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全國多地被高溫熱浪包裹，有“人間天堂”美稱的杭州，也持續處于40℃左右高溫的“炙烤模式”。

最近幾天，杭州火車站連續發生兩起自殺事件。
一，杭州東站臥軌事件。
7月5日16時34分許，G7545次列車駛入杭州東站即將停靠25號站臺時，一名旅客突然跳入股道。列車立即采取緊急制動措施，但因距離較近剎車不及，與該旅客發生碰撞。車站工作人員第一時間聯系120急救中心，將該旅客送醫救治。

二，杭州南站墜樓事件。
7月7日15時30分許，旅客汪某（男，42歲，持當日G2331次杭州南至余姚北車票）在杭州南站候車室二樓商業區，自行爬上二樓護欄扶手并跳下。工作人員第一時間聯系120急救，將汪某送至醫院進行搶救。

這兩人自殺，引發公眾對高溫天氣下心理健康的廣泛關注——極端高溫是否會成為壓垮情緒的“最后一根稻草”？
兩起自殺事件發生的時間點，恰好是一天中氣溫很高的時段。
氣象數據顯示，杭州7月上旬的高溫日數已打破近十年同期紀錄，連續五天最高氣溫都在40℃左右，體感溫度更是逼近50℃。這種罕見的持續高溫，不僅容易導致人體中暑，更在悄悄侵蝕著人們的情緒堤壩，導致夏季情感障礙綜合征，即情緒中暑。

為啥高溫天氣會導致情緒中暑呢？
在人體這個精密的“儀器”中，大腦下丘腦扮演著“雙重指揮官”的角色——它既要監控體溫變化，通過出汗、血管擴張等方式維持37℃左右的恒溫；又要調節情緒波動，平衡興奮與抑制的神經信號。在適宜的溫度下，這兩項工作能有條不紊地推進，但當遭遇持續高溫時，下丘腦就會陷入“超負荷運轉”的困境。
醫學研究表明，當環境溫度超過35℃，人體散熱效率會急劇下降。此時下丘腦需不斷向汗腺、皮膚血管發出指令，促使身體通過大量出汗降低體溫。這種高頻次的“指令輸出”會消耗大量神經資源，就像一臺同時運行多個大型程序的電腦，難免出現“卡頓”。為了優先保障體溫調節，下丘腦會主動抑制部分非必要功能：比如減少饑餓信號的傳遞，這就是為什么高溫天人們常覺得“沒胃口”的原因；再比如降低情緒調節的敏感度，讓大腦進入“簡化模式”。

當高溫持續超過人體耐受極限，下丘腦的“簡化模式”就可能演變成“紊亂模式”。負責情緒控制的前額葉皮層活躍度下降，而掌管沖動行為的杏仁核卻異常興奮，導致人變得易怒、焦慮、暴躁、缺乏耐心。臨床數據顯示，情緒中暑的發病率會隨氣溫升高而上升：當溫度超過38℃時，焦慮癥就診人數會增加23%，沖動行為發生率則上升18%。那些本身就存在心理壓力的人，在高溫催化下，更容易走向情緒崩潰的邊緣。
看不見的“熱應激”：高溫如何放大心理壓力。
高溫對心理的影響，遠不止“情緒煩躁”這么簡單。它更像一種持續的“熱應激”，通過生理、環境、社會三重維度放大人們的心理壓力。
從生理層面看，高溫會導致人體脫水、電解質紊亂，影響神經遞質的合成與釋放。血清素、多巴胺等“快樂激素”的分泌減少，人會陷入莫名的低落；而皮質醇（壓力激素）水平升高，則會加劇緊張感。這種化學失衡，讓本就處于心理亞健康狀態的人更難控制情緒。

環境層面的連鎖反應同樣不可忽視。持續高溫導致的停電、交通延誤、工作效率下降等問題，會間接增加生活壓力。有調查顯示，高溫天氣下，通勤時間每增加10分鐘，人的焦慮指數就會上升5%；而戶外工作者因長時間暴露在熱浪中，出現情緒問題的概率是常人的2.3倍。
更隱蔽的是社會層面的“溫度歧視”。老年人、低收入群體、戶外勞動者等群體，在高溫中面臨的風險更高——他們可能缺乏充足的降溫設備，或因工作性質不得不承受酷熱。這種“溫差”帶來的不公感，會進一步加劇心理失衡。
杭州兩起自殺事件中的當事人，我們雖無法知曉其具體困境，但可以推測，高溫或許成為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應對“情緒中暑”：給心靈降降溫的實用指南。
面對高溫引發的情緒危機，我們既需要個人層面的自我調節，也離不開社會層面的支持體系。
對普通人而言，預防“情緒中暑”可以從三個方面入手：
首先是物理降溫，盡量避免在午后高溫時段外出，室內保持通風，通過溫水擦浴等方式維持體感舒適。
其次是營養調節，多喝溫開水、綠豆湯等補充電解質，適當攝入富含維生素B、鎂元素的食物，幫助穩定神經。
第三是情緒管理，每天留出15-30分鐘“靜心時間”，通過冥想、深呼吸等方式緩解壓力。一旦出現持續煩躁、失眠等癥狀，應及時就醫。

從社會層面看，公共場所應加強對高溫天氣下人群的關注。像火車站、商場等人員密集場所，可設置“清涼休息區”，配備降溫設備和心理疏導志愿者；用人單位需落實高溫作業保護措施，避免因過度勞累引發情緒問題；社區則可針對老年人、獨居者等群體開展定期探訪，及時發現并干預潛在的心理危機。
杭州兩起事件像一面鏡子，照見了高溫天氣下容易被忽視的心理盲區。
當熱浪席卷而來時，我們不僅要給身體防暑降溫，更要為心靈撐起一把“遮陽傘”。因為身心都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