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江永縣知青廣場上的《知青歲月》雕塑（來源｜百度百科）

　　長沙知青大逃亡

　　作者｜陳秉安

　　原載｜《炎黃春秋》

　　刊期｜2015年第1期

　　圖源｜（同上）

　　編輯｜策山

　　（本文約8000字）

　　1964年，湖南省組織了數萬未被高校錄取的城市學生和閑散青年，奔赴人口少、耕地相對寬裕的湘南、湘西農村。僅零陵地區的江永縣一個縣就下放了六千多名長沙知青。

　　這六千多人絕大多數都出身于資本家、地主、右派、國民黨軍官……的家庭，其中頗有一些三湘名人，如兩江總督陶澍、軍機大臣左宗棠、湖南都督焦達峰、國民黨將領廖耀湘等的后人。有些公社（比如白水公社）的下鄉知青中，“黑五類”子弟比例高達95%以上。以至于有些知青點要成立一個團支部，會“很困難”（江永縣檔案：《桃川農場關于努力發展共青團組織的匯報》語）。這為后來當地屠殺“地富反壞右”風潮時，屠殺到長沙知青留下了惡根。

　　但這批知識青年長期受到黨的“革命理想”的灌輸，老實、聽話，一般都樂于“改造”自己，甚至有一部分知青抱有“贖罪”的心理。在最初的兩年里，這些年輕人積極勞動，辦夜校、組織農民學文化；有知青為病重的農民獻血，白天在烈日下勞動，晚上，還打著手電筒在被窩里面寫歌頌黨和毛主席的詩歌。

　　下面是一首我們將提到的一個人物王伯明的小詩《新農民之歌》：

　　扶著犁，揚起鞭

　　趕著我的小黃牛朝前走，

　　緊緊地追趕春天

　　心懷“原罪”，但并不消沉；被貶，而沒有怨言；身處邊陲，卻滿懷熱望。這就是當時下到江永縣的長沙知識青年的心態。

　　然而，突如其來的事件破滅了這批長沙知青的理想追求，讓他們走上了逃亡之路。

　　1967年8月，與江永縣毗鄰的道縣，對“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的集體屠殺，屠殺蔓延到周邊多個縣，也很快蔓延到江永縣，轉瞬間，江永縣的河水中漂起了“黑五類”的尸體。長沙知青中的“黑五類”子弟不少人上了黑名單，處境十分危險。

　　下面，以事件的當事人或知情人的口述（錄音整理），來記敘逃亡事件的經過。

　　一、知青王伯明被殺事件

　　程保羅（長沙知青組織者）口述：

程保羅

　　1967年8月17日，我們都能記得這個日子。因為，它是我們第一個兄弟被殺的日子。

　　那一天，王伯明同另一位知識青年趙子振去江永電影院對面的一家飲食店吃面。面還沒端上桌，突然闖進來四個農民，拿著梭鏢、鳥銃，有個抓著大刀，對他兩個說：“站起——”子振自然地舉起了手。又問：“哪個是王伯明？”因為那時王伯明參加過“湘江風雷”（湖南的造反派群眾組織），又喜歡演戲，有點名氣，江永人都知道他是“黑五類”子弟。他回答：“我就是。”他可能以為是來追查“湘江風雷”的事，就把手伸進左邊兜里去掏平反證（也有人說是掏手巾擦嘴），準備解釋“我是平了反的”。哪知道那農民以為他是在掏槍，叫聲：“狗崽子……”，對著王伯明的腦殼“砰”就是一槍。

　　造成長沙知青大逃亡的另一根導火索，是幾乎同時發生的農民圍困鳳亭知青農場和雙方爆發的槍戰。

　　二、鳳亭農場槍戰

　　徐基盟（鳳亭農場槍戰主要當事人之一）口述：

徐基盟

　　大約是在1967年的8月中旬，縣農械廠的“湘江風雷”給我們打來電話，說江永武裝部的槍很快會被對立派搶走了，是不是合力下手？于是我們開了一輛大拖拉機，坐了二十多個知識青年，開到了城里，一直沖進了江永縣武裝部。

