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劍客”，行俠仗義者也。而文人“劍客”，則有著不畏名流權貴、仗義執言、偏激張狂的獨特風采。20世紀30年代，法國作家大仲馬《俠隱記》（又譯《三劍客》《三個火槍手》）的中譯本與電影剛剛傳入中國，備受追捧，于是，坊間流傳的清華校史，就出現了若干版本的“清華三劍客”“清華四劍客”。最早的“清華三劍客”，指的是周培源、金岳霖、陳岱孫三位，其后也有陳岱孫、葉企孫、金岳霖之說。而“清華園四劍客”則指的是吳組緗、林庚、季羨林、李長之四位文壇大俠。此四位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同時就讀于清華園，雖不同系，卻都是蜚聲一時的文壇才俊。50年代院系調整，四人中除李長之外，其他三位先生都成了北京大學教授。

據說，“清華四劍客”之說最早出自季羨林先生1994年1月11日所寫的《悼組緗》一文：“距今六十四年以前，在三十年代的第一年，我就認識了組緗，當時我們在清華大學讀書，歲數相差三歲，級別相差兩級，又不是一個系。然而，不知怎么一來，我們竟認識了，而且成了好友。當時同我們在一起的還有林庚和李長之，可以說是清華園‘四劍客’。大概我們都是所謂的‘文學青年’，都愛好舞文弄墨，共同的愛好把我們聚攏在一起來了。”經后人考證，“清華四劍客”之說只是季先生“事后追憶所打的比方”1。季先生后來自己也澄清道：“當時并沒有什么清華‘四劍客’之類的名稱，可我們毫無意識地結成了一個團伙，則確是事實。我們會面，高談闊論，說話則是盡量夸大，盡量偏激，‘揮斥方遒’，糞土許多當時的文學家。”

無論“四劍客”之說的由來究竟如何，所謂高談闊論、夸大偏激、指點江山、蔑視名流，卻實實在在地道出了四位先生的文人“劍客”之風。“清華四劍客”中，林庚、吳組緗先生都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除了其學術成就之外，林庚先生又以詩名，吳組緗先生則以小說名。我在北大中文系讀本科與研究生的六年半中，正好趕上老先生們辭別本科講臺的末班車，有幸上過林庚先生的“楚辭研究”、吳組緗先生的“中國古代小說史論要”與“紅樓夢研究”。用陳建功兄的話來說，這樣的課堪稱“絕唱”。在講臺上，林先生飄逸絕塵，吳先生穩健犀利，兩位先生在學術領域、個性人格方面雖有諸多不同，但其“劍客”之風卻一脈相通。我已另文寫了詩化的學者教授林庚先生，這里僅憑著與吳組緗先生的點滴接觸寫寫我所認識、了解的這位文人中的“俠客”。

二

第一次與吳組緗先生的近距離接觸是在1978年初，我剛剛踏入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的大門，系里組織的77級同學與吳組緗先生的見面座談會上。那時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77級一共招了40多號人，其中20來人上學前就發表過詩歌、散文或小說，有的同學甚至已經是當時文壇上頗有名氣的青年作家。想必當初抱著當作家、詩人的美好理想而跨入北大中文系門坎的，不僅僅是我一個。為了給同學們提供一個學習交流的園地，我們班率先創辦了一份文學刊物《早晨》，我給刊物胡亂寫的兩首小詩中的一首居然被北大校報選中并轉載了。今天看來，這實在算不了什么，但對初出茅廬的我來說卻頗具鼓舞，一下子就把我的創作熱情激發了出來。此后一個星期，我居然在上課之余一口氣搞出了一篇萬把字的小說。正在全力以赴的修改中，恰恰聽到吳組緗先生要在32號樓中文系會議室與同學們見面的消息。你說我能不興奮嗎？

作為小說家的吳先生，在30年代就已名聲大振。其成名小說，也是代表作《一千八百擔》《天下太平》《樊家鋪》等后來結集為《西柳集》《飯余集》，都是他在清華大學求學期間創作的。清華時期是吳組緗先生小說創作的高峰期。在這樣的背景下，可想而知我對這個見面會有著怎樣一種莫名而又極度的興奮與期待，十分渴望能夠得到這位大作家、大教授在小說創作上的耳提面命，甚至還準備了幾個問題向吳先生求教。

