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來說說古代的流放制度。

先秦時期，流放已經有了雛形，但真正開始制度化流放，還是從秦朝開始的。

我們還要了解一個事情，就是古代皇族流放、官員貶官和平民流放還是有區別的。

古代皇族流放，根據議親、議貴等《周禮》衍生的“八議”減罪，不戴枷，不加刑，流放后還有體面的生活，這是因為要維護皇室的臉面。

官員貶官和平民流放區別也很大。官員貶官了，身份還是官員，一樣不戴枷和不加刑，雖然被降級到偏遠地區擔任閑職，也還有重新啟用的可能，因此還受到了相當的禮遇。比如蘇軾，被貶黃州以后，過幾年還擔任了禮部尚書。官員貶官也由吏部負責，皇帝特旨下達命令，從程序上來看，只是一種降級使用。不過在官員們的心里，這種處分相當于流放了。

至于官員犯重罪被一削到底充軍和平民流放，那就沒有任何尊嚴可言了。杖責、刺面和帶枷等處罰是很正常的，各朝代具體規定不一樣而已。

好了，我們現在就以朝代為線索，說說歷朝歷代流放的相關規定和流放地的選擇。

我們從秦朝說起。秦朝的刑法極其殘酷，又因為征伐戰爭比較多，大工程也多，極端缺勞動力，所以秦朝極其看重“流放”這個法寶。

按照秦律，“贓值十錢，當戍邊”，偷了十文錢的東西就要被流放去戍邊，再加上連坐法，秦朝每年流放去戍邊的都在幾十萬人以上。到后來，因為征伐嶺南還不夠人手，連贅婿、商人都被發配達到邊疆區了。

秦朝的最要流放地為三個地方。巴蜀，去修云貴五尺道；長城沿線，去戍邊；嶺南（含越南北部），去和百越作戰。

到了漢朝，因為漢武帝開拓西北，設了河西四郡，流放地又多了一個選擇，敦煌和酒泉等河西地區。南方的合浦和交趾等地也是漢朝流放犯人的主要區域，相當于“移民實邊”了。

西北苦寒、南方酷熱，都是很苦的地方，自然是流放平民的好地方。對于諸侯和官員，漢朝還是區別對待的。四川和房陵這兩個地方，就是安頓這些貴族的地方。

淮南王劉安曾要被放逐到蜀地，劉安覺得這是一種侮辱，在半路就自殺了。梁王彭越造反失敗后，其家屬全部被遷徙到房陵。當時四川雖設有郡縣，但還有文化歧視，所以，流放四川自然帶有侮辱性質。

我們要重點說一說房陵。這個地方就是今天房縣，《史記》中說這里"縱橫千里、山林四塞、其固高陵、如有房屋"，因此而得名。這個地方有個特點，位于神龍架林區的邊緣，四面山林密閉，像一個天然的囚籠。房陵離京師長安還比較近，把曾經的貴族流放到房陵，即不顯得殘暴，便于監視，因此，房陵作為貴族流放地是非常不錯的選擇，唐朝也延續了這種做法。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各國的地盤都小，沒有什么好的流放之地，總不能把犯人流放到外國去吧？

隋唐開始，流放有了明確距離規定了。

隋朝的《開皇律》規定，流刑分三種：1000里，1500里和2000里。唐朝的疆域更廣，《唐律疏議》就把流放的距離加大，分為這三類：2000里起步，再重一點2500里，最重3000里。

3000里有多遠呢？以長安為中心，計算直線距離，道路彎彎曲曲也直接被忽略。一般來說，流放三千里就是西域和嶺南了。

唐朝還有配套制度，犯人要帶枷行走，每日行程要達到50里（唐一里為531米），流放到指定地點后，必須得服苦役一年以上。

唐朝的官員貶官也套用了這個距離規定，以皇帝的愛恨決定距離。

最慘的是流放嶺南，因為這里是傳說中的“瘴癘之地”。唐朝時的氣溫比現在高，嶺南有點熱帶雨林的感覺了，大象，老虎，鱷魚等四處橫行。

唐高宗時期的宰相褚遂良因反對立武則天為后，被貶到愛州（今越南清化），子孫也隨著他到這里。距離遠遠超過了三千里，可見武則天有多恨他。褚遂良就死在了愛州，子孫因得到李治的遺詔特旨赦免，才被允許回到中原。“神龍革命”后，褚遂良才被平反。

皇帝對其恨意一般的官員就被貶到了今貴州、湖南和重慶交界的黔中道，比如，李白、王昌齡、劉禹錫等，還有湖南南部山區也是唐宋兩朝理想安置犯官場所，比如柳宗元被貶永州。

對于宗室，唐朝還是沿用漢朝的傳統，貶到房州這個地方比較放心。比如，武則天居然把他的三個兒子，李賢、李顯和李旦，先后都流放到了房州。

宋朝的時候，因為疆域大幅度縮水，以開封為中心流放三千里就不太合適了，只有嶺南可以匹配了。

宋朝是這樣劃分等級的。十惡不赦之人，流放沙門島，即今天渤海的長山列島中的一個島。如果壞人實在太多關不下的話，就對超員的犯人實行溺殺。犯人流放沙門島，基本沒有再回來的。

排在沙門島之后的就是嶺南諸州，比如春州（廣東陽春）， “春州瘴毒，至者必死” 。同一等級的還有”遠惡軍州“，如瓊州和萬安軍（海南島南端）；西南邊州，如融州（廣西融水）和宜州（廣西河池）。

相比之下，“刺配滄州”都屬于比較輕的流放處罰了。

元朝的流放最有意思，不是以北京為中心算距離，而是以犯人的老家為起點算流放距離。

一般的做法是這樣的，蒙古人犯罪，就送到最南邊去，云南和海南接收的蒙古犯人最多。漢人犯罪，就送到最北邊去，一般為嶺北行省，今蒙古高原一帶，還有送到西伯利亞的。南宋末帝趙?，則被流放吐蕃薩迦寺（西藏日喀則）。反正，元朝的意思就是離老家越遠越好，免得起事端。

明朝的時候，流放充軍的等級也比較多。

最差的流放地為“極邊煙瘴”地，如云南金齒衛（保山），廣西馴象衛（南寧）。第二等級為“極邊”，如遼東都司，防御女真前線。第三等為沿海，如海南衛、福建鎮海衛。最好的就是東部沿海的浙江定海衛、江蘇金山衛等。

清朝的流放地，呈現了東北與新疆雙中心的特點。

這時候，廣東等地已經發展起來了，氣溫也降下來了，發配到這里不是受苦了，于是就往北面發配。

東北最著名的流放地就是寧古塔（今天黑龍江省牡丹江境內），東北極寒之地，被稱為清早期的苦役中心。

西北最著名的流放地則是伊犁（惠遠城）和烏魯木齊 。清朝中葉起，新疆代替了寧古塔成為流放的主要目的地。

盛京（沈陽）則是宗室圈禁地，胤禵就被雍正囚禁在這里。

縱觀一下自秦到清朝的流放史，我們可以得出以下規律。

以距離來衡量罪行輕重，流放越遠的罪行越重。

流放地大多為新征服地區，以起到開發邊疆作用。

流放地的環境一般都是最惡劣的，以起到震懾作用。

對于貴族等階層的流放，既要便于監視，還要起到羞辱作用，比如，漢唐時期的房陵、明代鳳陽和清朝的盛京。這些地點流放貴族，有點讓其“無臉見列祖列宗”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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