　　我們一看，武裝部里空空如也，沒有守衛的人。我們果然找到了放槍的倉庫。竟然找到了九挺蘇式的機關槍，還有二十多支蘇式的自動步槍、日本的三八大蓋，一萬多發子彈……真是把我們喜飽噠！

　　拖拉機滿載著槍和彈藥往回走，因為天氣熱，裝得又太多，走到半路還爆掉了一個胎。

　　我們農場的造反派一下子成了江永縣配備最精良、最有戰斗力的武裝。這同時也引起了江永縣農民的緊張。此后，我又親手俘獲了一名向我們挑釁的民兵營長。他們早就想對知青下手了，這下找到了借口。

　　8月17日下午，城里傳來了王伯明被他們打死的消息。農場里一片人心惶惶，大有大難臨頭的感覺。

　　就在當天晚上，有人發現農場四周的山頭上有好多手電筒光，大家感到大事不好，可能是被農民包圍了。果然天剛剛亮，農場上空，突然傳出清脆的槍聲，江永農代會集中了一千多武裝民兵，把我們農場團團圍困了。

　　他們滿山喊著：“繳槍不殺！”“把人放出來！”

　　我們看來勢兇猛，就派人去與他們談判，說我們沒有槍，說我們搶槍那是謠傳，叫他們撤軍。他們提出：“撤軍可以，你們先把人放了！”我們說：“行！”立刻將那民兵營長放給了他們。

　　一拿到人，他們又無理提出，撤軍大隊要從我們農場經過。這明明是要趁機搜查農場。這等于是讓我們受辱，我們堅決不同意，于是談判破裂。

　　談判代表回到農場，告訴我們：“現在只有一條路，準備戰斗！”

　　當時我們仗著武器精良，并不膽怯。一邊讓全場的六十多個知青往回龍墟方向撤退，一邊讓武工隊架起機槍，守在農場邊的一座小橋——叫義田橋——的坡上，掩護大部隊撤退。我架槍守在坡上，能清清楚楚看見農民進農場的情景。他們沖到女知青的宿舍里找槍，把一床床的花被子往外扔，叫人看得忍無可忍。當時我和周祥林共用一挺機關槍，他硬是氣不過，朝著農場“嗒嗒嗒”就是一梭子。

　　這下，兩邊就打開了。他們那邊也架起機關槍，朝我們掃射，子彈打到路邊的樹葉，“唰唰”地直落下來。

　　我們沒打過仗，沒戰斗經驗。兩邊都是樹叢，中間一條路。我們的人，本應該躲在樹叢中，利用地貌作戰的，可是全都趴在路中間開槍。這不就暴露在他們的火力下了嗎？果然，對面一梭子打來，打中了周祥林的脖子，他當場就倒下了。我看見血“咕咕”地往外直冒，就喊：“祥伢子受傷了，快撤……”我背起周祥林，跟著隊伍拼命地跑，背到馬河，就沒得氣啦。我們一直把周祥林抬到了回龍墟，埋在那兒。當我發現日夜在一起的兄弟周祥林已經死去時，我再也忍不住了，“祥伢子、祥伢子——”地掩面大哭起來。

　　下葬的時候，我架起祥伢子的機關槍，憤怒地朝天“嘩、嘩——”開槍。

　　就這樣，我們鳳亭農場所有的知青，全部撤離了農場，踏上了回長沙的逃亡之路。怎么逃的，那是后話。

　　三、“8·18”屠殺知青事件

　　幾乎與江永縣農民槍殺王伯明和圍困鳳亭農場同時，1967年8月18日，零陵縣前進公社一輛滿載長沙知青的汽車無故遭到機槍、迫擊炮的伏擊，死9人，傷15人。人稱“8·18”慘案。

　　長沙知青謝祥京口述：

　　我是1964年從長沙下放到零陵前進公社農場的。1967年8月18日那天的中午，大約一點多的樣子，我們場里有二十多個知青要進城去。公社有一部解放牌，正好停在我們場里。我們就跑過去，把車門撬開了，二十多個知青上了車，我點燃了火，開得“呼呼”的往城里跑。

