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校園里，輔導員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他們既給學生開班會講思政課，又要處理宿舍矛盾、評獎評優等行政事務；既在辦公室整理材料，又會出現在課堂上答疑解惑。這個群體究竟屬于行政崗位還是教師崗位？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背后藏著大學管理體系中角色定位的深層邏輯。

一、編制屬性：一半行政，一半教師的“模糊地帶”

從編制劃分來看，大學輔導員的身份始終處于“交叉地帶”。目前國內高校對輔導員的編制管理主要有三種模式：

? 純行政編制：這類輔導員完全納入學校行政體系，人事關系在教務處、學生處等行政部門，考核標準與行政人員一致，側重事務完成度、學生管理成效等。他們的日常工作以處理請假銷假、獎學金評定、宿舍安全檢查等行政事務為主，上課機會較少，晉升路徑也多向行政職級（如科員、科長）靠攏。

? 教師編制：部分高校將輔導員納入教師序列，要求其具備教師資格證，承擔思政類課程教學任務，考核指標中教學時長、科研成果占比不低于專職教師。這類輔導員在職稱評定上與專業課教師一致，可評講師、副教授，日常工作中除了學生管理，還需備課、發表論文，身份更貼近“思政教師”。

? “雙肩挑”編制：這是最普遍的模式——輔導員既在行政部門掛編，參與學生事務管理，又被要求承擔一定教學任務，人事關系掛靠在學院或馬克思主義學院。例如某省屬高校規定，輔導員每年需完成不少于64課時的思政課教學，同時要負責年級管理、黨建工作，考核時行政事務與教學科研各占一定比例。

這種編制上的“雙重性”，源于輔導員工作的復合職能。教育部明確要求，輔導員是“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既要“教育人、引導人”，又要“關心人、幫助人”，這種定位天然融合了教學與行政的雙重屬性。

二、工作內容：在“育人”與“管理”之間反復切換

判斷崗位性質，工作內容是最直接的依據，而輔導員的日常堪稱“行政事務”與“教學引導”的混合體。

行政事務是輔導員工作的“基本盤”。從新生入學的檔案審核、宿舍分配，到日常的考勤統計、違紀處理；從獎助學金的申報評審，到貧困生幫扶、心理危機干預；從組織征兵入伍、就業指導，到處理突發事件（如學生失聯、沖突糾紛）……這些事務瑣碎且耗時，占據了輔導員70%以上的工作時間。某985高校輔導員曾透露：“每天平均處理30條以上工作群消息，光審批流程就有十幾項，下班前能喝完一杯水就算奢侈。”

但教學與思想引導同樣是核心職責。按照規定，輔導員需承擔《思想道德與法治》《形勢與政策》等思政必修課教學，部分輔導員還會開設職業生涯規劃、心理健康等選修課。在課堂之外，他們要組織主題班會、黨建活動，與學生談心談話，引導價值觀塑造。例如某高校開展“輔導員下午茶”活動，每周固定時間與學生討論社會熱點，這種“非正式教學”同樣是育人的重要環節。

更關鍵的是，兩者往往相互交織。一次宿舍矛盾調解，可能延伸出集體主義教育；一場就業招聘會，既要完成就業率統計（行政任務），又要引導學生樹立正確擇業觀（思想引導）。這種“管理中滲透教育，教育中包含管理”的特點，讓輔導員很難被簡單歸為行政崗或教師崗。

三、身份困惑：職稱評定中的“夾心層”困境

崗位性質的模糊性，直接體現在職稱評定的矛盾中，這也是輔導員群體最頭疼的問題。

走行政路線的輔導員，晉升依賴行政職級，從科員到科長、副處長，但高校行政崗位職數有限，競爭激烈。而走教師路線的輔導員，評職稱需看教學成果、科研論文，可日常行政事務已耗盡精力，很難像專職教師那樣深耕學術。某二本院校輔導員吐槽：“評講師要3篇核心論文，可我連完整看文獻的時間都沒有，只能熬夜趕工。”

這種困境背后，是高校對輔導員角色定位的搖擺。部分高校將輔導員視為“行政輔助人員”，要求其優先完成事務性工作；另一部分則強調其“教師屬性”，將教學科研指標壓得很重。甚至同一所學校的不同部門也有不同要求：學生處催著報就業數據，教務處盯著教學進度，科研處又催著交課題申報書。

近年來，教育部提出“雙線晉升”機制，允許輔導員在行政職級與專業技術職稱中自主選擇，但現實中“雙線都難走”的情況普遍存在。究其根本，還是在于未徹底厘清“管理”與“教育”的權重——如果將輔導員定位于“思政教師”，就應減少非必要行政事務；若定位于“行政管理人員”，則應降低教學科研要求。模糊的定位，讓這個群體成了高校里的“夾心層”。

其實，無論是行政崗還是教師崗的爭論，本質上是對輔導員價值的探討。這個崗位的核心價值，在于連接“管理秩序”與“育人使命”，既需要行政的嚴謹高效，又需要教師的人文關懷。或許，與其糾結于身份歸屬，不如建立更適配的評價體系——讓那些擅長管理的輔導員專注事務協調，讓擅長教學的輔導員深耕思政課堂，如此才能讓這個群體真正發揮作用，而不是在身份的困惑中消耗精力。畢竟，大學的根本是育人，能守護學生成長的崗位，本身就值得被重視，無論它被貼上什么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