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蔣肖斌

20世紀30年代，一個年輕的德國飛行員飛越賀蘭山時，被一片“巨大的白色土堆”所震撼。他用隨身攜帶的相機記錄下這一壯觀的景象，照片被收錄進《中國飛行》一書，成為西夏陵最早的影像。只是當時，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不知道這片墓葬群和西夏有關。

20世紀30年代，3號陵德國飛行員航拍圖。銀川西夏陵區管理處供圖

90年后，當地時間2025年7月11日16時23分，法國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7屆世界遺產大會通過決議，將“西夏陵”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中國世界遺產總數達到60項。

西夏陵是中國西北地區11至13世紀由黨項族建立的西夏王朝（1038-1227年）的陵墓遺址群，位于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坐落于賀蘭山山脈南段東麓，分布范圍近40平方公里。西夏陵包含9座帝陵、271處陪葬墓、5.03公頃北端建筑遺址、32處防洪工程遺址，與峰巒疊嶂的賀蘭山勢共同形成了雄偉壯麗的陵區景觀。

1、2號陵鳥瞰。詹安穩/攝

歷史，并不只記錄于紙上

要理解新晉世界遺產西夏陵，首先要了解近千年前的西夏。這個并未記錄于“二十四史”的王朝，留下的蒼茫巨冢，巍然立于賀蘭山下，遙望黃河。

“黑頭石城漠水邊，赤面父冢白河上，高彌藥國在彼方。”這首出自西夏文獻《夏圣根贊歌》的古老詩歌，蘊藏著黨項起源的故事。7世紀前，活動于今青海東南、四川西北一帶的黨項族，經隋唐時期兩次內遷，跋山涉水，在寧夏平原賀蘭山一帶發展壯大，于1038年建立了包括黨項族、漢族、回鶻族、吐蕃族等在內的多民族王朝——西夏。

西夏與宋、遼、金等王朝，并存于中華大地近200年，盛時疆域約115萬平方公里，轄今寧夏大部、甘肅西部、青海東北部、內蒙古西部等地。

歷史，并不只記錄于紙上。西夏陵，在西夏留給后世為數不多的建筑遺址中，規模最大、等級最高、保存完整，成為揭開西夏塵封歷史的關鍵線索。

3號陵。吳惟珺/攝

西夏陵的考古始于20世紀70年代，先后經歷了4個階段。考古人在近半個世紀的接力中，逐步取得了對西夏陵較為全面的認識。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柴平平，2024年接過西夏陵考古的“接力棒”，他反復提到一個詞——“承唐仿宋”。

柴平平用通俗的語言解釋：比如，西夏陵的內外雙城與唐昭陵、乾陵比較接近，陵園集中式布局又與宋陵相似；其他方面，如月城、雙碑亭、陵塔等，又兼有繼承與創新。“考古發現，西夏陵基本呈中軸對稱的格局，但陵塔并不在中軸線上，而是中軸線偏西位置，這與中原地區有著顯著差異。有學者認為是黨項族的傳統鬼神信仰，對此尚未有定論。”

柴平平說，西夏陵的選址頗具智慧。它位于賀蘭山東麓的洪積扇高地，受洪水威脅較小，其間還有若干條山間洪溝，水流順勢而下，將西夏陵所在的開闊之地，大致切割為4個自然區域，9座帝陵成組分布其上，以避開主要沖溝。

“目前經考古調查發現，陵區還有32處防洪工程，包括防洪墻、排洪溝等。當地氣候干燥少雨，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從山上沖下來的大的水流從排洪溝直接流走，小的水流也被防洪墻阻擋在外，并引流到排洪溝。”柴平平說。

防洪墻。銀川西夏陵區管理處供圖

記者在現場看到，在2號陵西側，構成遺產要素之一的防洪墻至今清晰可辨，1998年修筑現代防洪墻之前的八九百年，它兢兢業業地一力承擔著職責。“天雨未來修水渠，無有藝業知用力。”在西夏陵供游客行走的木棧道上，刻著許多出自古籍的西夏諺語，記者正好看到這樣一句。采訪當天，陵區突降暴雨，但陵塔四周并無積水，古今防洪設施都證實了自己的有效。

西夏陵申遺咨詢團隊負責人、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建筑歷史研究所名譽所長陳同濱介紹，可能與人們印象中的“文化遺產”概念不同，西夏陵的遺產要素還包括自然要素。帝陵、陪葬墓、北端建筑群遺址、防洪工程遺址，與賀蘭山、戈壁灘、荒漠植被等自然景觀交相輝映，共同繪制出這一時期中國西北地區的人文與地理圖景。

敦煌研究院從2000年開始參與西夏陵遺址的保護工作，從最初的搶救性保護到后來的主動修繕，再到今天的預防性保護。敦煌研究院研究館員楊善龍介紹，在當下階段，對西夏陵遺址主要有兩個工作，一是日常監測，二是日常保養維護。

“西夏陵處于干旱與半干旱氣候交界處，原來存在的最主要病害就是遺址墻體的根部掏蝕（因毛細水和鹽害共同作用下導致的墻體根部被掏空的現象，隨著時間和外力作用，產生結構失穩和坍塌風險——記者注）。對此，我們研發了幾種技術，一是把根部掏蝕的部位進行土坯砌補或夯筑支頂，二是把墻體存在裂縫‘封護’起來，三是對遺址墻體表面進行綜合處理。”楊善龍說，目前整體的保護效果是比較好的，已消除遺址保存的安全隱患。

賀蘭山下的“桃花石”

