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古城的四大突出特性

--寫在紹興建城2515年暨古城保護日到來之際

馮建榮

紹興，是舉世聞名的越國古都、東方水城、旅游勝地，是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歷史文化名城。

這里有源遠流長的文明，是中華文明的縮影；這里有博大精深的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縮影；這里有琳瑯滿目的文獻，是中華文獻的縮影。而所有的這一切，皆得益于這里有一座由古及今的城市。

可以說，紹興古城，是紹興人文的集大成者，是中華人文的典型代表。這座寰宇罕覯的城市，具有四個方面的突出特性。

一、紹興古城具有城址的穩定性

第一，這種穩定性，基于滄海桑田的自然變遷。

地質時期的第四紀晚更新世，我國東部地區的自然界發生了頻繁而劇烈的變遷，那就是星輪蟲、假輪蟲和卷轉蟲這三次大海侵與大海退。其中最后一次卷轉蟲海侵始自15000年前，約從距今5000年起開始海退。

到距今約4000年前，海岸線已經推進到了今天的柯橋—越城—上虞一帶。這與大禹治水成功，在會稽山大會諸侯的時間，正好相吻合。

再到距今約2500年前的晚全新世，今錢塘江以南的海岸線，已穩定在西興—瓜瀝—三江口一帶。

這種天翻地覆、滄海桑田的自然變遷，造就了遼闊的會稽山北部平原，即今天的紹興平原，從而為紹興城市提供了充分的選址余地和寬廣的建設舞臺。

第二，這種穩定性，由于越王句踐的英明選址。

公元前497年，雄心大志的句踐即越王位，成為於越領袖。

公元前490年，句踐采納范蠡的建議，“徙治山北”，“處平易之都，據四達之地”，以會稽山北部平原上的種山、怪山、蕺山等九座孤丘與由南而北的南池江、坡塘江等五條河道為地理坐標，構筑句踐小城與山陰大城，開啟了復興越國的偉業。

這一科學、精準的選址，為這座城市在原址歷經2500多年的風雨而巋然不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這種穩定性，源于地理環境的巧妙利用。

從地質看，紹興城市所在地地層發育比較完善，結構比較穩定，這就為這座城市的長遠發展提供了最為堅實的基石。

從地貌看，紹興城市南山北水。南山，使得南部地區生物資源豐富，生物多樣性明顯，水能蘊藏量較大；北水，使得北部地區地勢平坦，平原遼闊，土地肥沃，水網密布。這種地貌，為城市所必須配套的農、林、牧、副、漁各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從地形看，城市西北的龍門山等丘陵山地成了天然屏障，使得在梅汛期間，不會因降水過強而引發大的災害。東南方向的四明山、居于中間的會稽山等，在臺汛期間，對臺風以及由此而致的降雨，有一定的阻擋、摩擦與削弱的作用。

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城市的選址與發展，必須具備三個基本的條件，那就是廣闊的空間腹地、穩定的地質基礎和有利的地理環境。

早在2500多年前，以句踐為代表的於越先民，已經認識到了這三個條件并付諸實踐，這是對人類城市文明的卓絕貢獻，不得不讓人對他們表達由衷的敬仰之情。

二、紹興古城具有發展的連續性

紹興的城邑建設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禹時期。大禹“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為邑，畫作印，橫木為門”，以致“天下喁喁，若兒思母、子歸父而留越”。

這就是說，大禹在越地通過安撫民眾，營造房屋，集聚人口，隨山砍伐樹木修筑城邑，在木料上畫記號作為出入的印信，設置攔路的橫木當作城門，從而出現了天下的人都景仰羨慕，像子女想念母親、歸順父親那樣留在越地的動人景象。

由此我們可以說，紹興城邑建設有著4000多年的淵源，大禹堪稱紹興筑城建邑的始祖。我們還可以說，4000多年前的越地，已是四方人士紛至沓來、流連忘返的好地方。

或許是得益于大禹筑治邑室的歷史經驗，紹興古城從誕生之日起，便在原址巋然屹立，不斷發展，展現出了生生不息、旺盛強大的生命力。

縱觀紹興城市的歷史，有三座偉大的里程碑。

第一座里程碑，句踐筑城，為紹興這座城市奠定了城址的基礎。

首先，構筑句踐小城，并指派范蠡負責這件大事。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圓三方”，“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作為越國的政治中心和軍事堡壘。

