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矚目的聚光燈下，中俄兩國“不是盟友，勝似盟友”的戰略協作關系，似乎堅如磐石，成為抵御西方壓力的“背靠背”屏障。

官方的贊歌仍在回響，兩國元首的頻繁互動不斷將關系推向“歷史最高水平”。

就在這片熱絡的氛圍之下，俄羅斯資深政治專家康斯坦丁·卡拉切夫以一種近乎冷酷的現實主義，撕開了包裹在戰略協作外衣下的溫情面紗。

在他看來，所謂的“世代友好”不過是特定歷史時期的權宜之計，兩國既非盟友也非朋友，只是恰好走在同一條路上的“同路人”。

大國博弈下的歷史回響

回望過去，中蘇之間曾有過一段被譽為“蜜月期”的兄弟般情誼。

上世紀五十年代，在我國“一五計劃”建設的艱難起步階段，來自蘇聯的大量援助、成套的工業設備以及數以千計的專家，為我國奠定初步的工業化基礎注入了至關重要的動力。

那時的標語、歌曲和普通民眾的日常話語中，都充滿了對“蘇聯老大哥”的真摯情感。

隨著兩國在意識形態和國家戰略利益上的分歧日益顯現，曾經的親密無間迅速降溫，最終演變成了長達數十年的疏遠、對峙乃至局部軍事沖突。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轉機出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發表的演說，釋放出尋求關系正常化的明確信號，為冰封的關系帶來了融化的契機。

隨后兩國關系的正常化，為之后俄羅斯繼承雙邊關系遺產并開啟新篇章奠定了基礎。

1996年，中俄兩國高瞻遠矚，共同宣布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

五年之后，即2001年，雙方簽署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以法律形式將兩國“世代友好，永不為敵”的和平思想固定下來，為新世紀兩國關系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石和政治保障。

正是在這樣宏大而復雜的歷史背景之下，各類聲音與觀點交織碰撞，共同構成了我們觀察中俄關系的多元棱鏡。

其中，一些來自俄羅斯內部的冷靜甚至略顯“刺耳”的分析，尤其值得我們關注。

康斯坦丁·卡拉切夫便是發出這種聲音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卡拉切夫并非俄羅斯官方的外交決策者，也不是在政府喉舌媒體上發表言論的評論員。

他是一位資深的政治學者和政治技術專家，其創辦的“政治專家小組”在俄羅斯國內頗具影響力。

他的職業生涯充滿了“實戰”色彩，曾長期擔任地方政府的顧問，甚至親身出任過伏爾加格勒市的市長。

他的分析往往不拘泥于宏大的官方敘事，而是更傾向于從實際利益、力量制衡和國內政治生態等更為具體的層面，去剖析和解讀對外關系。

刺耳忠言還是危言聳聽？利益之上的“同路人”真相

當中俄兩國官方不斷強調雙邊關系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戰略協作“沒有上限”之時，在康斯坦丁·卡拉切夫看來，我國與俄羅斯之間，既非傳統意義上的軍事“盟友”，也非情感驅動的親密“朋友”，而是一個更為精準且冷峻的詞——“同路人”。

同行的目的不是為了對方，而是為了各自的遠方。

一旦抵達某個分岔路口，或者其中一方找到了更便捷的路徑，便會毫不猶豫地分道揚鑣。

這番論述，無疑是對當前中俄關系熱絡氛圍的一劑“清醒劑”，它撕開了包裹在戰略協作外衣下的那層溫情面紗，直指其最內核的驅動力——國家利益。

卡拉切夫為了支撐自己的“同路人”理論，具體列舉了一些他認為能夠體現兩國“步調不完全一致”的實例。其中，烏克蘭問題是他反復提及的關鍵案例。

在他看來，當俄羅斯在烏克蘭采取特別軍事行動，面臨著來自整個西方世界空前的制裁與孤立時，我國的立場顯得“不夠堅決”。

我國并未像俄羅斯所期望的那樣，旗幟鮮明地站在俄方一邊，共同譴責北約東擴是沖突的根源，也未在聯合國等國際場合完全與俄羅斯的投票立場保持一致。

相反，我國始終強調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呼吁通過和平談判解決爭端。

這種看似“中立”和“各打五十大板”的姿態，在卡拉切夫這類俄羅斯戰略分析人士眼中，便是一種“不夠意思”的表現，是“同路人”而非“真戰友”的明證。

同樣，在敘利亞問題上，盡管中俄在反對外部勢力干涉、維護敘利亞政府穩定方面有共同利益，但在具體行動和投入資源上，我國表現得更為謹慎，遠未達到俄羅斯那般深度軍事介入的程度。

