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夏朝的記載，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的文獻中。周人自稱是夏朝的忠實盟友，在夏朝滅亡后，他們與夏人一起逃亡至西北的狄戎地區，尋求庇護。

商湯推翻夏朝的功績無疑是歷史中的一項偉大成就，后人祭祀商湯時，理應表達對他的尊敬與紀念，可能通過追憶祖先的功業，或以展示自己的強大軍力來震懾小人。在甲骨文中，我們理應能找到對“夏朝”的提及。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甲骨文中并未直接記載“夏朝”，而周人卻明確知道夏朝的存在，并在史書中提到它。這是否意味著周人編造了一個不存在的夏朝，還是有更深的原因呢？

其實，甲骨文沒有直接提到“夏朝”，并不意味著商朝人完全沒有記載夏朝或未曾聽說過它。在甲骨文中，實際上存在一些記錄，這些記錄高度懷疑與夏朝相關，并且能夠與歷史文獻中的記載相印證。

要解答這一謎題，首先需要澄清一個概念：“夏”到底是夏朝的自稱，還是他國的稱呼？

雖然甲骨文中確實有“夏”字的出現，但它通常是作為姓氏出現，而并非用來指代“夏朝”這個政權。因此，現有的考古發現并未顯示甲骨文中有直接提到“夏朝”的記載。

但這并不意味著夏朝根本不存在。商朝人如何稱呼夏政權呢？商人自稱“商”，而周人則有時稱其為“商”，有時則稱其為“殷”。這一現象引發了一個問題，夏人如何自稱？而周人與商人又是如何稱呼夏政權的呢？兩者是否一致？

從文獻記載來看，周人有幾種方式來稱呼夏朝。除了直接稱為“夏”，還提到過“西邑夏”，以及一個隱含的、有爭議的稱呼——“土方”或“下土方”。雖然甲骨文中沒有明確提到“夏朝”，但我們卻可以找到與周人對“夏政權”的類似記載，以下是其中的兩個例子：

1. 史書記載的“西邑夏”，與甲骨文中提到的“西邑”

在甲骨文中，提到過一個名為“西邑”的地方，商王們多次擔心西邑的鬼怪會作祟，影響國家的安寧，因此不斷進行祭祀活動。那么，為什么商王如此懼怕西邑的鬼怪呢？從 常理來看，西邑應該是一個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強大政權，可能商朝的祖先曾在與其的交往中犯下過大錯，才導致這種“鬼祟”之說。如果西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政權，商朝完全可以不予理會。

從歷史文獻來看，夏朝的都城就被稱為“西邑”。《尚書》有記載提到，“惟尹（伊尹，商朝的宰相）躬先見于西邑夏”，而清華簡《尹浩》則記錄“惟尹既及湯（商湯）咸有一德。尹念天之敗西邑夏”。結合商王對“西邑”的恐懼，似乎可以推測，滅掉夏朝的這段歷史可能讓他們心有余悸，才會在祭祀中反復提及西邑。

從地理上來看，商族起初位于石家莊一帶，隨后逐漸向南擴展，逼近了河洛地區，而這個區域恰好位于夏族的東部。西邑的地理位置也與夏朝都城的特征非常吻合。

遺憾的是，甲骨文雖然提到“西邑”，卻沒有明確加上“夏”字，所以我們無法確定“西邑”是否就是夏朝的都城。

2. 史書記載的“禹敷下土方”，與甲骨文中的“土方”

《詩經》中有詩句提到“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尚書》也提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其中的“下土方”一詞值得深思，它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是“下到‘土方’這個國家”；另一種是指“下土方”作為一個地方名。

我們或許更傾向于第二種解釋。《尚書》中提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天帝位于上天，而人類的居所位于“下地”，因此“下土方”可能是一種威嚴的說法，表明天帝在上，大禹則為下土的主宰。

在甲骨文中，“土方”被描述為商王武丁時期的敵國之一，記錄中提到“登人三千呼伐土方”和“共人五千伐土方”，武丁最終征服了土方，并在卜辭中記載“王省土方”。若“帝釐下土方”意指“下到‘土方’”，那么它顯然與甲骨文中的“土方”相符，可能表明“土方”就是夏朝的殘余。然而，如果“下土方”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名出現，甲骨文中的“土方”又該如何解釋呢？

從地理位置來看，“土方”可能位于今天山西北部的朔州一帶，或是河套地區。如果二里頭遺址確實是夏朝的都城，那么商湯推翻夏朝時，夏人的殘余很可能沿黃河向北逃跑。而“下土方”一名可能體現了夏朝自認為自己是“下土”之主的心態，但商朝人未必認可這一點，尤其是在商湯滅夏之后，他們可能將其稱為“土方”，以示輕視。

周人自認為自己是夏朝的繼承者，而“夏”字本身具有“大”的含義，也與“下”字發音相近。或許在口口相傳的過程中，周人誤將“下土”稱作了“夏”，此時的“夏”可能僅僅是指一個強大的國家。

綜上所述，雖然甲骨文中沒有明確出現“夏朝”這一名稱，但這并不代表夏朝就不存在。商朝的記錄可能稱呼夏朝為“西邑”或“土方”，而周朝則可能依據自己的理解，稱之為“夏”。對于這一問題的真相，仍需通過更多的考古發現和文獻研究來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