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木器上的加工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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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發(fā)現(xiàn)

最近，

由中外多家科研單位專業(yè)人員

組成的云南甘棠箐遺址發(fā)掘研究團隊，

通過綜合性、多學科、跨平臺的合作研究，

取得一項世界級重大考古成果——

發(fā)現(xiàn)該遺址出土35件保存完好的、

年代為30萬年前的木器，

這也是目前東亞地區(qū)最早的木器。

北京時間7月4日凌晨，

這項舊石器時代木器考古的重要發(fā)現(xiàn)

和多學科研究成果論文，

以《中國西南甘棠箐遺址30萬年前的木器》為題

在國際知名期刊《科學》(Science)上線發(fā)表。

▲本項研究的云南甘棠箐遺址位置圖。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 供圖

甘棠箐遺址多學科團隊組織者、論文第一通訊作者、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介紹說，甘棠箐遺址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區(qū)，坐落于撫仙湖南約5公里一處坡地上，海拔1836米。

該遺址發(fā)現(xiàn)于1984年，1989年做過首次考古發(fā)掘，出土大量石制品和動物化石；2014年-2015年和2018年-2019年兩個野外考古季被再次發(fā)掘，出土豐富的石制品、動物化石、木質材料、植物種子。

甘棠箐遺址出土近千件木質材料中，35件被鑒定為人工加工的木器，其痕跡清楚、特點鮮明，主要功能是挖掘可食性植物根莖。木器樹種來源主要為松屬，約占70%，另有約3%的樹種為殼斗科植物，其余木器為闊葉材樹種。

這些30萬年前木制工具形態(tài)多樣，當中32件在尖端/刃部/底端有明確的人工修理痕跡，被加工出可以用于挖掘的尖端。其中，2件為需雙手持握的大型挖掘棒；4件具有獨特的鉤狀尖刃，可能用于切斷植物根系；其余則為可單手持握的小型挖掘工具。

▲研究團隊在遺址發(fā)掘現(xiàn)場交流。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 供圖

研究團隊采用古生物地層學、古地磁學、光釋光、電子自旋共振方法等多種測年手段，獲得甘棠箐遺址出土木器年代為30萬年前。通過地貌、地層和埋藏學的多指標分析，研究團隊揭開30萬年前木器等大量植物遺存被完好保存下來的謎團。

對比分析發(fā)現(xiàn)，相較于歐洲、非洲遺址出土的木器，甘棠箐的木質工具種類更豐富，尤以小型單手持握的木器為主。

在甘棠箐遺址，與木器伴生的文化遺存包括大量石制品、骨角器、動物化石、植物遺存，其成組出現(xiàn)的同類工具在世界范圍內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中非常罕見。

▲本項研究發(fā)現(xiàn)的30萬年前東亞最早木器。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 供圖

高星研究員表示，甘棠箐遺址出土的數(shù)十件木器是一項世界級的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不僅填補了中國舊石器時代木制品研究的空白，也對探討木器的起源、加工技術、功能、演化發(fā)展過程具有重大意義。同時，對于認識東亞舊石器時代人類的文化與技術特點和認知、適應生存能力與方式，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30萬年前甘棠箐木器的發(fā)現(xiàn)研究，既充分展現(xiàn)古人類生產、生存方式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還多方面改寫了學術界對于舊石器時代人類生存能力與方式、東亞舊石器時代文化特點及其成因的認識。

據(jù)悉，本次發(fā)表論文的第一作者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劉建輝研究館員，另一位通訊作者澳大利亞伍倫貢大學理學院李波教授。研究團隊成員還包括來自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理工大學、香港大學、云南大學，以及英國埃克塞特大學、澳大利亞伍倫貢大學等眾多科研人員。

1

精確斷代罕見遺存

甘棠箐遺址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木質材料和植物種子，這在舊石器時代遺址中非常難得。

通過地貌、地層、古植物學和埋藏學的多指標分析，研究團隊得出結論：甘棠箐遺址位置與環(huán)境特殊，埋藏文化遺存的地層為古撫仙湖畔的河湖相堆積。遺址在飽水、缺氧、穩(wěn)定的環(huán)境和快速埋藏條件下，保存了大量有機質材料。

▲甘棠箐遺址發(fā)掘場景

研究團隊采用了包括古生物地層學、古地磁學、光釋光（OSL）、電子自旋共振（ESR）等方法，進行交叉測年和數(shù)據(jù)檢驗，確定古人類在該遺址活動的年代為距今36萬年至25萬年。

2

確證木器功能

木質材料會在埋藏過程中降解，導致痕跡變得模糊乃至消失。甘棠箐遺址出土了近千件木質材料，為論證這些木器的人工屬性及其功能，研究團隊開展了材質分析、痕跡分析、殘留物分析和實驗模擬等專項研究。

研究發(fā)現(xiàn)，這些木器主要用松木制作。宏觀和顯微觀察表明，一些標本存在因砍枝修形削尖而留下的削刮痕，尖端存在因使用而產生的磨光條痕和斷裂破損。這些痕跡出現(xiàn)在特定部位并具有方向性，是人類加工與使用的證據(jù)。

一些木器尖端保留有土壤殘留物，包含植物淀粉粒，證明木器的主要功能是挖掘地下植物食材。

研究團隊通過實驗模擬，成功復原了用石器加工木器并用其挖掘植物根莖的過程，輔證了該遺址出土的木器是人類制作和使用的工具。

▲甘棠箐遺址出土的部分木器

3

石器技術與生存策略

除木器外，甘棠箐遺址還出土了數(shù)量豐富的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和刮削器、尖狀器，原料主要為小型燧石團塊。其中以小件的刮削器為主。

分析表明，由于遺址附近缺乏石器原料，古人類不得不在遠處尋找石料，將加工成形且便攜的小型石器帶回使用。

這批石器外觀簡樸，但一些標本的刃口保留有精細加工的痕跡。古人類利用這些石器來加工木器、肢解獵物，木器上的削刮痕跡和動物骨骼上的切割劃痕即為明證。

除木器、石器外，還出土了4件用鹿角殘段制作的“軟錘”，其上有明顯的使用痕跡。用“軟錘”打擊加工的石器修疤平整、勻稱，刃口鋒利，器體規(guī)范，是古人類石器技術發(fā)展成熟的重要標志。這一發(fā)現(xiàn)表明，舊石器時代早中期的東亞石器技術，并非像早先認為的那樣明顯落后于西方。

▲甘棠箐遺址出土的石器、軟錘

及動物骨骼上的切割痕跡

4

揭示東亞古人群獨特生存方式

該成果多方面改寫了學界對于舊石器時代人類生存能力與方式，和東亞舊石器時代文化特點及其成因的認識，證實了竹木器在東亞、東南亞古人類生產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對舊石器時代“竹木器假說”具有實證意義。

同時，研究首次揭秘了古人類采集經濟狀態(tài)，全面展現(xiàn)了遠古廣譜食材的種類，提供了先民用木器挖掘可食性植物根莖的可靠證據(jù)，揭示了生活在熱帶、亞熱帶環(huán)境下的東南亞古人群獨特的資源利用策略和適應生存方式。

▲甘棠箐先民用木器挖掘植物根莖示意圖

文｜綜合自中新網 探文化遺產

圖｜中新網 央視一套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

（圖文來源于“文博山西”，侵刪）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文物平安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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