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20日11點10分，周總理笑著提醒：‘首都機場的風有點大。’李宗仁把禮帽壓低，輕聲答：‘總理，我得先向一個人賠不是——那筆賬拖了快三十年。’”對話落地，舷梯上傳來腳步聲，銀灰色機身在陽光下閃著冷光，停機坪上所有目光都向同一個身影聚攏。

李宗仁走下最后一級臺階，先與周總理擁抱，又依次與各界代表握手。氣氛熱烈，卻摻著幾分微妙的尷尬。他晃眼望見人群后方一位花白頭發的老人，那人只是靜靜地站著，目光平靜。李宗仁心里“咯噔”一下——何基灃，遲到的賬本終于攤在面前。

周總理替兩人留下幾步空隙，沒有任何鋪墊。“何將軍……”李宗仁抱拳，聲音低得只有旁邊警衛能聽見，“宗仁欠你一聲對不起。”何基灃微微點頭：“生死事大，面子事小。李長官，先把禮節走完吧。”簡單兩句話，把眾人難以開口的往事壓進了私語里，迎接儀式得以順暢繼續。

酒過三巡才是追債的正戲，可故事得追溯到二十八年前。1937年7月的盧溝橋，何基灃還是二十九軍一一〇旅旅長，拽著馬刀跟日軍死磕。北平、張家口、保定一路抵抗，報紙把他捧成民族英雄。那時的李宗仁在第五戰區忙于布防，對這位同僚只有“能打”二字評價。

然而戰場風云變臉極快。11月，大名府彈盡糧絕，何基灃拔槍自戕未遂，被抬下火線。蔣介石給了他一級青天白日勛章，卻給不出反攻北平的彈藥。養傷期間，他偷偷跑去延安，與毛主席、周恩來夜談國事。對比之下，他越發覺得輿論里的“共產黨能打”不是空穴來風。

1938年春，他被勸回國民黨系統，身份從“延安座上客”變成“秘密黨員”。他自認能兩線周旋：明里對蔣效忠，暗里替八路撐腰。可惜機關算盡，也躲不過一張供詞。一次給新四軍轉交武器的交通員被捕，線頭拉到他的一七九師。李宗仁坐鎮第五戰區，一邊派憲兵查營，一邊暗暗盤算：“通共的舊部，要不要順手清了？”

馮治安通風報信，何基灃迅速轉移暴露的同志，還沒喘口氣，就被李宗仁送去重慶“請示委員長”。去還是逃？他猶豫過。把兵帶去新四軍，蔣介石會借題大造反共摩擦；若孤身闖關，未必能走出渝中半島。最后他決定硬著頭皮“接受調查”。這一去，一年多軟禁，滿城風雨。

重慶的空氣里彌漫炸彈味，張自忠殉國的消息讓輿論炸鍋，抗日名將被關冷板凳說不過去。蔣介石索性順水推舟，不僅放人，還給了七十七軍軍長的位子，外加一把“中正劍”。李宗仁聽說后苦笑：“冤家變紅人，真夠戲劇。”嘴上說笑，心里卻生出一絲忌憚。

之后兩人接觸寥寥。李宗仁偶爾去師部“視察”，想緩和關系。茶剛端起便被一句“李長官，國民黨里還有沒有好人？”堵了回來。氣氛降到冰點，誰也不肯先松口。1948年淮海戰役，何基灃率部起義，李宗仁在南京接著一摞敗報。再后來，他以“代總統”身份飄洋過海，長住美國。

十六年海外漂泊，政治光環早磨得黯淡。李宗仁想回國，卻擔心舊賬翻新。周總理親自電邀，他才下定決心。飛機落地前，他已預設了種種尷尬場面，卻沒料到何基灃只是淡淡一句“面子事小”。那一瞬間，他忽然明白：當年在戰區司令部，他的顧慮與盤算都小于一顆子彈的重量。

宴會散場時，李宗仁舉杯走到何基灃身旁，聲音帶著一絲沙啞：“欠你的，不只是一聲抱歉。若還有能補償的地方，盡管開口。”何基灃搖頭：“別提補償。時間浪費不起，我們把力氣留給明天的事。”燈光打在兩人握手的手背，紋理清晰，歲月刻痕盡顯。

不得不說，他們的握手并沒有奇跡色彩。政治立場已分明，舊日恩怨也無法抹去。但在那個年代，肯為國家留下一份專注，已屬難能。把個人賬簿翻到最后，余下的不過是一句“都還在”。

次日的人民日報刊出簡短消息：李宗仁先生抵京。版面克制，沒有渲染“舊敵新友”的戲劇性。實際上，真正精彩的篇章早被寫在硝煙與審訊之間。歷史不會替任何人銷賬，只會在合適的時候亮出尾款單。至于還不還，怎么還，全看當事人愿不愿意把自尊放下三分。

這就是1965年那場“遲到的致歉”的全部背景。它不像戰役那樣驚心動魄，卻展示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勝負手——誰能在功成名退后，仍承認曾對別人虧欠。這筆賬，李宗仁終歸是還了，方式樸素，卻足夠結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