還有小史，記國君及卿大夫的世系，是為《帝系》及《世本》。

我國最古的史籍《史記》，其本紀及世家，似系據《春秋》和《系》《世》編纂而成。列傳則源出記言之史。記言之史，稱為《尚書》。乃因其為上世之書而得此名，其原名似稱為語。語之本體，當系記人君的言語，如現在的訓辭講演之類。后來擴充之，則及于一切嘉言。嘉言的反面是莠言，間亦存之以昭炯戒。記錄言語的，本可略述其起因及結果，以備本事。擴充之則及于一切懿行，而其反面即為惡行。此體后來附庸蔚為大國，名卿大夫，及學術界巨子，大抵都有此等記錄，甚至帝王亦有之。其分國編纂的，則謂之《國語》。關于一人的言行，分類編纂的，則謂之《論語》。記載一人的大事的，則如《禮記·樂記》，述武王之事，謂之《牧野之語》都是?！妒酚洝返牧袀鳎谒刑峒岸喾Q為語（如《秦本紀》述商鞅說孝公變法事曰：“其事在《商君語》中?！保梢娖湓闯鲇谡Z，推而廣之，則不名為語的，其實亦系語體。如《晏子春秋》及《管子》中的《大中小匡》等是。八書是記典章經制的，其源當亦出于史官，不過不能知其為何官之史罷了。

史官以外，還有民間的傳述。有出于學士大夫之口的，如魏絳、伍員述少康、羿、浞之事是（見《左氏》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及《史記·吳太伯世家》）。亦有出于農夫野老之口的，如孟子斥咸丘蒙所述為齊東野人之語是。

古史的來源，大略如此。秦始皇燒書，《史記·六國表》說“諸侯史記尤甚”，大約史官所記載，損失極多。流行民間之書，受其影響當較少?？诙鄠?，未著竹帛的，自然更不必說了。

有歷史的材料是一事，有史學上的見地又系一事。古代史官，雖各有專職，然大體不過奉行故事。民間傳述，或出驚奇之念，或出仰慕之忱（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亦說不上什么史學上的見地。到司馬談、遷父子出，才網羅當時所有的史料，編纂成一部大書。這時的中國，在當時人的眼光中，實已可謂之天下（因為所知者限于此。在所知的范圍中，并沒有屏斥異國或異族的史料不載）。所以《太史公書》（這是《史記》的本名。《漢書·藝文志》著錄即如此?！妒酚洝纺耸芳?，猶今言歷史。《太史公書》，為史部中最早的著述，遂冒其一類的總名），實自國別史進于世界史，為史體一大進步。

從此以后，國家亦漸知史籍的重要了。后漢以后，乃有詔蘭臺、東觀中人述作之事。魏晉以后，國家遂特設專官。此時作史的，在物力上，已非倚賴國家不行（一因材料的保存及搜輯，一因編纂時之費用）。至于撰述，則因材料不多，還為私人之力所能及。所以自南北朝以前，大率由國家供給材料及助力，而司編撰之事的，則仍系一二人，為私家著述性質。唐以后史料更多，不徒保存、搜集，即整理、排比，亦非私人之力所及，于是獨力的著述，不得不變為集眾纂修之局了。私家著述及集眾纂修，昔人的議論，多偏袒前者，這亦是一偏之見。姑無論材料既多，運用為私人之力所不及。即舍此勿論，而昔時的正史，包括的門類很多，亦非一人所能兼通。所以即就學術方面論，兩者亦各有長短。唐修《新晉書》（即今正史中的《晉書》），其志非前人所能及，即其一證。關于正史的歷史，可參看《史通》的《六家》《二體》《古今正史》《史官建置》各篇，及拙撰《史通評》中這幾篇的評（商務印書館本）。

從前的歷史，系偏重于政治方面的。而在政治方面，則所注重的，為理亂興衰、典章經制兩類。正史中的紀傳，是所以詳前者的志則所以詳后者（已見《緒論》中）。編年史偏詳前者。《通典》《通考》一類的書，則偏詳后者，都不如紀傳表志體的完全。所以后來功令，獨取紀傳表志體為正史。然編年體和政書（《通典》《通考》等），在觀覽上亦各有其便，所以其書仍并為學者所重。這是中國舊日所認為史部的重心的。紀傳體以人為單位，編年史以時為系統，欲句稽一事的始末，均覺不易。自袁樞因《通鑒》作《紀事本末》后，其體亦漸廣行。

中國的史學，在宋時，可謂有一大進步。

（一）獨力著成一史的，自唐已后，已無其事。宋則《新五代史》出歐陽修一人；《新唐書》雖出修及宋祁兩人，亦有私家著述性質；事非易得。

（二）編年之史，自三國以后，久已廢闕。至宋則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貫串古今。朱熹的《通鑒綱目》，敘事雖不如《通鑒》的精，體例卻較《通鑒》為善。

（三）講典章經制的書，雖起于唐杜佑的《通典》，然宋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搜集尤備，分類亦愈精。又有會要一體，以存當代的掌故，并推其體例，以整理前代的史實。

（四）鄭樵《通志》之作，網羅古今。其書雖欠精審，亦見其魄力之大。

（五）當代史料，搜輯綦詳。如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王偁《東都紀略》等都是。

（六）自周以前的古史，實系別一性質。至宋而研究加詳。如劉恕《通鑒外紀》、金履祥《通鑒綱目前編》、蘇轍《古史考》、胡宏《皇王大紀》、羅泌《路史》等都是。

（七）研究外國史的，宋朝亦加多。如葉隆禮《契丹國志》、孟珙《蒙韃備錄》等是。

（八）考古之學，亦起于宋時。如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等，始漸求材料于書籍之外。

（九）倪思的《班馬異同評》、吳縝的《新唐書糾繆》等，皆出于宋時。史事的考證，漸見精核。綜此九端，可見宋代史學的突飛猛進。

元明時代復漸衰。此因其時之學風，漸趨于空疏之故。但關于當代史料，明人尚能留心收拾。到清朝，文字之獄大興，士不敢言當代的史事；又其時的學風，偏于考古，而略于致用；當代史料，就除官書、碑傳之外，幾乎一無所有了。但清代考據之學頗精。推其法以治史，能補正前人之處亦頗多。

研究史法之作，專著頗少。其言之成理，而又有條理系統的，當推劉知幾的《史通》?！妒吠ā肥窃诖篌w上承認前人的史法為不誤，而為之彌縫匡救的。其回到事實上，批評歷代的史法，是否得當；以及研究今后作史之法當如何的，則當推章學誠。其識力實遠出劉知幾之上。此亦時代為之。因為劉知幾之時，史料尚不甚多，不慮其不可遍覽，即用前人的方法撰述已足。章學誠的時代，則情形大不同，所以迫得他不得不另覓新途徑了。然章氏的識力，亦殊不易及。他知道史與史材非一物，保存史材，當務求其備，而作史則當加以去??；以及作史當重客觀等（見《文史通義·史德篇》），實與現在的新史學，息息相通。不過其時無他種科學，以為輔助，所以其論不如現在新史學的精審罷了。然亦不過未達一間而已，其識力亦很可欽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