鄔達克是“一戰”的逃亡戰俘，在上海創造了超過100棟單體建筑，至今仍有35處被列為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筑；他啟迪了建筑大師貝聿銘長達80年的設計之夢，自己的執業建筑師生涯卻不過20余年；他憑借良知和專業，在充滿不確定的亂世中堅守確定之我；離開上海70多年后，他意外成為“網紅”，重回公眾視野。當年輕人在武康大樓下打卡時，他們觸摸的，正是一段由這位異鄉建筑師與上海共同書寫的歷史溫度。

鄔達克在上海（照片為鄔達克的孫子艾文收藏）

“他在上海待了29年，又不得不離開，此后的幾十年鮮有人知道他。當時他面對世界的巨大變化，卻一直堅持著他內心的原則，哪怕在他最困難的時候，做最小的房子，依然恪守一個建筑師的職業本能與操守；哪怕他做不了房子了，依然憑借良知而非職位的驅使作出自己的選擇和判斷，這些都是打動我的地方。”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紀錄片《鄔達克》的導演陳慶談到制作緣起時說。

這部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集團）出品，歷時三年，橫跨亞歐美大陸拍攝的五集紀錄片，每集30分鐘，該片用嚴謹和客觀的視角，打撈這位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建筑師在上海留下的真實足跡與精神遺產。在今年的上海電視節期間，該片也參與了線下放映與觀眾交流。

紀錄片《鄔達克》海報

20世紀90年代，在上海新一輪的城市建設中，鄔達克精心打造的家被拆除，在原址修建了今天的電力醫院。而距此不過一公里的鄔達克紀念館，曾是鄔達克在上海最大的家。新房子的裝飾與布局都更為講究，有充足的光線和高大的壁爐，隨處可見的中式家具和收藏，顯示了房主人中國通的一面。通往餐廳的兩扇木門，是鄔達克精挑細選的材料。許多年后，當他決定離開上海時，這兩扇門也和他一起漂洋過海，走過半個地球。

鄔達克在上海的舊居，現鄔達克紀念館 （照片為艾文收藏）

片中，鄔達克的孫子艾文說：“它們非常重，有三根鉸鏈把門固定住，非常漂亮。這些門后來被安裝在我父親在維多利亞設計的房子里，那是基于他童年時已經形成的一種美好的建筑設計感，來自他父親建造的建筑。”

鄔達克在上海舊居內景，圖示為此后跟隨鄔達克穿越半個地球的門。（照片為艾文收藏）

1934年建成的“遠東第一高樓”——國際飯店，曾經作為上海的“城市天際線”長達50年。大光明電影院是鄔達克1930年接手的更新項目，更是“螺螄殼里做道場”的典范，鄔達克和他的伙伴們在不規則的局促地基上建造出了遠東最大的單體影院。建造時就允諾“100年不過時”的綠房子見證了上海幾度城市規劃的發展與變遷，更見證了現代建筑語言和中國生活方式完美結合的歷史過往。

鄔達克的國際飯店速寫稿（收藏于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圖書館）

陳慶認為，紀錄片并非僅僅講述建筑，而是“重構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縫隙里，不同族群和文化的人們在中國上海，如何跨越鴻溝，通過新技術、新科技的利用實現共贏、創造經典”。

她說：“我想講述的是他與這個時代、城市以及今天每一個人的關系。”

令記者印象深刻的是，陳慶團隊在史料挖掘上錙銖必較。比如關于“克理洋行”名稱的正確翻譯，坊間有很多版本。在陳慶看來，那時想在中國發展的外國人，要直接與客戶打交道，他對中文名的翻譯一定有自己的理解和要求。

通過對人物歷史了解，克理（R. A. Curry）1907年從美國康奈爾大學取得建筑學學士學位，他是在上海成立建筑師事務所的第一位美國人，也是鄔達克在上海的第一任老板，并非鄔達克曾經在家書中抱怨的“包工頭”。陳慶對團隊反復強調，“我們一定要盡最大可能還原他真實的面目，這樣才能真正走近人物，走進那個時代。”

