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原沈陽市市長武迪生在以色列遇難。我國聞訊，馬上派人趕赴以色列處理。有關人員在整理武迪生的遺物時，發現他“出差”帶來的私人物品全都放在了一個行李箱。里面的東西打開后，令人驚嘆不已。

武迪生于1935年出生在河南西華縣。1956年，年僅21歲的武迪生從東北工學院畢業了，他被分配到沈陽鋼廠當了一名普通的技術員。他工作認真，兢兢業業，深受領導的認可。

努力終會被看到。從小小的技術員，他一步一個腳印，一直干到了廠長。1978年，武迪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6年后，武迪生進入市政府工作，擔任副市長、黨組副書記。至此，武迪生開始了在市政府的工作。1986年，武迪生正式成為了市長。說起來，主政沈陽幾年來，為了讓老百姓的腰包鼓起來，武迪生不遺余力地拉外商來中國投資。

出發以色列之前，武迪生曾率領300多人組成的“招商團”，到香港拉投資。回去后，武迪生給沈陽帶來了401個大單。

1993年，武迪生應以色列官方邀請，率領5人代表團訪問以色列。武迪生前往的目的，就是想辦法拉投資。期間，武迪生和以色列的一家公司商談，邀請他們到沈陽投資。雙方談了許久，但還有幾個棘手問題沒有談成。

于是，這家公司的總經理就想了個辦法，邀請武迪生乘坐公司的直升機前往馬薩達山去看日出。因為這一決定是比較突然的，武迪生擔心機會稍縱即逝，于是只帶了他的助手張力女士前往。

11月24日早晨，武迪生和張力乘坐的直升機，飛抵馬薩達山之前不幸墜毀。飛機上一共5人，全部遇難。由于看日出的項目，并沒有在代表團日程的范圍，加上武迪生和助手去看日出，一沒有和當地的拉馬特甘市政府報備，也沒有告知大使館。這樣一來，對于看日出的性質，就不好判斷了。

但經過大使館成立的“空難善后處理小組”成員們的討論，一致認為，雖然上述情況是有欠缺，但從大局來看，是武迪生市長為了快速談成和以色列這家公司的合作，才同意的看日出項目。武迪生就是想在去看日出的來往途中，同該公司進行更為深入地討論。

最終，小組將武迪生市長遇難，定性為“因公殉職”。

事故發生后，依照以色列的法律，中央、地方政府均對沈陽代表團不負任何責任。要賠償的話，只能通過法律手段，向失事直升機的保險公司索要。為了拿到賠償，大使館為武迪生、張力的家屬們，推薦了一位以色列籍的律師。

因為事故調查的結果，是直升機的葉片出了故障。這名律師建議，讓武迪生、張力的家屬先去美國起訴生產直升機部件的“比爾”和“愛利森”公司。如果起訴成功，獲賠的錢會更多。要是不成功，再向以色列法院起訴。

不幸的是，這名以色列律師，中途病逝了。因為事故遇難者有個市長，以色列的大量律師都想參與進來。按照相關的賠償方案，死者的賠償金和他生前的經濟收入是緊密相連的。但是，當這些律師查詢了武迪生市長的經濟情況后，便紛紛地打起了退堂鼓。

武迪生的遺物行李箱里，包括一件舊襯衣，幾件舊襯褲，以及一雙舊皮鞋，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武迪生是一個非常簡樸的人，他的襯衣、襪子破了，都是補了再穿。

有一會，會議休息期間，武迪生市長的一個熟人和他開玩笑地說：“都當市長了，怎么還穿補丁襪子？”按著常人的推測，一個市長，肯定要坐豪華車，穿西服打領帶。這個年代，怎么還能看到市長打補丁呢？對此，武迪生只是平靜地說：“如果補丁只屬于普通的老百姓，那這社會就太悲哀了。”

至于武迪生市長的住房，那更是樸素至極。他一家四口，住在普通的居民樓，地板鋪的是廉價的地板革，客廳擺的是舊沙發，舊茶幾。從上面的花色圖案推測，應該是70年代的產物。

武迪生的岳父一家的住房條件也不好。1953年建起來的舊房，一直住著沒挪地方。曾經兩位老人也找武迪生幫忙，希望他能搞一套好房子。但是被武迪生直接拒絕了。武迪生說：“我手里的權力，只能把您老兩口接來和我們一起住。”

武迪生的妻子退休后，自己獨自撫養兩個小孩，一個讀大學，一個上中學，生活并不富裕。基于這種情況，早日為遇難者家屬拿到賠償，是最為重要的事情。在新律師的提議下，雙方的家屬分別在以色列，美國都拿到了一筆不錯的經濟賠償。

至此，這場空難事件得到了妥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