然后，又建山陰大城，作為小城的城郭，“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作為越國的經濟中心與居民區。

句踐小城與山陰大城除了選址十分科學外，還在水門設置、城市防洪、城墻修筑、引水入城、缺西北門等方面，蘊含了科學、和諧的建構思想，從而使這座城市在當時對凝聚人心、成就霸業起到了根據地的作用，對后來的發展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

第二座里程碑，楊素修城，為紹興這座城市奠定了城郭的基礎。

隋文帝開皇年間（581—600），越國公楊素采下方橋羊山之石，在句踐小城的基礎上，修筑子城，作為內城；在山陰大城的基礎上，始修羅城，作為外城。

楊素及其繼任者修城，是自句踐筑城后，紹興第一次有明確記載的城垣修建工程。經過這次改造擴建，基本形成了今天紹興古城的規模。現在紹興市越城區的一環線，大致為原羅城城墻的基底。

第三座里程碑，汪綱治城，為紹興這座城市奠定了城網的基礎。

南宋寧宗嘉定十四年（1221）至理宗紹定元年（1228），汪綱任紹興知府期間，對城市進行了全面的增修與擴建。

城市的規模，從隋時的周二十里，擴大到了周四十五里。城門得到了改造與完善。重新調整街區，將城區劃分為5廂96坊。還大規模整治街衢河道，“浚治其湮塞，整齊其嵚崎，除巷陌之穢污，復河渠之便利，道涂、堤岸以至橋梁，靡不加葺”。

經過這一次修建，紹興城內的廂坊設置、街衢布局、河渠分布，大體都已定局，從此直至清末以至民國，都沒有大的變化。即便到了今天，倉橋直街、書圣故里等歷史街區，都仍留有宋時的痕跡，以至于人們又稱紹興城為“宋城”。

三、紹興古城具有功能的多樣性

古今中外的大多數城市，功能往往相對比較單一，有的側重于經濟，有的側重于政治，有的側重于文化。即便是側重于經濟的城市，其功能往往也相對比較單一，如港口型城市、資源型城市等。而紹興這座城市，恰恰具有其功能的多樣性，這是它獨具魅力的重要原因。

第一，紹興是名副其實的中國古都。

冠以古都之名，一般需要符合兩個條件：一是歷史上曾作為獨立政權的都城；二是城址迄今未變，發展未曾中斷，至今仍有活力。紹興正好完全符合這兩個條件。

紹興作為春秋末期越國的都城，是越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指揮越國復興偉業的“司令部”，還是實現越國復興偉業的根據地，為句踐北上滅吳、馳騁江淮、問鼎黃河、稱霸中原，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不僅如此，紹興在五代十國時期，還是吳越國的東都。吳越國實行兩都制，以越州為東都，亦稱東府；杭州為西都，亦稱西府。錢镠王以越州為東都，是因為在他看來，“浙東地號奧區，古之越國，當舟車輻輳之會，是江湖沖要之津”。

南宋時，紹興的城市命運與大宋國祚始終緊密相連，先是成為事實上的首都，后又成為事實上的陪都。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初五，越州第一次成為南宋臨時首都；建炎四年（1130）四月十六日至紹興二年（1132）正月初十，紹興第二次成為南宋臨時首都。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高宗于建炎五年正月初一，改元紹興；同年十月十一日，又升越州為紹興府，給了這座城市只有首都、陪都和皇帝駐蹕之地才能享受的升格的政治待遇。正因為如此，在臨安作為南宋朝廷的“行所在”之后，紹興仍然是“越陪都，臺府鼎立”。不僅如此，這里仍然是趙氏宗室的居住中心和皇陵的所在地。

第二，紹興是從未中斷的區域中心。

紹興作為區域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已有4000多年的歷史。大禹在此地平天成，會稽諸侯，筑治邑室，長眠于此。