　　大約是三點多的樣子，我們的車到達了縣汽車站附近。

　　當時的位置我記得很清楚，有一段較陡的下坡路，下坡路的最低處是個大“之”字拐彎。拐彎處的右邊是零陵縣東方紅小學，學校外是一道沿馬路而建的圍墻。

　　這時候我看到公路中間，怎么橫著兩株樹呢？我還罵了一句：“缺德。”就把車停下，把頭伸出去朝車上喊：“下來幾個人，搬樹！”

　　當時從車上跳下來兩個人，一個是我弟弟謝祥怡，另一個是余澤。兩個人把樹搬開了，正要上車，突然間，馬路兩邊“砰砰砰”槍聲大作，從學校的圍墻和后面山上射出的子彈，把我的駕駛室玻璃“啪啪”打得粉碎。我感到肩上猛地一熱，馬上意識到，是中彈了！

　　我還想堅持開車跑，但手已不聽使喚，我又堅持開出了約二十米，再也堅持不住了，就猛地一個剎車，停住了車。我從駕駛室中翻身而出，滾下了馬路邊的一條水溝里躲避。這時又感到屁股上一熱，可能是又中了一彈！

　　這時候，我只聽得車上一片悲慘的喊叫聲：“不要打，不要打——”“我們是知識青年——”但是槍聲并不肯停止。

　　知青姚海不顧一切地脫下身上的白背心，站起來使勁晃動：“莫打，我們是知識青年——”結果他也被打倒。

　　接著唐立人被打得腦漿四濺，楊海洲被打中了，吳德勝也被打中了……

　　猛然間，“轟——”的一聲巨大的爆炸震耳欲聾，原來是迫擊炮響了，他們竟然向汽車開炮！

　　這時，我身上已多處負傷。血流滿身，暈了過去。

　　下面的情況我是后來聽車上的彭稚鰲說的。

　　彭稚鰲說：“突然，槍聲猛地停了一下，他們在喊：‘下車來排隊——’何小明、段良農等人順次地下車排隊。突然，槍聲又響了，他們竟然朝排隊的何小明他們開槍！槍聲終于停歇，我跳下了車，就看到段良農右手扶腰，手上流滿了血，腰上打了個對穿洞。我又朝左前方地上看去，看橫躺在車子左邊的何小明，一只黃色軍挎包還斜背在他肩上，肚子被打出一排彈孔，腸子已經流了出來。我傷心地慟哭，用他挎包內的白背心把他流出一半的腸子裹著塞進他肚內……”

13

知青組成

文藝宣傳隊，中排右一

何小明

照片由知青

周光武

保存

　　在這場屠殺中，一共打死了我們九個知青：何小明、唐立人、楊海洲、吳德勝、陳文華、王成章、廖忠普、余澤、彭柏元。九人中，彭柏元一人是零陵知青，其余為長沙知青。傷十五人。

　　慘案大大震懾了下放到整個零陵地區的上萬長沙知青。數日內，幾乎所有的長沙知青都逃離零陵，尋路返回長沙。

　　四、充滿兇險的逃亡路

　　原來，長沙知青還存有最后的一點希望，盼望通過自己扎根農村的優異表現，獲得“黨和人民”的認可。但是，現實粉碎了他們的幻想。當屠刀就要架到脖子上時，最后一絲留戀被割斷了，只有一條路：逃！

　　“逃”很不容易，一方面農村民兵在各處設有路卡，日夜放哨，抓到逃跑的，視為逃跑的“黑五類”，一律由“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就地行刑”。另一方面，原來從江永回長沙的公路必經道縣，其時道縣正在大屠殺，所有的班車都停開。知識青年要回長沙，就必須繞道廣西，再進入廣東，從廣東沿京廣線回長沙。

　　但從江永縣進入廣西，許多公社必須翻越高一兩千米的都龐嶺，十分艱難。其時，有些知青已在農村結婚，有的甚至有了孩子。所以，長長的攀越山嶺的隊伍中，常見父母背著甚至用籮筐挑著孩子而行……

　　長沙知青大逃亡的道路有多條，我們僅舉其中的幾條記錄。

　　1.銅山嶺農場知青：路遇6951部隊

　　長沙知青劉蒲生這樣記錄銅山嶺農場的知青逃亡過程：

　　“王伯明在縣城被槍殺的同天。深夜三點鐘，飽餐一頓后，99名知青一個接一個，彎腰弓背，輕手輕腳，離開了隊部，消失在暗夜之中……

　　“女知青王近芳走在隊伍中間，她的背上，用一塊藍布，捆著周歲的小孩，銅山嶺農場第一個知青后代。幾個壯實的男生殿后。方向：南向廣西麥嶺府。”