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尤其是大國之間的互動，其基石從來都不是虛無縹緲的感情，而是實實在在的國家利益。

將國家命運寄托于他國的“友誼”之上，是極其幼稚和危險的。

我國自身的歷史，特別是與蘇聯關系的跌宕起伏，已經用沉痛的代價反復證明了這一點。

當前中俄之所以能夠“背靠背”緊密合作，形成今天這種“不是盟友，勝似盟友”的特殊關系，其最強大的外部粘合劑，無疑是來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巨大戰略壓力。

美國及其盟友在全球范圍內推行霸權主義，對我國進行全方位的遏制、圍堵和打壓，企圖阻斷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同時，它們也通過一輪又一輪的嚴厲制裁，試圖削弱俄羅斯的國力，擠壓其戰略空間。

在這樣嚴峻的外部環境下，中俄兩國選擇“抱團取暖”，加強戰略協作，共同抵御外部風險，就成了一種必然的、也是最為理性的戰略選擇。

這種合作，是基于對國際形勢清醒認識的“雙贏”之舉。

但合作歸合作，彼此內心深處的戒備與獨立的戰略盤算，也從未消失。

我國在處理對俄關系時，始終奉行著一種高度成熟和務實的外交策略：既要充分利用好當前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借力打力，為我國的和平發展爭取寶貴的戰略機遇期；同時又要牢牢守住國家利益的底線，在合作中保持獨立自主，絕不被捆綁在任何一方的戰車上，避免為他國利益而犧牲我國的核心利益。

官方定調與民間溫度，未來之路向何方？

觀察中俄關系的未來走向，必須將這種高層定調的“官方溫度”與基于共同需求的“民間熱度”結合起來，才能得出一個更為全面和客觀的結論。

事實上，中俄關系的發展軌跡，正是在這種官方引領與務實合作的雙輪驅動下，穩健前行。

近年來，中俄兩國元首的頻繁互動和深入交流，為雙邊關系的發展注入了最強勁的動力。

無論是線下會晤還是視頻通話，兩國領導人所傳遞出的信息始終是明確和一貫的。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多個場合公開表示，俄中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正處于“歷史最高水平”，并強調這種關系是維護全球戰略穩定的重要因素。

一個極具深意的表態是，當被問及俄中建立軍事同盟的可能性時，普京坦言，盡管理論上存在這種可能，但兩國現有的戰略互信和協作水平已經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以至于雙方在原則上“并不需要”這樣一個僵化的同盟形式。

這番話的潛臺詞是，當前的關系模式靈活而富有韌性，已經超越了傳統軍事同盟的范疇，是一種更為高級和穩固的伙伴關系。

同樣，我國領導人也多次強調，中俄關系“沒有最好，只有更好”。2021年，在《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0周年的關鍵節點，兩國元首發表聯合聲明，正式宣布《條約》延期。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相關機構在2025年4月發布的《俄羅斯黃皮書：俄羅斯發展報告（2024）》，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中俄合作最新動態的權威窗口。

這份報告明確指出，2024年以來，中俄雙邊合作中的一個突出亮點，便是“地方合作”的蓬勃興起。

與容易受到國際政治風波影響的國家級戰略項目相比，兩國相鄰地區之間的經貿往來和人文交流，展現出了更強的穩定性和巨大的發展潛力。黃皮書特別強調了我國東北地區與俄羅斯遠東地區合作的深化。

這種地方合作的深度與廣度，通過一系列看得見、摸得著的跨境基礎設施項目，得到了最直觀的體現。

橫跨阿穆爾河（黑龍江）的同江-下列寧斯闊耶鐵路大橋和黑河-布拉戈維申斯克公路大橋的相繼通車，徹底改變了過去只能依靠輪渡或冬季冰上通道進行貿易的落后局面。

如今，滿載著貨物的火車和卡車可以直接往返于兩國之間，極大地提升了物流效率，降低了貿易成本。

俄羅斯遠東地區擁有廣袤肥沃的土地，而我國擁有先進的農業技術、龐大的市場和充足的資本。

雙方在農業領域的互補性極強，從大豆種植到畜牧養殖，再到農產品深加工，合作項目正在不斷落地。

未來的中俄關系，將繼續呈現出一種獨特的復合形態：它以堅定的高層戰略互信為“頂層設計”，確立了關系發展的大方向和政治保障；以應對共同外部挑戰和壓力的現實需求為“戰略粘合劑”，提供了持續合作的外部動力；以能源、貿易、交通、農業等領域的深度利益融合為“壓艙石”，確保了合作的廣度與深度。這是一種成熟、理性且極具韌性的大國關系模式。

參考資料：“中國人目光長遠，俄羅斯人非常尊重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