吳組緗先生極為健談。記得見面會上一開聊，他便單刀直入談到大多數同學最關心的寫作上。吳先生說，中文系學生畢業后不能寫，就像糖不甜一樣。這話讓我的心一下子就繃緊了，頓時感到壓力山大。心想，您老人家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不會期待所有中文系學生最終都能寫出什么名堂來吧？沒想到，吳先生接著話鋒一轉，說北大中文系可不是培養作家、詩人的地方。要想當作家、小說家，那可是入錯門了。聞聽此語，我大為愕然。那時理解的所謂“寫”，不就是寫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嗎？靜著心慢慢聽下去，直到那天見面會結束，我才把吳先生的意思真正琢磨出來。

吳先生說北大中文系不培養作家、詩人，是說當作家、詩人需要的是生活，是對生活的感悟，需要的是創作的靈感與寫作的功力，而這些卻不是大學中文系的培養方向。大學培養的是具有獨立思考、分析、研究能力的人，是做學問的，而非作家、詩人。吳先生的這席話，對我不啻于醍醐灌頂。就是這次見面會，把我上大學前就所懷有的作家夢、詩人夢，徹底送到了爪哇國。現在想來，吳先生的這番話當是有感而發的經驗之談，出自于他自己在清華求學多年的切身體驗。最近讀到吳組緗先生悼念他的老師朱自清先生的一篇文章，文中他坦白地承認自己上朱先生的“詩選”課時，很是對不起先生，因為“老是不免有點鬼混”。可見那時，吳先生的心思主要放在了文學創作上，對上課并不那么上心。

后來，類似“中文系不培養作家、詩人”的話，我也從其他中文系老師口中聽到過。于是，我悄悄地把自己正在修改的小說壓在了箱底，再沒動過。不知是否受了吳先生的影響，我們班現而今以作家名世的，也只有陳建功、黃蓓佳、梁左幾位。而學術文化領域中的名學者、名教授、大記者、大編輯，卻出了不少，如黃子平、夏曉虹、葉君遠、張鳴、朱則杰、楊柳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恐怕吳組緗先生自己也沒有想到，那次見面會上他的一席話竟改變了不少同學的人生軌跡。

三

再一次見到吳組緗先生，是在1979年他所開設的“中國古代小說史論要”專題課上。那時中文系已經有77、78、79三個年級幾個專業二三百位學生，還有眾多的青年教師、進修教師、研究生等等。第一天上課，當我和幾位同學趕到時，教室里早已擠得水泄不通，不要說座位，就連教室門都進不去。說來好笑，前來授課的吳組緗先生自己也被人群堵在了一邊，無法擠到講臺邊去。系里只好臨時改變上課地點。我已經記不清最初學校安排的是哪個教室了，反正先換的教室還是不合適，接連換了兩個，年過七旬的吳先生也跟著人群從一個地方跑到另一個地方。可一旦站到講臺上，身材清瘦高大的吳先生立馬顯示出一副精神矍鑠、意氣自若的神態。

據袁良駿老師說，吳組緗先生“講課的最大特點是‘念講稿’，講稿蠅頭小楷，密密麻麻，吳先生抑揚頓挫，細細念來，一切功夫、一切學問，盡在‘念’中”2。可吳組緗先生給我們開“中國古代小說史論要”課時，每次在講臺上攤開的，都是同一張小32開大小的紙，上面寫著的不過是幾行字，概括了一個學期下來每堂課的大綱而已。先生的講課提綱是我課間休息時親眼所見，其情形與當年袁老師所說的大不相同。想必吳先生教我們時，整部古代小說史早已爛熟于心，多少年的學問都沉積于腦海中，講課也到了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地步，所以再也不必看著講稿念了。當然，更大的可能性還是，五六十年代上課，講究的是政治掛帥，有很多的清規戒律，稍不留神就會被人抓住了“小辮子”，甚至因言獲罪，就算是有“劍客”精神的吳先生，也不得不顧忌這種種禁錮，因而無法從心所欲地侃侃而談，這才有了“盡在‘念’中”的表象。不過，這純屬是我個人的揣測。