后來團隊在上海城建檔案館看到克理洋行當年印刷的信箋上面寫的就是“克理”，最后才沒有了爭議。陳慶表示，“這只是最小的，甚至大家認為最沒有深究價值的案例，但這樣的例子我們在片中還有很多處。”

克理洋行的信箋（收藏于上海城建檔案館）

鄔達克不斷嘗試現代建筑實踐，他在抽象的線條中表達自己對建筑的理解。無論是最被低估的派克路機動車庫，還是蘇州河畔的啤酒廠，或者是位于今天外灘源的真光大樓、廣學大樓，都是他不同人生階段的思想與情感的映射。

鄔達克在上海第一棟自宅的圖紙（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圖書館收藏）

鄔達克第一棟自宅外景照片（現電力醫院）（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圖書館收藏）

近年來鄔達克重返公眾視線，國內最主要的研究鄔達克的學者、同濟大學城市與規劃學院的教授、紀錄片《鄔達克》的學術顧問之一華霞虹認為，近年來對鄔達克建筑的關注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一方面，鄔達克留下了很多歷史資料，在國際上也有大量學者對鄔達克進行專題研究，此外，這跟中國同中東歐國家特別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在文化上的交流有非常密切的關系，還有鄔達克紀念館在上海的成立，所有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了上海的鄔達克熱。

作為研究者，在高興的同時，她也表示了擔憂，因為鄔達克僅僅是上海近代建筑史上的一個優秀案例，還存在大量優秀的中外建筑師，比如公和洋行、賚安洋行、鴻達洋行、范文照、陸謙受、李錦沛等，他們共同造就了輝煌的上海城市文化。她希望鄔達克熱是以近代建筑作為切入點的公共文化熱的起點，而非終點。紀錄片《鄔達克》首播后，由同濟大學和中央新影集團聯合舉辦的展覽《一位上海建筑師連接的世界》，集中呈現了包括鄔達克在內的17位同時代中外建筑師的歷史貢獻。

紀錄片《鄔達克》打撈出的不僅是一位建筑師的跌宕人生與職業堅守，更是上海這座城市如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縫隙中，容納了漂泊者，并通過不同文化、族群的碰撞與專業精神的淬煉，共同塑造了它的肌理與靈魂。

陳慶采訪“綠房子”后代嚴爾純先生

【對話】

求真求實，所有資料不能夠只來自某一本書

澎湃新聞：拍攝歷史紀錄片難度很大，團隊如何確保史料的真實可靠？

陳慶：歷史本身就是在不斷被發現和被解讀的過程。片子的學術基礎是同濟大學幾代學者對上海近代建筑歷史扎實且代代傳承的系統研究。也得益于包括意大利、加拿大、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國外學者從不同角度的調查研究。

當我們要做一部紀錄片時，在創作倫理上其實是對觀眾有承諾的，那就是承諾它的真實性。當然囿于時代、創作者的視野和能力，這個真實也是相對的。這是一部時間、空間跨度都很大的片子，我給整個團隊提的要求是，所有資料不能夠只來自某一本書。這些資料一定來自我們實地尋訪的檔案里，要形成互證。

團隊采訪布達佩斯技術與經濟大學建筑系教授施行遠

澎湃新聞：調研中遇到了哪些挑戰？有什么意想不到的發現嗎？

陳慶：從2014年開始，我一直在研究這個選題，當時困難集中在兩點，一是包括我們的學術顧問鄭時齡院士、伍江教授、華霞虹教授在內的眾多專家的研究重點在建筑而非人物；二是鄔達克雖然成為“網紅”，但是關于人物本身的敘事大多來源不清，甚至以訛傳訛居多。

紀錄片終歸是要講人的故事，我們希望呈現鄔達克和那個時代的上海人的故事，也呈現他留下的建筑遺產和今天的上海人之間的故事，所以我們才會在開機儀式上向上海市民公開征集拍攝線索。