從越國、吳越國，到南宋，這里一直以首都與陪都的性質，發揮著作用。

在更長的時期內，這里一直是地方官衙的所在地。尤為稱奇的是，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在越州設置了浙江東道節度使，管浙東越、睦、衢、婺、臺、明、處、溫八州，并由節度使兼越州刺史。這樣一來，便在越州形成了道、州與山陰、會稽兩縣三個行政層級、四個行政機構同駐一城的局面。這種情況，在中國古代城市史上并不多見，在今浙江境內，僅越州州城而已，足見此城地位之高。

第三，紹興是令人神往的天下巨鎮。

早在漢時，這里便已成為全國十九個都會城之一，“浙江南則越……亦江東一都會也”。

東晉南朝時，這里被稱為“泱泱大邦”“海內劇邑”，出現了“今之會稽，昔之關中”的喜人局面，其繁榮景象可想而知。難怪當晉成帝咸和四年（329），首都建康發生蘇峻之亂時，三吳人士提出了遷都會稽的建議。

隋唐時，越州仍然是我國東南沿海的中心城市和軍事重鎮，稱得上是江南大都會。“越州號為中府，連帥治所，監六郡，督諸軍。視其館轂之沖，廣輪之度，則彌地竟海，重山阻江，銅鹽材竹之貨殖，舟車苞篚之委輸，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矣”。

宋時的紹興，既是轄三府四州的兩浙東路治所，又是紹興府與山陰、會稽兩縣的治所，有“浙東大府”“會府”“都府”“首府”之稱，一派繁華景象。狀元王十朋稱其“棟宇崢嶸，舟車傍午。壯百雉之巍垣，鎮六州而開府”。鄉賢陸游更是稱“今天下巨鎮，惟金陵與會稽耳，荊、揚、梁、益、潭、廣，皆莫敢望也”。

明清時，紹興城市仍有發展。朝鮮弘文館副校理崔溥，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二月以親眼所見，在其《漂海錄》中對紹興與寧波作了比較，認為紹興“阛阓之繁，人物之盛，三倍于寧波府矣”。清嘉慶《大清一統志》中記載，嘉慶二十五年（1820），紹興府人口達到539萬人，為歷史之最；府城道路均以石板鋪設，“故海內有天下紹興路之謠”。

四、紹興古城具有典型的借鑒性

紹興這座城市，以其城址之穩定、規模之宏大、水域之豐富、山水之兼備、歷史之悠久、人文之輝煌、記載之完整，而聞名神州，典范寰宇，啟示來者。

第一，城市建設必須順應自然。順應自然，體現的是山水生態的延續性。

城市居于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環境當中，既然與之為伍，便當與之為友，而不應與之為敵。竭澤而漁，通常自毀前程。和諧相處，方能繁榮昌盛。順自然者昌，逆自然者亡。所有這些，在人類的城市史上，既是成功者的經驗，同樣也是失敗者的教訓。

紹興這座城市，完全稱得上是因水而興的杰作，據水而強的標桿，由水而新的榜樣，是越人建城的巧奪天工之作。

當年句踐選址筑城，是尊重自然基礎上的利用自然，其規劃建設的科學性已經為歷史所證明。而今，這座自春秋以來，一直在原來的地理位置和基礎上屹立不動的城市，不僅在江南絕無他例，從全國來說亦屬罕見。

楊素修城，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規劃思想上，突出了水城的特色。除軍事防御功能外，還充分考慮到了泄洪、供水、水運和方便城內居民生活等因素。這種安全、方便以及與周邊環境融為一體、相得益彰、交相輝映的城市建設思想，閃耀著科學與智慧的光芒，至今仍然值得學習與借鑒。

在城門的設置中，對水門設置的重視，始終是紹興城市建設的一大亮點、一條主線。句踐小城設陸門四、水門一，山陰大城設陸門三、水門三。隋時設陸門五、水門四。宋時設陸門三、水門四、水陸兩用門二。所有這些，既是對水的服從，也是對水的利用，更是與水的共榮。

