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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史官文化，曾頗受詬病，指斥之言，流傳甚廣。不過那是個別思想家在獨居一室而沒什么資料可看時所說的話，大致類似傳說中的“文王拘而演《周易》”，是所謂幽憤之言；也可以說是一種帶有詩意的創作，不能視之為實錄。

就像西儒葛蘭西，也曾在獄中寫札記，對霸權深有體悟，乃發明從權力看人際關系的理論，影響廣遠。若說社會上層往往熱衷于權勢爭奪，或許尚可（亦未必然）；有些學人進而援以解釋基層鄉街的民眾，或許就有些隔膜了。蓋老百姓不論是貧居鬧市，還是在鄉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本無太多權勢可言，也沒有那么強的權力意識。鄰里之間，雖不乏小爭小斗，仍以和睦相處為常態。若鄉街之上，人人都成了葛蘭西，簡直就是一個思想家的社會，恐怕也太過理想了。

我們來看看過去的史官究竟做些什么。上古的史官是君主近臣，所謂“王前巫而后史”，兩皆天官，要觀察并記錄天象，與天溝通，兼行祭司的一些功能。史官的另一職責，就是根據“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原則，匯聚和整理采風得來的信息，使君主知其統治是否仍代表著“天命”。而維系歷史記憶，更是史官的基本任務；不僅要記錄朝廷大事和君主言行，還要通過盲人傳誦說唱的方式，來補充古代那“電報語法”式的簡短記錄，以延續群體的記憶。

簡言之，上古的史官承擔著全方位的溝通角色——空間方面從社會最底層到上天入地，時間方面從過去到現在。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形象地表述了這一基本的功能。據說從天子到各諸侯之國，都曾設有這樣的史官。甚至地方事務，也有類似的人負責記錄和采風。中國的史書之所以能長期延續不斷，與這樣一種特別看重歷史記憶的傳統直接相關。

后來史官的地位逐漸降低，史學的基本功能也有所變化，但記錄和傳承始終受到重視。故《說文解字》對“史”的界定，就是“記事者也”。從唐代起，政府正式設立史館，專職修史。到宋代以后，每一新的朝代都要為前朝修史，成為一種制度。這既是為了總結歷史的教訓，也借以確立新朝的政治正當性。從中國傳統言，就是確立合道性。

中國與西方及其他很多地方的一項重大不同，就是“道”或真理不必來自超人世的上帝。在一個沒有上帝或上帝已淡出的世界里，歷史和史學就重要得多。中國古人非常敬天，又未曾尊崇一位絕對全能之神，天和人之間永遠是互通的。在很長的時間里，史學承擔的責任，就是通過歷史記載和敘述，來說明并論證關于天道、人世以及文化和政治認同等各項基本理念，具有重要的文化地位。故歷史和史學在中國的核心地位，與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大不一樣。

或即因此，也曾有人把中國傳統文化說成史官文化，卻不免有些夸大。歷代史官的地位，實呈逐漸降低的趨勢。不論我們把傳統視作包袱還是資源，史官既不能承擔其責任，也不足以獨攬其光榮。那些拾人牙慧借史官以反傳統者，不過人云亦云，似有些“說而不思則罔”。

在目前這動蕩紛亂的社會里，不講規則的舉止風起云涌，思出其位的言行此起彼伏，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分享“人心不古”的憂患意識；也有不少人習慣了推卸自身的責任，把今日的問題歸咎于歷史。據說西文history是his story的意思，那固然有些性別的歧視，似乎her story便被排斥（只有世道出了問題時，才想起某些女性該負責任）；不過，套用電視劇常出現的語句：是個爺們兒就要像個爺們兒！我們自己做得好不好，應當有所承擔，不宜怪到昔人身上。

另一方面，在中國逐步“走向富強”后，不論外人國人，又都對中國歷史有了新的認識。亨廷頓曾觀察到：許多非西方國家在追求以富強為標志的“現代化”時，競相往西方尋求成功的秘訣；而這些國家達到相當程度的“現代化”之后，又轉而聲稱是其本土文化——而并非從西方尋來的秘訣——促進了它們的成功。他進而推論：國家的富強可能導致本土文化的復興。

但文化復興的前提，是文化并未斷裂。如果包括“專家”在內的學人，對傳統文化也已隔膜，出現各種再造式的復興，也并非不可能。人多遠慮，然后可以少近憂。不要忘了富而后教的古訓。更要有少數君子，能夠多識前言往行，以守先待后。這才是中國史學長期的責任和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