改革開放以后的大學氛圍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學術領域的相對自由給了專家教授充足的自我發揮余地。于是就憑著這張紙上的這么幾行字，吳先生講起課來，海闊天空，古往今來，上下縱橫，但凡中國古代小說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文學現象，一環扣著一環，當詳則詳，當略則略。吳先生講課是漫談式的，乍聽起來，似乎沒有什么主線貫穿，就是即興而發，想到哪兒說到哪兒，無所不談，汪洋恣肆，完全不受時空的局限，可是一堂課聽下來才會發現，所有的話題都緊緊圍繞著小說發展的線索而來。吳先生講課的最大特點就是既放得開又收得回來，加上他講課頗有小說家的味道，妙語連珠，因而深受同學們的歡迎。

作為紅學研究領域的權威，講古代小說史，必然少不了講《紅樓夢》。當講到這部文學巨著時，吳先生先概括性地介紹了紅學史上有關《紅樓夢》主題的各種說法。他特別談到了毛澤東對《紅樓夢》的看法。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自從毛澤東提出《紅樓夢》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以后，學術界就再沒有人敢于否定這一定論。但吳先生在介紹了毛主席的看法之后，幽默地說：“毛主席是一位政治家、軍事家，但不是《紅樓夢》專家。我認為毛主席對《紅樓夢》主題的看法不對。《紅樓夢》不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它就是一部愛情小說，說的是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三個年輕人的愛情故事。”這樣的話，在今天看來是太平常不過了，不足為奇。然而，在“文革”余毒尚未徹底肅清的當年，公開發表這樣的看法是足以讓人感到石破天驚的。我記得吳先生講這番話時，課堂上很靜，靜得鴉雀無聲。這是我在北大中文系第一次聽到任課教師公開而且明確地對毛澤東的觀點持否定態度。而且那時距《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發表不過一年多的時間，在中文系課堂上，公開對毛澤東的看法提出質疑的，就我所知，吳先生是第一人。

四

吳組緗先生的課既然是“中國古代小說史論要”，自然有“史”又有“論”，其中最出彩的部分還是“論”。特別對古代小說史上人們早已耳熟能詳的長篇巨制，吳先生常常有許多出人意想的真知灼見。例如《西游記》，以前覺得那不過是一部很好玩兒的故事書。可吳先生卻說，在幾部著名的古典小說中，《西游記》對現實的批判與諷刺是最為尖銳的。唐僧師徒四人西天取經，一路上經歷重重艱難險阻，遇到無數的妖魔鬼怪，其中只有極少數沒有天庭中高官顯貴或者神仙菩薩為靠山，不靠著從天庭那里拿到的“寶貝”興風作浪。吳先生要我們特別思考，為什么那些沒有靠山的妖怪，最終都會被孫悟空打敗，例如白骨精；為什么但凡有靠山的妖魔鬼怪總會在就要被打死或被制服的關鍵時刻，被來自天庭的神仙菩薩收了去，最終逃脫了懲罰。吳先生說，《西游記》實際上是把批判的鋒芒直接指向最高統治者的，是一部對現實批判最尖銳的小說。

由于“中國古代小說史論要”涉及古代小說史上數量繁多的作品，受“史”的制約，就是對《紅樓夢》這樣的恢宏巨制，吳先生也不可能展開來講。直到讀研究生時，系里請吳先生專門為中文系的十幾位研究生開設“《紅樓夢》研究”專題課，我才有機會再次聆聽吳先生對《紅樓夢》的精彩分析評論。