　　湯志云（現留江永縣的長沙知青）：

　　“我們不敢走大路，怕遇上貧下中農追殺。翻山越嶺，終于走到了廣西麥嶺府。我們99個人，還抱著孩子，算一算，向西再北上全州，要走300里路，向東到廣東的坪石，再往郴州，也不會少于200里，走得動嗎？又沒吃的。這時，山下有一支軍人隊伍，正在麥田里收割麥子。我們頓時有了主意，一聲吆喝，都去幫部隊割麥子。

　　“這樣，我們就有了接近部隊的機會。再向他們說明我們是長沙的知識青年，為了逃避大屠殺才躲到這來了。在部隊幫著割了兩天的麥子以后，他們是6951部隊，派了軍車，并有士兵保衛，把我們送上了紅石渡（現名白石渡）北上株洲的火車。”

　　2.井邊公社和大遠公社知青：翻越都龐嶺

　　下放在江永縣的知青羅丹記載道：

　　“翻越都龐嶺的多是井邊公社和大遠公社的知青，當地人和廣西灌陽的農民有一條往來的山路。井邊知青先是十幾人同行，沿途又匯集各路零散知青四十多人。雖幾遭民兵攔截，幾位領頭的知青沉著冷靜、機智應對，又有公社開出的紅頭證明作保，一路算是有驚無險。

　　“有一對戀人，女知青體弱，她能爬上千多米高的都龐嶺就已經拼盡了氣力，男生挑著兩人的行李，已經累得咳出了血。幾個男生發現半山腰里有戶農家，趕忙上前交涉，請求弄點吃的東西。山民馬上燒火做飯。飯后為他們燒了一堆火，男生圍著火堆睡在地上，女生享受優待進了里屋；老兩口和三個女兒徹夜未眠，守護了他們一夜，第二天還煮了很多紅薯給他們帶在身上。知青感激涕零，各自掏出僅有的一角兩角錢湊攏，以表感謝……”

　　3.廠子鋪公社下界頭大隊知青：沖擊火車，集體舍身臥軌

　　任定一（廠子鋪公社下界頭大隊長沙知青）：

　　“在逼近的危險面前，我們不得已選擇了逃亡。但逃亡，怎么逃？往道縣和往龍虎關走廣西的道路，都給民兵層層崗哨封死了，不可能過得去。幸好我們有人以前到都龐嶺的深山里背過木板子，有條山路可通廣西。于是先派人到小賣店買了餅干。又通知各個點上的知青不可聲張，等到9月5號晚上11點，都到村北面山邊的紅薯地里集合出發。我們還布置說：‘每家都把燈放在窗戶上點著，村里人一看有燈，認為屋里有人，就不會懷疑我們。’

　　“二十幾個人，男的走頭、斷后。女的、體弱的走中間，互相幫攜，在漆黑的都龐嶺大山中艱難行進，終于走出了大山。最難的是從犁木到廣西灌陽的61公里路。天氣熱，除了累、餓之外，還有一樣難熬，就是燒襠，襠下走一步都辣辣地痛。

　　“幸虧灌陽當地的一個造反派組織與湖南的‘湘江風雷’關系好，熱情得不得了，又是管吃飯，又是安排住宿。第二天一早，又用車把我們送到了廣西全州。到了火車站，他們說：‘我們無法幫你們上車，只能靠你們自己了！’

　　“那時，火車站上人山人海。地上，路邊，到處坐滿了人。當時列車晚點是經常的事，有時，列車看下面的人太多，也不停車，一沖就開過去了。所以，能不能上得了火車是個大問題。我們早早籌劃好了‘登車計劃’：將二十幾個人一字兒排開，各盯守一節車廂，只要火車一停，哪節車廂下客，就往哪節車廂沖。另一部分人就躺到鐵軌上去，列車肯定就不敢開。