對城市水系的保護與利用，同樣是紹興城市建設的一大特色亮點。到晚清時，紹興府城內尚有縱橫交叉的河流33條，總長約60公里；石橋229座；大小湖池27處，總面積35公頃。以這些河湖為骨架，街坊臨水，宅第傍水，山、水、路、橋與水埠、房屋、園林、古跡巧妙而自然地融為一體，使這座坐落在河湖密布的水網之上的水鄉城市，進而成了名副其實的水巷城市。

第二，城市建設必須順應時勢。順應時勢，體現的是歷史人文的延續性。

任何城市，都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城市的發展，同樣必須與時代的腳步相隨。這種相隨，是在既往歷史基礎上的創新發展，是對城市文脈的傳承，絕不是大拆大建，推倒重來，另起爐灶。順時勢者昌，逆時勢者亡。歷史上大量城市衰落甚至消失，正是由于它們未能順應時勢、跟不上時代前進的腳步。

句踐筑城，順應的是復興越國的時勢。在經歷了會稽之恥與質吳之辱后，句踐痛定思痛，下定決心要“立霸王之業”。圍繞這一目標，句踐采取的第一個舉措，便是“筑城立郭”。因為在他看來，如果連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沒有，是不可能立霸王之業的。句踐的實踐表明，自古以來，城市建設對于一地一國的生存發展，起著綱舉目張的作用，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楊素修城，順應的是安撫越人的時勢。南北朝時期的分裂戰亂，給老百姓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隋朝在一統天下，尤其是平定江南的過程中，同樣付出了血的代價。楊素在率軍伐陳，盡收東南之地的親身經歷中，深知越地的當務之急，深感黎民的生活之苦，更深悉越人的急迫之盼，這才有了他的擴展城市、修筑城墻之舉。

汪綱治城，順應的是安居樂業的時勢。南宋時的紹興，作為南宋早期事實上的首都與此后事實上的陪都，經濟空前繁榮，文教空前興盛，人口空前增長。這一方面，為城市的空前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另一方面，更對城市如何實現空前發展，提出了空前要求。汪綱的過人之處，正是在于因勢利導，順勢而為，使這座城市又一次擔起了繼往開來的使命。

第三，城市建設必須順應民心。順應民心，體現的是民本思想的延續性。

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在任何情況下，關心市民的喜怒哀樂、生老病死，都是城市發展的一條鐵律。城市如果不為市民服務，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城市為市民，市民愛城市，便可實現城市與市民的兩全其美。順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越是順民心，城市就越興盛。

句踐筑城，正處于越國歷史最低谷的時刻，因而也是最需要給百姓信心、決心之時。通過筑城，不但極大地穩定了人心，而且極大地振奮了人心，更極大地贏得了民心，使越人看到了越國復興的希望。

楊素修城，充分考慮到了城市防洪蓄水、供水排水、水運交通、生產生活等因素，使飽經戰亂之苦的老百姓，終于盼到了苦盡甘來的好日子，進而看到了美好明天的新希望。

汪綱治城，同樣順應了民心。他解決了市民生產生活中最關心的實際問題，譬如針對泥路難行、交通混亂、河道堵塞、違建占道等問題，進行了城市整治，把泥路改成石路，疏浚河道，等等。這些舉措，給市民帶來了好處，自然得到了市民的擁護，從而得到了“井里嘉嘆”“悠久惠利”的好效果。

對于這樣一座堪稱舉世無雙的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利用、傳承工作，歷來為社會各方所關心。特別是這些年來，地方黨委、政府以及有關部門，在這方面進行了積極有益的探索實踐。在此基礎上，紹興市第九次黨代會與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作出了古城申遺的戰略決策。2024年12月28日召開的市委九屆七次全會暨市委經濟工作會議，又作出了加快建設產城人文融合發展的共富示范市的重大部署。這一重大部署，上符上級精神，下合紹興實際，向人們預示了這座千年古城更加光輝燦爛的明天！ （原載2025年7月9日《紹興日報》）

轉載自蘭亭書會公眾號發布的

《馮建榮｜紹興古城的四大突出特征》一文

編輯：程雪婷

審核：戴秀麗

總期：8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