吳先生講《紅樓夢》，先從四大家族入手，指出薛家是有錢的皇商，在京城有商鋪、有產業、有居所，可進京后有自家房子不住，卻偏偏要擠進賈家，還要忍受在梨香院搬進搬出，這只能說明薛家雖然名列四大家族，“珍珠如土金如鐵”，但是在當時的社會卻還是不入流的商人。薛家之所以要拼命擠進賈家，目的一是要攀緊賈家這個皇親國戚，二來是要把選秀未成的薛寶釵送進賈府當媳婦。薛家知道賈寶玉生下來時口中便含著塊寶玉，為了能順利地當上寶二奶奶，薛家編造出了所謂“金玉良緣”。在薛寶釵進賈府之前，薛家先打造了個金鎖戴在薛寶釵的脖子上，上面刻有“不離不棄，芳齡永繼”兩句話，還說是個癩頭和尚送的。吳先生說，如果金鎖真的是癩頭和尚送的，那一定像賈寶玉的寶玉一樣，是個寶貝。可在第35回中，薛蟠為討薛寶釵高興，說：“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炸一炸去了。”分明透露出這個金鎖是為了湊“金玉良緣”而請人做的或者買來的，而且用的還不是上好的金子。要不然，為什么還要去淬火？而薛寶釵還故意讓賈寶玉知道自己有這么一個金鎖，與母親薛姨媽的所謂“金玉良緣”一唱一和。這樣的細節，經吳先生一分析，更覺得曹雪芹筆下幾乎每一個情節都有深意寓焉。吳先生還舉了第27回寶玉的丫鬟小紅和墜兒在聊小紅與賈蕓私下傳遞手帕事，不巧被薛寶釵聽到一事為例，說明薛寶釵是如何工于心計。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吳先生當時并沒有看著原著，就把這段話原封不動地說了出來：“（小紅）素昔眼空心大，是個頭等刁鉆古怪東西。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一時人急造反，狗急跳墻，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趕著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子。”所以，薛寶釵故意放重腳步，笑著叫道：“顰兒，我看你往那里藏！”

上吳先生“《紅樓夢》研究”專題課時，由于我已跟隨褚斌杰先生專攻先秦兩漢文學史，就沒有再在《紅樓夢》上下功夫。幾年后，應著名紅學家馮其庸先生之邀，我和徐匋一起承擔了《紅樓夢大辭典》中詩詞韻文條目的撰寫。這一次，我們得以將《紅樓夢》的幾個版本放在一起研讀，每當讀到吳先生當年講課時提到的諸多細節，耳邊仿佛又聽到了他那帶有南方口音、抑揚頓挫的聲音，上課時的往事也一件件地浮現在眼前。

五

作為“清華四劍客”之一的吳組緗先生，與其他幾位先生一樣，后來同為文壇大家，并且與林庚、季羨林一起同為北大教授，但吳先生的個人生活經歷卻與其他三位“劍客”頗為不同，有著相當濃厚的傳奇色彩。

吳先生當年到清華求學時已經結婚。其時帶家眷的清華學生并不多見。開始吳先生還有家里的接濟，但后來家境漸衰，在清華最后一年的生活費用主要依靠學校頒發的每月30元的獎學金。而獲得獎學金的條件是每門課的成績要在80分以上。這一年，吳先生選了國學大師劉文典先生的六朝文學課。劉先生對六朝文學十分推崇，而劍走偏鋒的吳先生卻在作業中抨擊六朝文學是娼妓文學，惹得劉先生十分惱火。劉文典先生一向恃才傲物、狷介獨行，是學術界有名的文化狂人。他研究《莊子》，號稱天下只有兩個半人懂《莊子》，一個是莊子本人，另一個則是他自己，而古往今來無數莊子學者加在一起不過是那半個人。劉文典先生擔任安徽大學校長時，曾以“大學不是衙門”為由，拒絕蔣介石到校“訓話”，拒絕學生“迎送如儀”，并當面頂撞蔣介石，因而受到“拘禁”的處罰。3作為國學大師，劉文典醉心中國古典文化，對新文學卻極為蔑視，甚至公開譏諷沈從文先生的文學創作，而在大學期間就以新小說創作出名的吳先生偏偏對六朝文學如此不恭，結果這門課吳先生只得了七十九分。其實劉文典也很欣賞吳組緗的才氣，曾托人帶話，只要他認錯就可過關。可是有著“劍客”精神的吳先生卻選擇了寧可失去這全家賴以生活的獎學金，也不改變自己的觀點。于是，失去了獎學金的吳先生不得不中途輟學，帶著妻女離開了清華園。

