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7月8日，俄國首任駐華公使巴玉色克（亦稱巴留捷克）正式入駐北京，這一事件表面是就是一個外交慣例的確立，事實上則對晚清政治、外交及列強在華格局產生了連鎖式沖擊！因為這是一個被迫的外交行為，打破了清朝傳統的外交體制，被迫接受公使駐京這個行為。從此顛覆了我國天朝上國的觀念，或者說那種過來送點小玩意兒假裝臣服，讓中國自我感覺良好的時代過去了。

在這之前的中國政府，包括清政府，一般來說把外國都當成為藩屬，總之就是下一等的，也拒絕常駐使節行為。現在這個感覺被打清醒了，也確實不好使了。

1858年《天津條約》首次要求公使駐京，但清廷拖延執行。1860年《北京條約》換文后，英法俄等國以武力為后盾強行落實，俄國憑借“最惠國待遇”于1861年入京，標志著清朝“閉關體制”的瓦解。為應對列強壓力，清政府于1861年3月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總理衙門），首次建立近代外交機構。俄國公使入駐恰在總理衙門運作初期，加速了清廷對外事務的制度化，但也暴露其被動性。這個就是外交結構上的被動調整行為。

（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之前，由于清政府從未接受過公使駐京的要求，更沒有條約作規定，所以英、美等國駐華使節也都不能稱為公使。1861年，清政府設立總理衙門，英、法、美等國或根據《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的規定，或根據最惠國待遇，得以進京設館，這時才有駐華公使。）

列強駐京時間線上有一個競爭過程，他們都是緊鑼密鼓，撲上來撕咬吃肉喝血。比如下面是法，英，俄、美的順序，括號里面是他們的公使。

法國（布爾布?。?861年3月25日

英國（普魯斯）：1861年3月26日

俄國（巴玉色克）：1861年7月8日

美國（蒲安臣）：1862年7月20日

那么，俄國雖晚于英法，但早于美國入駐，反映了列強對華滲透的激烈競爭。和他們的各個不平等條約一樣，各國公使通過直接施壓清廷高層，攫取更多特權！

筆者介紹過，俄國借“調停者”角色擴大利益，這件事兒他還老干。

俄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以“調停”為名，迫使清廷簽訂《中俄北京條約》，割占烏蘇里江以東40萬平方公里土地。公使常駐后，俄國外交官利用近距離接觸清廷的優勢，進一步滲透新疆、蒙古，為后續擴張鋪路……

這個現象也加速中國外交體制的近代化轉型，
一個是外交禮儀的被迫變革，公使需覲見皇帝并遞交國書，但清廷長期要求“跪拜禮”，引發沖突……

甚至那時候還曾經有人傳說，有些人的膝蓋是打不了彎兒的，總之就是沒辦法。直至1873年同治帝親政，才以鞠躬禮替代，凸顯傳統禮制在列強壓力下的妥協。因為要這些虛的也沒用了，國門都讓打人破了……

第二項是地方外交權的削弱，此前外交事務多由兩廣總督處理（如“五口通商大臣”）。

公使駐京后，列強直接與總理衙門交涉，中央集權外交形成，地方官員涉外權限萎縮。

對俄國在華戰略的長期影響，那當然是極大的利好，可以說吃到了100多年的紅利。比如，情報收集和勢力滲透，公使館成為俄國搜集政治、軍事情報的樞紐。例如，巴玉色克及其繼任者通過賄賂清廷官員，獲取邊境布防信息，為19世紀70年代侵占伊犁創造條件！

還有可惡的宗教與文化干預，俄國以東正教北京傳教團為據點，擴大在華影響力。公使直接管理傳教團，以“保護信徒”為由干涉中國內政，引發多起教案。這個我們也討論過。

不平等條約體系固化了。公使駐京使列強可隨時脅迫清廷修約、增開商埠（如1861年漢口、九江開埠）。還有“以夷制夷”策略失效了，清廷曾嘗試利用俄英矛盾（如1862年借俄軍鎮壓太平天國），但反被俄國利用，暴露外交弱勢。這就造成了近代的中外關系格局的定型。

剛才說過他們的入駐時間。

法國公使布爾布隆，1861年3月25日算是最早入駐，他們的作用是強化對清廷控制。

英國公使普魯斯，1861年3月26日緊隨法國來的，作用是擴大貿易特權。

那么俄國公使是巴玉色克， 1861年7月8日入駐，主要危害是借“調?！睌U張領土，滲透邊疆。

還有美國公使蒲安臣，1862年7月20日入駐，推行“合作政策”，看似較溫和，其實是蔫壞。什么便宜都會占的。

俄國公使入駐北京是中國被動卷入近代國際秩序的轉折點。

俄國公使入駐北京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列強殖民網絡的協同進逼。

它撕開了清廷最后的防線，迫使中國接受“主權平等”假象下的不平等外交規則。

所以這次俄國公使進駐北京，有極大的危害， 既催化了清政府的體制變革（如總理衙門、同文館設立），也埋下了甲午戰爭前邊疆危機（西北和東北）的伏筆，可以說是近代中國從“天下”到“國家”轉型的血色路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