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君堯火線提案，欲將“皇后大道”去名除號，連維多利亞女王雕像也不放過，要換成林則徐！香港回歸28年后，這場“文化清算”全面升級，誰該留？誰該走？全城炸鍋！
6月26日，香港立法會例行審議一項文化政策議案時，何君堯突然拋出一項看似“象征性”的建議，引發了輿論地震。
他建議將“皇后大道”更名為“Wong Hau’s Road”，將維多利亞公園中文名改為“多維利公園”。
并提出應移除維多利亞女王雕像，代之以林則徐銅像，或至少加設林則徐像形成“歷史對照”，呈現歷史對話。
這不是一次簡單的命名討論，而是香港社會深層認同與歷史記憶的一次震蕩。若不了解香港這條“皇后大道”的歷史，或許很難理解這場爭議的深意。
1840年鴉片戰爭后，香港被迫割讓給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在任時期正是英國殖民擴張的巔峰，“皇后大道”作為殖民統治的首批城市建設成果之一，被視為“殖民香港”的象征。
百余年來，這條街道被無數人走過，被寫進歌曲、拍進電影，成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但正是這種“自然化”的存在，讓它在后殖民語境下顯得格外刺眼。
何君堯的提議不是突發奇想。早在2022年他就提出過類似主張，并在2024年推動相關法案通過，刪去香港法律條文中“女皇陛下”“總督”等殖民詞匯。
在他看來，香港進入全面“去殖民化”階段，不應再讓公共空間充斥舊殖民符號。
“皇后大道”若繼續保留，仿佛是讓維多利亞女王的幽影繼續俯瞰香港，提醒著市民誰曾是這片土地的“主人”。
相比“去殖民化”的口號是否合理，何君堯所選擇的“替代者”林則徐，更加引人關注。
1839年，正是林則徐在虎門銷煙，引發了第一次鴉片戰爭。換言之，沒有林則徐的堅決執法，或許也不會有香港的割讓。
他象征著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民族覺醒與抗爭精神。將林則徐立于維多利亞女王原址或與其并置，不僅是空間的更替，更是歷史敘事的重構。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一部分香港市民認為，皇后大道和維園的名字早已超越殖民政治，成為市民生活和文化記憶的一部分。
尤其“皇后大道”被廣泛寫入流行文化，比如羅大佑的名曲《皇后大道東》，至今仍被視為時代印記。
貿然更名，會否割裂這段歷史情感？更重要的是，香港作為國際化城市，是否真能承受這場“文化改寫”的動蕩？
批評者指出，“多維利公園”的名稱因生硬音譯引發爭議，有市民調侃其缺乏文化美感；而更名背后涉及的行政成本更是驚人。
街道指示牌、地圖更新、商業注冊、導航系統，每一個環節都需要協調更新，牽一發而動全身。在財政緊張的當下，這種“象征性操作”是否值得，成為質疑焦點。
但支持者并不退讓。他們認為，殖民符號的長期存在，不僅是對歷史的默認，更是對年輕一代身份認同的潛移默化。
許多香港青年從小在“維多利亞港”“皇后大道”“伊利近街”這樣的地名下長大，潛意識中形成了對英國文化的親近感，卻對這座城市曾遭受的屈辱歷史所知甚少。
若不借助公共空間的重塑重新激活歷史記憶，那些血與火的過往，最終只會被包裝成“英倫情調”的觀光資源。
更名與雕像替換，在表面上看來是“改幾個字、換一座銅像”的小事，但其實考驗的是整個社會的歷史共識和文化方向。
林則徐與維多利亞女王，不僅代表了兩個時代、兩個文明、兩種價值觀，更象征著香港人如何看待自己與祖國的關系。
這種“歷史對照”的設置，本身就是一場審視與選擇。在更深層次上，這場爭議還折射出香港回歸28年來，社會認同的復雜演變。
從最初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到如今“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從法律文本的修訂，到教育內容的調整，再到公共空間的文化重構，香港正經歷一場多維度的身份重塑。
而何君堯的提議，只是這場重塑中最具象、也最觸動人心的一環。必須承認，香港的“去殖民化”工程不會一帆風順。
戀殖心態在部分群體中仍有殘留，尤其在經歷了2019年“黑暴”之后，社會創傷尚未完全愈合。
正因如此，任何涉及歷史認知的變動，都會引發情緒反彈。但正如歷史無法被刪除，記憶也不能任由篡改，香港倘若要真正走向未來，必要的“歷史清算”是遲早要面對的。
何君堯的提議，或許會因為操作難度與社會分歧而暫時擱置。但它已經成功點燃了一場關于香港文化主權的全民討論。
在這個回歸28周年的重要節點上，這次的“更名之爭”，比以往任何一次爭議都更接近香港的核心問題：我們是誰？我們要去哪里？我們的歷史，究竟由誰來書寫？
這不是一次簡單的議會討論，更不是一場口頭上的“正名”運動。它是對香港文化命運的再定義，是對歷史話語權的重新爭奪。
在維多利亞女王和林則徐之間，香港終究要做出選擇。而這個選擇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地名與雕像的范疇。
參考資料：何君堯：建議給皇后大道、維多利亞公園改名——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