“承唐仿宋”是西夏陵的特征，但并非西夏文化的全部內涵。今年4月末，《賀蘭山下“桃花石”——西夏文物精品展》在上海市歷史博物館開幕。“桃花石”是古代中亞對中國的稱呼——在他們眼中，遼宋夏金是一個完整的共同體。

“西夏所在的地域恰好是絲綢之路的中國段，位于一個中樞位置。”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史金波說。西夏陵出土的錢幣、絲綢、珠飾、金銀飾等隨葬品，不僅讓后世得以一窺西夏曾經的繁榮與輝煌，也為西夏在絲綢之路上的中繼樞紐地位提供了生動見證。

史金波說，西夏有很強的學習能力，并進行創新和創造，“西夏文化既有自己的特征，又為中華文明做出貢獻，這也顯示出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多樣性”。

比如，西夏統治者大力推行儒學教育，設立多種類型的學校。仁孝時期（1124年-1193年），下令各州縣建立學校，皇宮內建立小學，并建立大漢太學，尊孔子謂文宣帝——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尊孔為帝，并推行科舉制度。這標志著西夏完全接受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原文化。

再比如，3號陵在考古中出土的迦陵頻伽達150多件。迦陵頻伽，它有一個更好聽的名字“妙音鳥”。唐代的敦煌壁畫中有妙音鳥，福建泉州開元寺的屋檐下方也有妙音鳥，這只“人首鳥身”、來自印度的樂神，躍上屋脊，是中國古代建筑向唐向宋演變的過程，在西夏發揚光大。

迦陵頻伽，也稱“妙音鳥”。銀川西夏陵區管理處供圖

西夏文，則是最顯著的貢獻之一。

1036年，黨項民族以漢字的字形和構造方法為基礎，創造本民族文字，共6000余字，沿用460余年。西夏還大力推行活字印刷技術，1991年在寧夏拜寺溝方塔出土的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是目前世界上發現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

西夏陵博物館有一個互動裝置，觀眾輸入自己的漢文名字，就能顯示西夏文寫法。這要歸功于一本西夏文和漢文對照的工具書——《番漢合時掌中珠》。“這本書能讓懂西夏文或者漢文的人，都能自學對方的文字。這本書的序言里說道，兩個民族要互相學習才是正理。”史金波說。

西夏陵背后是幾代人的青春

西夏陵博物館館長師培軼在銀川出生長大，小時候聽老人們講起西夏陵，傳說這里是“昊王墳”。十幾歲時，他和小伙伴第一次到西夏陵“探險”，騎了一個半小時自行車，“陵區滿地的蒺藜，自行車胎都扎了好幾個洞”。那時候的他沒想到，自己將來要在這里待上很久。

“1998年成立的西夏陵博物館，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成為世界范圍內收藏西夏文物種類最豐富，展出西夏文物數量最多的遺址類博物館。”1997年參加工作的師培軼，回憶起自己的青春，與西夏陵博物館是共同成長的。

20世紀70年代，101號陪葬墓中出土銅牛，工作人員在清理現場。銀川西夏陵區管理處供圖

西夏陵的守護背后是幾代人的青春。師培軼說：“（20世紀）80年代，西夏陵沒水沒電，西夏陵旅游管理所的辦公場所——或者說落腳點，只有在陵區搭的3間帳篷；1996年銀川西夏陵區管理處成立，拉開了西夏陵發展的序幕。”

師培軼記得，剛工作時，眼前的西夏文物不到30件，“一個屋子就能擺下”；1998年西夏陵博物館落成開放，2019年新館開館，如今館藏文物達近萬件，有考古發掘的成果，也有征集所得，還有熱心人士的捐贈。

師培軼當過7年西夏陵博物館講解員，能用英語講解，在與來自美國、英國、阿根廷等世界各國游客的交流中，他總是在琢磨一個事兒——“我講的故事您能聽懂嗎？感興趣嗎？”他發現，普通游客對通俗易懂的故事更加感興趣，比如，著名的武威石碑使西夏文“天書”重見天日的故事，就讓他們很容易記住。

西夏陵博物館內的西夏文文創。銀川西夏陵區管理處供圖

陳同濱說：“在申遺過程中，我們有一個很深的體會——講好中國故事，首先要突破自身局限。我們要從人類文明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的文化遺產，盡可能平和地去講故事，用事實說話，要讓對方先理解，對方才有可能接受。”

“申遺成功對于西夏陵后續研究與保護的積極意義是顯著的。”陳同濱坦言，當下大眾對西夏的了解是較為缺乏的，“包括我自己，在接到‘申遺任務’之前，對西夏的認識也是淺顯的。但是當我們把目光投向這片文化遺產時，不斷收獲驚喜，我也希望能把這份驚喜，分享給更多人。”

師培軼高興地看到，現在從外地特地來參觀的年輕人越來越多，本地學校也組織研學活動，帶著孩子到博物館來了解西夏文化、體驗活字印刷。2024年，西夏陵接待觀眾已達70萬人次，是師培軼剛工作時的10倍；據申遺專家經驗，世界遺產在申遺成功后，往往會帶來游客至少成倍的增長，乃至“幾次方”級。

遠眺西夏陵。齊鴻燦/攝

2024年8月10日清晨——師培軼清楚地記得這個日子，也就是聯合國專家來西夏陵調研的前兩天，他一個人從遺址區最南端的1、2號陵，走到了最北端的建筑遺址。他想再感受下西夏陵的美，“我真的能感受到30年來，這里的每一處變化”。

記者采訪那天，雨后初晴，那是賀蘭山最美的時候，吸飽了水的戈壁灘開始冒出星星點點的綠意。賀蘭山下的西夏陵，要開始講新的故事了。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