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國外長王毅的歐洲之行本應是中歐建交50周年的“慶典序幕”——他與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舉行第十三輪戰略對話，與德國外長瓦德富爾深化安全協作，同法國探討人文交流。然而，歐盟卻在最后一刻叫停原定于中歐峰會簽署的氣候行動聯合聲明：除非滿足一個條件——中國必須承諾更激進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歐盟氣候行動委員胡克斯特拉直言：“只有聲明包含具體減排措施并展現足夠雄心時，它才有意義?！边@一表態將氣候議題從合作領域瞬間轉變為政治籌碼。表面看，歐盟在氣候問題上的“高標準”似乎源于環保責任，但更深層的原因，卻藏在歐洲日益焦灼的經濟困境中。數據顯示，2024年德國制造業PMI指數雖升至34個月新高，但仍低于50的榮枯線，汽車銷量較2019年暴跌18%。當法國財政部長隆巴爾公開呼吁“歐盟必須更廣泛設置對華貿易壁壘”時，當德國汽車供應商協會報告62%企業面臨產能過剩、年內裁員萬人時，氣候議題的本質已不言而喻：歐盟試圖以環保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

歐盟對華戰略的撕裂感在此次事件中暴露無遺。一方面，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向王毅承諾“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另一方面，其領導層卻在氣候聲明上發難。這種矛盾源于三重困境：首先，歐盟將中國定義為“合作伙伴、競爭者、制度性對手”，但實際操作中，“對手”維度不斷擠壓合作空間。例如，歐盟不顧中方反對執意對中國電動車加征關稅，卻對自身白蘭地傾銷事實避而不談。

其次是美國陰影下的戰略搖擺。歐洲希望重建制造業，無法承受中國廉價進口的沖擊。而特朗普政府對歐輸美商品的關稅威脅，更迫使歐盟以對華強硬“表忠心”。另外，歐盟內部對華態度嚴重分化——德國強調“可信賴的合作伙伴”，法國鼓動“全領域貿易壁壘”，匈牙利等中東歐國家則堅持務實合作。這種分裂使歐盟難以形成連貫策略，只能借氣候議題等“軟抓手”施加壓力。事實上，中國非化石能源占比已達17.9%，十年間碳排放強度降幅超34%。這組數據直指核心矛盾——歐盟要求的并非行動，而是政治姿態。

王毅在布魯塞爾的發言更點明底線：“中國不是美國，不能用美國道路鏡像中國”；臺灣問題等核心利益“沒有妥協余地”。中方的態度始終如一，氣候合作須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礎上，而非單方面要價。正如中歐電動車談判的現狀——技術問題已解決，“臨門一腳”取決于歐盟能否擺脫政治操弄。

當前局勢暗藏兩種可能：樂觀來說，歐盟若回歸務實，或可收獲雙贏。例如德國外長瓦德富爾強調“德中貿易支撐百萬就業”，中國對歐投資若能轉向“本地化生產”（如寧德時代在德建廠），既可緩解歐盟產業焦慮，又能延續綠色合作；悲觀的話，歐盟若堅持將氣候聲明與貿易博弈捆綁，可能重蹈“峰會縮水”覆轍——此前中方已壓縮原定兩天的議程，取消歐盟領導人赴合肥的經貿行程。

中歐關系50年的歷程證明，“差異”從未阻礙合作，“對抗”卻總會雙輸。當歐盟以氣候承諾為籌碼時，或許該重溫王毅的提醒：“當前歐洲的挑戰不在中國，而在能否真正自主。”若歐盟繼續在“貿易保護”與“戰略依附”間搖擺，不僅氣候聲明難以落地，更可能錯失歷史性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