陳慶（左）采訪拍攝亞洲建筑師協會主席伍江教授（右）

我們真正進入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維多利亞的檔案館時，才有了更多的突破和理解。我們在海外的拍攝時間非常有限，很多檔案第一時間來不及做深入解讀，這些檔案混雜著匈語、英文、德語、俄語、斯洛伐克語等等，還包括手寫體。我們能做的是盡可能地立刻拍下我們所能拍攝到的所有檔案，回來后再慢慢翻譯、解讀。

當然有些檔案是在看到的第一瞬間就意識到了它的價值的。比如關于鄔達克曾經擔任過匈牙利首任駐滬領事這段歷史，過去坊間一直有各種說法，但并不清晰。在匈牙利國家檔案館的拍攝中，一封有中文印鑒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印鑒的名字是姚永勵，仔細辨讀才發現，這封英文信是中國律師姚永勵接受鄔達克請他擔任匈牙利駐滬領館法律顧問邀請的回信。接著又找到鄔達克此前寫給姚永勵的邀請信的復印件，并且明確看到當時的領事館就開設在圓明園路鄔達克洋行的辦公室里，這個發現也進一步說明鄔達克當時和各個層面的中國人還是有很多的交往。

紀錄片截圖

回國后我們一直想找到姚永勵律師的更多資料，中間費了很多周折，最終在各路好朋友的幫助下，在相關歷史檔案館中查到了姚永勵律師的照片，僅僅是一張很小的照片，在片中最終呈現的時間不過幾秒鐘，可能沒有人會想象到這張小照片背后，攝制組所投入的精力和努力。

站在今天這個歷史節點上，我們碰到了這個選題，希望把我們所能找到的歷史碎片盡可能拼接完整。當然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檔案的公開，一定還會有更多的歷史細節被發現。

“在上海，他能夠獲得尊重”

澎湃新聞：片中有房產中介邵慶這個人物，視角很獨特。為何會引入這個當代“異鄉人”的視角？

陳慶：邵慶是在拍攝過程中才逐漸提到自己是外地人，才有了后來片中當代“異鄉人”的視角。其實我們最初假裝租房買房接觸過好幾位老洋房中介，因為想知道被過度消費的鄔達克在他們眼中是怎樣的存在。邵慶正是在賣老洋房的過程中研究老洋房，開始了解上海的歷史文化，逐漸產生興趣，并且創建了一個公號，傳播上海建筑歷史和文化，他在鄔達克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這一點非常打動我們。

今年情人節我們在徐匯書院首映的時候，我邀請邵慶來參加活動，他甚至不敢說自己是新上海人，他沒有上海戶口，但在上海生活了一二十年，他對這個城市非常熱愛。不僅是邵慶，我們片中的畫家杜海軍、鄔達克紀念館館長劉素華，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提到自己初到上海的情形和自己對上海這座城市的情感，我想這可能也是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吧。

過去大家都覺得上海人排外，其實，通過這幾年在上海的拍攝，我們團隊收獲了很多機構和個人的支持，也收獲了很多好朋友，這反倒讓我覺得上海很務實，這座城市尊重有專業度、踏實做事的人，這或許也是鄔達克當年獲得認可的原因。這座城市包容和開放的品格，才使得鄔達克當年的建筑追求能夠落地。值得一提的是，鄔達克最好的房子都是跟中國業主合作的。

澎湃新聞：今天我們來討論鄔達克，更多的關注點是人的職業性所能夠帶來的精神力量。

陳慶：沒錯，在上海，他能夠獲得尊重、特別是中國業主和中國營造商的尊重，并成為親密的伙伴，正是因為他的職業性。喬爭月老師在翻閱當年的英文報紙時發現，鄔達克的弟弟蓋佐在上海因病去世時，前來悼念送花圈的人，很多是他的業主。

沒有一個人是能靠自己成功的。鄔達克的建筑追求是現代的，但是公司的經營管理模式又很傳統，他甚至親力親為，很嚴苛認真地把握每一處建筑細節。我們看到他的一封書信中曾提到：“作為一名職業建筑師，我不能想象用客戶的錢來完成一棟滿足自己建筑理想的房子。”