　　“終于，從昆明開往北京的特62次列車，響著汽笛，從遠方開過來，停下來了！我們的‘三人尖刀隊’：馮令明、大嘴巴、我，立時提了扁擔就沖上去。車上的服務員正要關車門，馮令明一扁擔就插進了車門縫里，門就關不了了。這時，車下的十幾個知青，排成一排，睡到了鐵軌上，不準列車開走！特62次列車看這情況，再也不敢開了。車上的負責人只好走過來處理，終于同意讓我們二十幾個知識青年上車。

　　“1967年9月12號，這個日子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我們終于順利到達了長沙。腳踩到長沙地面的那一刻，我忽然意識到：我們安全了！這時，我看到好多先回來的知青都在車站上迎接我們，我們一齊高呼：‘毛主席萬歲！’‘知青萬歲！’”

　　五、大逃亡激發湖南知青運動

　　程保羅（長沙知識青年組織者）：

　　“回到長沙后，我們立刻去找省革籌和支左部隊47軍匯報。那時具體管這些事的是毛華初（毛澤東侄兒，毛澤民兒子——編者注）。我、鐘圻，帶了二十多個人，直接找到了他家里。毛華初很驚奇，說：‘殺人殺到了這個樣子，不敢想象！’問我們，‘你們要求什么？’我們說：‘第一，還有一些知識青年留在那邊，沒跑脫，要趕快派人去救他們。第二，我們回長沙，要吃飯。’他一聽，馬上給我們批了一張條子，回來的知識青年每人每月九元伙食費。還批了糧食。我們說，江永那邊的知識青年，還有江永、道縣那些無辜的所謂‘黑五類’，他們挨一天就危險一天，不知道什么時候鋤頭就打到腦殼上來，要快點去救人啊！他就拿起電話找了47軍的作戰處孫處長。孫處長就給下面的6950部隊賀團長打了電話，叫他們趕快派部隊到道縣、江永去。

　　“此后，據說有三支部隊，從三個方向，包括從廣西，進入湘南一帶制止大屠殺。過了一天，毛華初又叫我們去，說：‘你們反映的事很重要，我們也研究了。現在全國的形勢都很復雜，中央事情太多，下面的情況有這么嚴重，他們不一定清楚，還得靠自己去說。’又給了我們四張火車票，‘事情就交給你們了，你們直接去向中央匯報。’

　　“拿著這四張票，我們很快到了北京，把湘南大屠殺和知青們的處境，向中央接待站匯了報。”

　　長沙知青一邊向中央匯報，一邊在長沙城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宣傳活動。

　　在可以容納幾萬人的體育館里，長沙知青為死去的王伯明、何小明等人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

　　謝幾何（追悼大會組織者）：

　　“我是那次追悼大會的組織者之一。被殺的江永知青王伯明，是我三中的校友。當時全長沙市的知青組織都行動起來了，靈堂設立在黃興路的燎原電影院。大游行在悼念大會后開始。數千人的隊伍從燎原電影院出發，經五一廣場、南門口、天心閣、火車站，繞大半個長沙一周。

　　“我特地安排殘疾同學周俊麟拄著雙拐，走在隊伍的最前列，接著是女知青手舉死難者的血衣悲泣前行。血衣是知青保留下來的，伴奏的歌曲《懷抱戰友》也是知青自作的，‘懷抱戰友，淚橫流……’（唱）可謂如泣如訴。

　　“你想，長沙城誰家沒有子女在農村？一時長沙全城轟動。在五一廣場、南門口等重要地段，群眾觀看和放鞭炮的成千上萬。路旁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與此同時，長沙知青還成立了自己的紅一線文藝宣傳隊，辦了自己的報紙《紅一線戰報》《反迫害報》等，影響甚廣。

　　程保羅（長沙知青組織者）：

　　“那時我們就認識到，真正要讓社會認識我們，沒有宣傳工作是不行的。所以，我們就把那些原先是松散的力量組織起來。我們在知識青年中挑選了最有文藝才華的六十多名男女知青，集中在長沙第十六中排練。紅一線宣傳隊就是這樣成立的。

　　“紅一線宣傳隊的演出，轟動了長沙，可謂是一票難求。最為感人的要數反映知青被殺遭遇的劇目。舞者是被殺的一位知青的女友，在《江河水》的樂曲聲下，配以悲壯的朗誦和眾人的伴舞。臺下一片悲泣聲……”

