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法規更柔軟更人性，而不讓我們常常面對法規和人性的兩難選擇

看到破窗事件的視頻，我第一反應是，如果我在K1373列車上，會不會像小伙子那樣去敲窗戶？

小伙子面臨的是兩難選擇。

一個是規章制度：雖然沒有明確規定，溫度濕度達到多少度？有多少人身體不適才能破窗？但根據生活在我們這片土地上的人之經驗，沒有管理部門的點頭，就是不合規。

另一個是人性：根據自己的感受、良心等綜合判斷，做出行為決定。

小伙子在跟相關人員交涉無果后，在這兩難選擇之間，他選擇了第二個，根據自己的良心，破窗。

他當然知道，要為此付出的代價。

如果這個行為不用付出代價，那么現場的可能任何人都會選擇破窗，正是有了這個代價，他的這個行為才需要勇氣，也才有分量。

列車相關人員也面臨兩難選擇。

一個是選擇破窗，但在第一線的人，就算判斷應該破窗，按照常理，他也要上報，他上面的人怕擔責還要上報，尤其是這種沒有明確規定，需要靠經驗判斷的場景，對于行政或企業系統，通常都會層層甩鍋。

另一個在某層級的人，根據自己的職務和良心，做出決定，砸還是不砸窗。

如果選擇砸窗，那么他和那位小伙子面臨的困境是一樣的。

在規范和人性之間，選擇后者。

我們從列車官方回應也可以看出他們的兩難：

“事發后，我段在車上的添乘干部立即召集列車所有工作人員啟動緊急處置，加強全車巡查。21時許，列車工作人員將各車廂乘務間、廁所、洗臉間、車廂內80余個能夠開窗通氣的氣窗全部打開，進行通風降溫，將班組自帶的40余瓶礦泉水發給旅客。21時20分，車內溫度為31度左右，3號車廂一名50多歲女性旅客反映頭暈，列車工作人員將其安排在4號乘務間休息。

與此同時，中國鐵路上海局集團公司金華車務段緊急協調送來900余罐八寶粥、1300余瓶礦泉水，安排工作人員上車接力式傳送給旅客，聯系10輛120救護車在東孝站做好了應急準備。客車到達金華站后，又補充500余瓶礦泉水。

期間，列車工作人員對車內悶熱和旅客耐受情況跟蹤研判，認為客車滯留線路兩側無站臺、車門離地面高度超1.5米、事發時為夜晚、車外無照明、開啟車門可能存在旅客下車摔傷人身安全風險，車內雖悶熱但沒有達到馬上開啟車門和破窗應急預案的緊急程度。

22時04分許，3號車廂一名男性旅客擅自取下消防安全錘試圖砸車窗，列車工作人員上前勸阻未果，導致一塊車窗玻璃被砸破。為防止旅客跳窗發生意外，一名列車工作人員立即上前張開雙臂、攔在窗前，乘警及其他列車工作人員共同做好現場隔離防護。23時11分許，列車空調恢復運行。列車停靠金華站后，鐵路公安對砸窗男子進行批評教育，車輛工作人員對破損車窗進行了修復。”

這個回應沒有說出關鍵點，在什么情況下可以破窗？31度是怎么量出來的？很多人說當時有38度，都拿不出證據。回應缺乏事實和法規支撐，更像是自我辯解，你看我們多人性化，送水送吃的，讓頭暈乘客休息。但由于沒有擊中問題要害：為何不砸窗解決根本問題，一個窗戶值多少錢？這么多人的健康值多少錢？之前羅帥宇事件的回應之所以能平息輿論，就在于把數據，事實，擺得清清楚楚，連辯解和指責都隱藏在鐵的證據面前。

更讓輿論嘩然的是，對為眾人抱薪的小伙子批評教育，客觀的說，這個處理站在列車方而言已經最溫柔了，估計聲明把這個拿出來說也是一種辯解，你看我們沒有把他怎么樣喲，夠意思了，總不能再送面錦旗表彰吧。你砸得好，幫我們做了不敢做的事。

但在洶涌的輿情面前，這個聲明不僅隔靴搔癢，而且欲蓋彌彰。

更引爆輿論的是接下來的三篇文章

有好事者上網去搜了文章作者：

第一篇作者朱哲，青藏鐵路集團公司宣傳部門職工，2022年度鐵路正能量網絡作品評選獲獎者。

第二篇作者楊軒宇，中鐵沈陽局集團公司宣傳部門職工，2023年度鐵路正能量網絡作品評選獲獎者。

第三篇作者張凱，中鐵太原局集團公司宣傳部門職工，2024年度鐵路正能量網絡作品評選獲獎者。

全是內部人，而且全是正能量。

在規定和人性之間，選擇規定。

這讓輿論更加一邊倒。

古希臘有個戲劇《安提戈涅》，女主角的哥哥死在戰場上，由于她哥哥是敵方的戰士，而城邦有規定，不許埋葬敵人尸體，否則死刑。安提戈涅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城邦的法規，一個是自己的良心，她愛她哥哥，良心告訴她應該埋葬親人。在這兩難之間，她選擇了良心，從而赴死。

但安提戈涅成就了她的價值。

我們每個人活著的最高目的不就是為了成就價值嗎？

不然活著就是為了活著，日復一日。

所以這三篇正能量文章，反而把法規和人性的矛盾尖銳化，不就是一個窗戶嗎？它和人性孰輕孰重？這個張力遠不如安提戈涅面臨的選擇，卻還要嘰歪。

而更近的歷史，像魔咒一樣，更深的回蕩在我們記憶里面。

老人們常回憶60年代初 三年饑荒時，一家人一家人餓死，當時有很多餓死人的地方就在倉庫邊上，看著滿倉庫的糧食，卻活活餓死。這樣的悲劇和諷刺，一來說明當時規定像天條一樣威嚴，像鎮墓獸一樣肅穆，觸碰天條者就像為人類盜取火種的普羅米修斯一樣，收到身心俱焚之苦。二來說明原子化的社會，已經沒有人敢于做出順應良心的選擇了。

說沒有，其實也有，只是鳳毛麟角。

61年，有一位叫李銅鐘的地方官，他所在的李家寨斷糧七天，全村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在國法與生命的尖銳沖突面前，李銅鐘，這個殘疾的支隊書記，決定開倉放糧，救了很多人的命。

當然，他的開倉放糧觸犯了天條，也被送進了監獄，而揭發他的，正是被他放糧救了的人。

這次破窗小伙子身邊的乘客，雖然像你我一樣，在這個兩難選擇中，恐懼猶豫，但沒有反戈一擊者，倒不是因為人性變了，而是恐懼程度小了很多。現在確實比60多年前，寬松了很多。第一，只要不傷天害理，法規不再是天條，小伙兒知道就算處罰也就罰款，不至于坐牢。第二，人的良心比那時自由，至少沒在禁錮中扭曲。

如果換成李銅鐘那個年代，小伙子還敢砸窗嗎？

到此為止吧，每個人的人性都經不起試探。

所以，李銅鐘、安提戈涅和普羅米修斯才那么可貴。

所以，我只需要問：如果我在那里，會不會像小伙子那樣去敲窗戶？

所以，讓基層執法者有更多依據職務良知做決定的權柄。

所以，應該讓法規更柔軟更人性，而不讓我們常常面對法規和人性的兩難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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