意大利米蘭新美術學院設計與實用藝術系教授盧卡·彭切里尼 ，也是《鄔達克》這本書的作者，在采訪中告訴我，“可以用任何建筑語言畫任何風格的東西，這就是他（鄔達克）所接受的教育。相比起來，他更像一位裁縫，而不是一位藝術家，他想說這就是我的風格。”這一點，我們在鄔達克母校，匈牙利布達佩斯技術與經濟大學采訪拍攝時，也能更深切地理解到，學校注重功能性的教學傳統對鄔達克的影響。鄔達克毫無疑問具備非常強大的專業能力和職業性，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對人的關注。

鄔達克在建筑工地

他早年想要成為牧師，遵照父親的要求和背負家族的責任成為建筑師，用他孫子艾文的話說，他仍然“是內心柔軟的人”。他對建筑使用者的重視，他試圖理解不同種族、身份和背景的人的需求，試圖把這些需求通過建筑實踐來有機融合，最終建造出實用的、能夠留存百年的房子。

澎湃新聞：拍攝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陳慶：從我想要創作這部紀錄片，到真正拿到資金開始正式啟動，中間經歷了大概六七年的時間，開機儀式后馬上就遇到了疫情。我們團隊無數次在上海、北京以及隨便一個第三地之間輾轉騰挪，整個前期拍攝過程中，因為特殊時期，沒有人愿意輕易打開大門，任何采訪拍攝都很困難。俄烏沖突爆發，我們去歐洲的拍攝計劃也一拖再拖，甚至直到臨行前，航班還在不停調整。

雖然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但是這些不確定，與鄔達克那個時代以及他所遭遇的困難相比，似乎都是可以忽略的。

從這些房子了解這座城市

澎湃新聞：拍完片，你覺得鄔達克對今天的上海，除了那些建筑實體，更重要的遺產是什么？

陳慶：實際上，與鄔達克同時代的營造商和中國第一代建筑師都是我們想在片中呈現的群體。說到第一代建筑師，除了梁思成和林徽因，普通大眾還了解更多人嗎？

1933年在上海創立的華蓋建筑事務所的三位建筑師，趙深、陳植、童寯，其實是和梁思成和林徽因同期去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筑的人。那個時期，有一批在歐美頂級學府學習建筑的人回到上海執業，他們和鄔達克這樣的西方建筑師一起塑造了這座城市的面貌，包括伍江教授的爺爺伍子昂，也是其中的一位。

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留下來積極投身國家建設，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建筑設計院的體系使建筑設計成為集體勞動成果，他們參與了包括北京十大建筑等很多重要建筑的設計，但我們往往看不到他們的名字。他們能夠很早意識到歷史建筑保護的重要性。早在1985年，陳植、馮紀忠、羅小未等先生便開始呼吁對近代歷史建筑的保護。1993年，上海公布第一批61處上海優秀歷史建筑，因此上海是中國較早開展歷史建筑保護的城市，也是很早就提出“建筑可閱讀”的城市。

30年來，上海共公布了五批1058處優秀歷史建筑。其中35處是鄔達克留給這座城市的禮物。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數字還在不斷變化。不僅是鄔達克一個人，而是一代學貫中西的中西方建筑師們留給這座城市的文化遺產。

澎湃新聞：影片最后選擇“留下一扇窗”，這扇“窗”的寓意是什么？

陳慶：鄔達克一生99%的建筑作品都留在了中國上海，他留給上海的一扇扇形式各異的窗，也成為今天人們打開百年過往的窗口。在我們的創作過程中，發現對鄔達克或者說對老建筑歷史文化愛好者們感興趣的人，大多是珍視自己城市的歷史和文化，對我們來時歸去的路抱有好奇和探索的人。另外，這些老房子，確實盛滿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記憶。

令人開心的是，也有很多年輕人有興趣。我們在徐匯書院放映時，有00后10后的小孩與我互動，表示很喜歡這部紀錄片。我想他們通過這個片子可以看到城市的歷史和肌理，理解這座城市為什么會成為今天的樣子。當年輕人在武康大樓下打卡時，他們觸摸的，正是一段由異鄉人與一座城共同書寫的歷史溫度。

陳慶在斯洛伐克班斯卡鄔達克的家族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