對自己學術觀點的堅持，不肯為斗米折腰充分體現了吳先生的“劍客”之氣，但另一方面吳先生又是一個感恩的人。跟隨吳先生上課時，他曾動情地跟我們提到過兩個人。一位是馮玉祥將軍。吳先生離開清華園后，受聘擔任馮將軍的國文老師兼秘書。當時馮玉祥已經50多歲，名震天下，而吳組緗先生只有二十來歲。可是馮將軍每次做了作業，都會畢恭畢敬地用雙手將作業呈上，請吳先生指教。每次吳先生給馮將軍上課，馮將軍也總是親自倒茶，并用雙手捧茶請老師品茗，充分展現了他的禮賢下士。在馮玉祥先生出國考察前舉辦的記者招待會上，馮玉祥還特別向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介紹自己的老師兼秘書。

其實，早在抗戰期間，吳先生陪馮玉祥入四川后，與老舍一起參與文藝家抗敵協會活動時，就與左翼文藝界建立了廣泛的聯系，并與中共代表周恩來有著密切的交往，彼此常以“恩來兄”“組緗兄”相稱。4“文革”中，由于吳先生一向喜歡說真話，性格耿直，曾被關進牛棚。一次吳先生出外就醫等公共汽車時，忽然一輛紅旗牌轎車停在了身邊，從車上下來的人竟然是周恩來總理。吳先生說，這一次路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他當時的處境。當他回到北大準備繼續接受批斗改造時，被告知周總理辦公室打來了電話，說吳組緗是個好同志。從此，吳先生被從牛棚中解放了出來。在北大上課，特別是上大課時，由于我高度近視，總是坐在教室的最前排。兩次課上，當吳先生講到這段經歷時，我都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睛濕潤了。吳先生一生從不屈從于任何人，也不喜歡攀附達官貴人。據袁良駿老師回憶，建國之初，周總理曾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舉行盛大茶話會，招待文藝界廣大朋友。吳先生也應邀出席。但在周總理到來之前，他卻提前告辭了。周總理蒞會后，到處找“組緗兄”。得知他因事提前退席后，周總理也深表遺憾。這雖然只是一件小事，卻也很能體現吳先生那種不欲“攀高接貴”的名士派頭。5然而，當他身處逆境時，周總理不但能認出在路邊等車的吳先生，并盡可能地保護他，使吳先生從此改變了處境，他對周恩來的感激之情就可想而知了。

在上“中國古代小說史論要”課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夏志清教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在中文系同學中廣為流傳。這是一部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拓荒之作。在這部著作中，夏志清先生特地為吳組緗先生專列一章，對吳先生的小說，特別是他的《一千八百擔》給與了極高的評價。在這一章中，夏先生說，吳組緗先生是一位才華卓越的作家，如果不是共產黨，吳先生會寫出更多更好的小說，在創作領域會做出更大的貢獻。記得有同學在課堂上當面請吳先生就此發表評論。吳先生表示：我也看了這本《中國現代小說史》，夏志清教授說的不對；如果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吳組緗的今天。這是1979年，也就是恢復高考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結束的第三年，吳先生在“文革”后第一次登上講臺為本科生講課時所說的。的確，后來的吳先生沒有繼續從事小說創作，讓中國的文學寶庫少了很多他的杰作，就這個意義上來說，夏志清先生說的不錯。然而，作為北京大學教授的吳組緗先生不但出版有古典小說論文集《說稗集》、文藝評論集《苑外集》《宋元文學史稿》（與沈天佑合著）《中國小說研究論集》等，而且把自己的才華更多地貢獻給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與傳統文化發展事業。就這個意義而言，夏志清教授說的不對。這里，我特別要提一下吳組緗與林庚兩位“劍客”對另一位國學大師吳小如先生的提攜。被稱為“乾嘉學術的最后守望者”6的吳小如先生曾是北大中文系屈指可數的幾位可以從先秦兩漢一直教到現代文學的著名學者，可就是這樣一位學問淵博、多才多藝的大家在中文系卻擔任了二十多年的講師。“文革”后恢復職稱評定，是在吳組緗與林庚兩位資深教授的鼎力推薦之下，北大才破格將吳小如先生直接從講師提升為教授的。從這件事上，也可見出北大中文系有吳組緗、林庚這樣的“劍客”之大幸。

吳組緗先生于1994年1月11日因病去世，但他的“劍客”精神與著作卻永存于世。我生也有幸，在北大求學的六年半中，竟有機會能夠兩個學期聆聽吳先生的專題課，直接受到吳組緗先生的教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