　　與文藝宣傳隊交相輝映的是《紅一線戰報》，它從文字上宣傳鼓動，并開始了對知青運動的深層次思考。

　　馮鵠（《紅一線戰報》主編）：

　　“《紅一線戰報》對開四版，在新華印刷一廠用膠印新聞紙套紅精印，一期一萬份。一開始，為了報紙能夠存活，不被封殺，我們還試圖把批判的范圍，控制在‘借批劉少奇來談知識青年問題’的框架下。但是，雪片也似的飛來的稿件，卻紛紛把矛頭引向了深處，讀者在問：為什么出身不好的子弟不能上學？為什么我們受盡欺凌還要被屠殺？最后，提出了更為深刻的思考：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知識青年的未來在哪里……

　　“我們沒有停留在對現實的揭露和控訴的淺層次上，而是開始進一步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大屠殺的鮮血驚醒了我們，經過那次大逃亡，長沙知青開始走出舊的思想框框，學會了用自己的大腦思索知識青年乃至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企圖從制度上找尋知識青年運動的產生、發展和出路。這在當時是被看成大逆不道的。”

　　六、全國知青座談會的召開

　　由大逃亡而引出的長沙知青的大游行、大演出、大宣傳……波瀾壯闊，規模空前，不僅在湖南，而且在全國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67年10月，由湖南、湖北、廣東、四川、河南、重慶等省市自發組織的全國知青座談會在長沙召開，這次民間組織的全國性知青活動，標志著當時由長沙的知青主導的知青運動，逐步走向了全國。

　　謝幾何：“我是那次座談會的參加者。發起和主持人是知青劉錦長，是個女同學。參加者還有后來因此次座談會而寫了《長沙知青運動考察報告》和《中國向何處去》的著名學者楊曦光（后改名楊小凱）等。我們廣泛探索了知識青年問題、‘文化大革命’問題以及中國向何處去等問題。會后，我們又組織了代表團，前往廣州，住在沙面的農墾廳招待所，又在廣州召開了座談會，并協助廣州的知青辦報紙，從組稿、編輯，一直到出主意搞紙張印刷……代表團還直接到廣東增城縣等廣州知青下放點去‘傳經送寶’，擴大影響……”

　　七、長沙知青大逃亡的結局

　　當長沙知青運動一波波高漲，全國各地的知青運動也在伺機啟動時，有關部門高度緊張，特意下發了文件，要求回了城的知識青年立刻返回農村去。1967年的10月8日，毛澤東對該文件批示了“已閱，同意”（通常簡稱為“10·8通令”），這個中央文件在城鄉廣泛張貼。剛剛充滿了熱情的知青們，一下子掉進了冰窖。

　　就在知青們不知道何去何從時，長沙城發生了一件膽大妄為的“反革命”事件！一夜之間，有人在幾乎所有貼在大街小巷上的毛澤東批示后批上：“已閱，不同意！”落款是“知青”。

　　政府一方面嚴密封鎖消息，追查冒犯天顏的“罪犯”，一方面公開抓捕逗留的知青，有的派出所一天竟抓了三四百人，然后用大卡車送回江永。江永方面答允：回鄉者每人發五元錢、一擔谷。政府另一面又對知青父母施加壓力，逼迫知青回鄉，政府還拿出了最厲害的一招，停發了逗留長沙的知青的口糧。

　　沒有飯吃，逃亡回城的知青再無辦法，只好被迫返回江永、零陵等地。部分堅持不走的，只能躲藏在長沙的河碼頭、建筑工地，打零工，買黑市糧票度日……

　　1967年年底，逃亡的長沙知青幾乎全部回到了零陵地區，湖南知青的第一次大抗爭宣告失敗。

　　1967年11月17日，這是王伯明被槍殺整整三個月的忌日，回到江永的長沙知青們找到了王伯明的尸骨，并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八個知青兄弟抬著靈柩，滿懷悲憤的兩千多長沙知青跟在后頭，將王伯明埋葬在一個奇特的地方：江永縣政府的花壇內（現仍在）。

　　2012年4月，本文作者和長沙知青熊有根、周楚旺來到埋葬王伯明的江永縣政府內，鞠躬致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