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束頭，報紙上登原子彈爆炸了！”1964年10月16日傍晚，青島醫(yī)學院廁所門口，工友老張揮著《人民日報》沖里面喊。蹲在墻邊刷尿漬的束星北猛地抬頭，報紙頭版蘑菇云照片刺得他眼眶發(fā)酸。這個曾在愛因斯坦辦公室推導公式的物理學家，此刻攥著竹掃帚的手背暴起青筋，突然蹲在地上嚎啕：“我本應(yīng)在那兒啊！”

愛因斯坦絕不會想到，十五年前跟在自己身邊演算相對論的中國青年，如今會淪落到用草紙記錄廁所清潔次數(shù)。1907年揚州束家宅院里誕生的那個神童，二十歲就敢在柏林大學講臺上糾正普朗克的運算錯誤。當他在麻省理工發(fā)表《超復數(shù)系統(tǒng)》時，諾獎得主康普頓拍著桌子斷言：“這個東方人五年內(nèi)必震驚世界。”

命運卻在1931年急轉(zhuǎn)直下。九一八事變炸響時，束星北正在西湖邊籌備婚禮。本該寄往《物理評論》的論文草稿被他揉成團扔進火盆，轉(zhuǎn)身就闖進南京中央軍校教務(wù)處：“我要教出能造重炮的學生！”可惜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讓這位暴脾氣教授摔了教鞭——他寧可在浙大破教室里對著三百學生講麥克斯韋方程，也不愿在軍事地圖前畫撤退路線。

浙大湄潭分校的煤油燈下，有個戴圓框眼鏡的化學系學生總縮在角落蹭課。束星北有天突然把粉筆頭砸在他桌上：“李政道！你該來物理系！”二十年后，這個被強行改行的青年站上斯德哥爾摩領(lǐng)獎臺時，諾貝爾委員會特別提到“束氏方程對粒子物理的奠基作用”。而他的恩師此刻正在青島醫(yī)學院廁所里，用掃帚丈量著人生的拋物線。

1952年山東大學物理系發(fā)生的那場斗毆，至今仍是學界秘聞。當教材科辦事員把《熱力學》分給王竹溪時，束星北像頭暴怒的獅子沖進辦公室：“他懂個屁的熵變！”拳頭砸在木質(zhì)辦公桌上的悶響，驚飛了窗外整群麻雀。這個曾造出中國首部雷達的科學家，終究沒學會新時代的生存法則。當反右運動的風暴刮過膠州灣，他那些在重慶軍令部設(shè)計無線電定位儀的往事，全成了洗刷不凈的“歷史污點”。

青島海洋學院的檔案室里，1972年的考勤表還粘著廁所消毒粉的痕跡。周總理特批的調(diào)令送到時，束星北正趴在馬桶沿上計算潮汐周期。突然闖進來的工宣隊員奪走他手里的草紙：“別刷了！北京讓你回去搞科研！”六十五歲的老頭兒愣了三秒，抓起刷子繼續(xù)擦尿堿：“等我把這個周期函數(shù)驗算完。”

重新穿上白大褂的束星北在黑板前站成了雕塑。每天凌晨四點，海洋學院實驗樓里準時亮起那盞臺燈。他給兒女立下三條鐵律：“留洋可以，學成必須回國；搞科研不準入黨；遇到學術(shù)爭論直接掀桌子！”有人勸他寫回憶錄，老頭兒把煙頭摁在稿紙上：“有那閑工夫不如多教幾個李政道！”

1983年深秋，束星北臨終前突然掙扎著要紙筆。護士遞來的病歷紙上，歪斜的公式像蚯蚓爬過雪地。當兒女湊近辨認時，發(fā)現(xiàn)竟是五十年前中斷的《超復數(shù)系統(tǒng)》續(xù)篇。火化爐前，王淦昌盯著骨灰盒苦笑：“這老倔驢，到死都沒學會寫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