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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初，香港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在討論文化政策時，指向窗外公園方向說：“香港已經回歸20多年，干脆移走維多利亞女王雕像，換上林則徐銅像。”

這個提議被提出時，距離香港通過《2024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剛好一年。

當時，香港正式從法律條文中廢除了“女皇陛下”、“總督”等殖民詞匯。法律條文可以一夜修改，但深植于市民日常生活的地名與雕像，卻成為更難消除的殖民印記。

“人們天天去維多利亞公園散步，覺得女王雕像很美，卻忘記了維多利亞對香港、對中國內地造成了什么傷害。”

皇后大道自1841年建成以來，一直是香港的城市動脈，維多利亞公園承載著幾代人的休閑記憶，而女王銅像雖在二戰中被日軍損毀，其復制品仍在公園內。

維多利亞女王雕像依舊在相關土地上，似乎在提醒著相關，過去那些被殖民的屈辱歷史。

維多利亞女王在位的64年（1837-1901），正是大英帝國殖民擴張的巔峰期。

1839年林則徐虎門銷煙后，英國艦隊憑借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大門，1842年《南京條約》將香港島永久割讓予英國。

這座雕像，凝固的恰是中華民族百年屈辱的起點。

何君堯的提議，并非是他一時興起想給自己貼貼金。

早在2022年11月，他就提出過類似的要求，要用中國杰出人物的名字，為相關公共場合命名，代替那些什么“皇后大道、維多利亞公園”之類的。

他提出的名單，從從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明代愛國將領岳飛，到現代武術傳奇李小龍、文學巨匠金庸，乃至抗疫專家鐘南山...

“把林則徐與維多利亞置于同一空間，等于將侵略與反抗的歷史并置”。

何君堯在立法會上強調，“若保留女王雕像，必須加設林則徐像形成歷史平衡，把骯臟面拿出來給人看”。

何君堯的這一舉動，其實和大陸處理殖民留下來的痕跡是一樣的，就是把一些原本外國人命名的外國標志或者街道，全部改為“中國名字”。

例如上海外灘的萬國建筑群，被改造為歷史博物館，武漢將租界區的“夷瑪街”恢復為原名“鄱陽街”。

大陸曾經被半殖民化，時間也不長。人們對侵略者的感情只有仇恨。

香港被英國殖民的時間上跨越了兩三代人，很多新生的孩子對大陸的感情不深厚，對殖民的英國人也沒什么厭惡。

這正是相關殖民痕跡改變的難處，很多人不覺得這些名字有什么。

為什么要把維多利亞女王的名字，改成林則徐呢？

按道理說，維多利亞的地位更有份量，相對應的應該也放一位中國更有份量的人物，林則徐是民族英雄不錯，可為什么是他呢？

對此，很多人也有見解。

林則徐是開眼看世界第一人，也是一個完全忠于國家的人。

1839年，他親自盯著官兵硝煙時，很多西方人認為，鴉片那可是賺錢的好東西，誰會忍住不私吞呢？

可林則徐的忠誠遠超所有人的相信，林則徐親自盯著鴉片銷毀，不放過一絲一毫，一共23天，銷毀了237萬斤鴉片，他的初心震撼了所有的外國人，更宣告了一個民族不屈的尊嚴。

而香港需要的就是這種民族尊嚴，一個民族可以被暫時打敗，但只要民族尊嚴還存在，反抗之心就不會消失。

就連倫敦的杜莎夫人蠟像館，早在1877年為林則徐夫人建造蠟像，作為對手，他們心里是痛惡林則徐的，可從個人方面，他們也不得不佩服林則徐的“忠正勇毅”。

同一年，林則徐還主持編譯了《世界地理大全》，親自潤色編成《四洲志》。

這是中國第一部系統介紹世界地理的著作，盡管道光皇帝斥責他“找一群孩子翻譯洋文書成何體統，可這一創舉使他成為“開眼看世界第一人。

定下林則徐的銅像，去代替維多利亞，其實只是改變香港中的一件事。

從大方面來看，這是要徹底去掉香港的被殖民歷史，當地人的意見不一。

有的人認為，“‘多維利公園’聽起來像家具商場”，早就該改了，就改人民公園，聽起來又接底氣又有中國特色。

當然，也有反對的，因為皇后大道和維多利亞公園，承載著幾代香港人的婚嫁喜慶、節日聚會，一刀切的更名，可能會毀壞一代人的集體回憶。

對于這種不一樣的聲音，政府還是要充分考慮一下群眾的意見。

既然這樣，何君堯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將皇后大道（Queen‘s Road）音譯為“Wong Hau’s Road”，既保留發音習慣，又剝離殖民符號。

既然不愿意拆除維多利亞，那就把林則徐銅像也建立起來，讓這兩者共存在一個地方。

新加坡獨立后，將“皇后街”改為“白沙浮”，同時保留“萊佛士坊”平衡歷史連續性。

很多專家迫不及待想要拆除這些殖民記憶，本意也是好心，因為只要這些還存在，似乎相關就無法徹底放棄自己的“英國身份”。

香港浸會大學2024年的調查揭示隱憂：僅30%的學生通過普通話豁免測試，粵語和英語仍是街頭主流語言。

很多相關本地學生，甚至將殖民和自己的歷史混為一談。

就像是我國說起歷史，唐宋元明清...香港也把被殖民的這一時期，混入了正常歷史中。

這些不是一個概念，被殖民的那段歷史，不是香港歷史正常更替的一段，而是“被殖民”，務必要讓相關新生一代意識到這件事。

長期使用殖民色彩名稱，會弱化國家認同感。

郭松民等評論家進一步指出：“國家認同不僅是文化上的，更是政治上的——并且首先是政治上的。”香港不僅是“文化中國”的一部分，更是具體的“政治中國”的一部分。

因此有人提議核心地標應體現“新中國文化元素”，如“人民大道”、“解放公園”等。

很多人不樂意改名，可國家改名也不是單純的意氣用事，還得花好多錢呢！

要不是為了去除殖民記憶，用得著這么麻煩嗎？

香港有132處英國風格法定古跡，更名工程牽涉市政標識、民政系統、地圖出版等數十個部門的協同更新。

更名成本測算顯示，僅更新全港市政標識一項就需耗費數億港元，更勿論牽動幾代人記憶的情感代價。

舉個實際例子，印度將“阿拉哈巴德”更名為“普拉亞格拉吉”后，企業更換招牌和文件直接損失1.2億美元，俄羅斯恢復“圣彼得堡”舊稱的工程耗時15年，耗資超20億美元。

林則徐銅像能否立于香江之畔尚未可知，但這場討論本身已具有超越符號的意義。

回歸中國20多年，香港還是保留著一些很多“舊習慣”，只要有這些他們就和大陸之間永遠隔著一道坎。

參考信源：
2025-07-02 16:06·觀察者網——《何君堯：建議給皇后大道、維多利亞公園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