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結構”，是李澤厚關于“人是什么”這個問題的回答。于是乎，李澤厚的人類學歷史本體論從“人是什么”開始，提出了“人活著”的問題，進而提出了人“如何活”的問題，這是關乎“人類總體”的問題，又再提出了人“為什么活”的問題，這是關乎每個“人的個體”問題，但最終呢，這些都將歸結于人“活得怎樣”的問題。“活得怎樣”，在李澤厚看來就是在追問——你處在哪種心靈境界和精神狀態里？他關注的是個體自身的終極關懷和人格理想。我們知道，在中國的傳統里，尋找天國或者彼岸，并不是一種主流的安頓人生的方式。中國歷史上并沒有一個主導的宗教，我們只活“一個人生”，只活在“一個世界”，所以，我們安頓身心的方式，不是要去另外一個世界求答案，而是在這個世界中，探尋生活的境界和人生的歸宿。而這，也恰恰是李澤厚人生哲學的基本架構。

關于“活得怎樣”，在李澤厚看來，這關系到“理性的積淀或融化”。他給出了一種美學化的解答：只有身心處于活得怎樣的“審美境界”當中，理性才真正滲透、融合、化解卻又未消失在人的各種情感當中。這正是所謂“情理合一”！你看，前面“情理結構”埋在的伏筆，最后在“活得怎樣”的問題這里得到了呼應。那么，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這樣的一種“審美境界”呢？

我們知道，傳統中國人喜歡講一個詞，叫“天人合一”。對于現代人來講，“天人合一”聽起來就很費解，天和人是怎么合一的呢？事實上，“天人合一”的傳統來源于遠古先民的巫術，遠古先民通過巫術，來達成自己與上天之間的感應溝通。這就是“天人合一”最初的來源。那么，“天人合一”是一種什么樣的境界呢？現代哲學家馮友蘭曾提出一個概念，叫“天地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其中天地境界是最高境界。在此基礎上，李澤厚又往前跨了一步，他認為這種境界具有審美性質。李澤厚認為，人和宇宙是和諧共振的，這種共振具有審美性質。所以，人可以通過審美的體驗達到天地境界。因此，李澤厚說，美學才是第一哲學。

李澤厚用十字架和山水畫來比喻中西方不同的生存方式。在西方的一神教結構中，十字架高高在上，所有人都要拜倒在十字架之下，人與神的關系是等距的。而在中國文化中，人是山水畫中的一個小人，融會于天地境界之中。顯然，中國人的“天人合一”與西方的一神教結構完全不同。

這也是中國人之所以重情感的原因。

李澤厚曾說過這么一段話：對中國人而言，“既無天國上帝，又非道德倫理，更非‘主義’‘理想’，那么，就只有以這親子情、男女愛、夫妻恩、師生誼、朋友義、故國思、家園戀，山水花鳥的欣托、普救眾生之襟懷以及認識發現的愉快、創造發明的歡欣、戰勝艱險的悅樂、天人交會的皈依感和神秘經驗，來作為人生真諦、人生真理了。”李澤厚的哲學就像一個圓圈，從美開始，最終又回到美，從低級感性出發，中間經過理性，最終達到一種高級的感性。就像孔子講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感性通過詩歌激發，理性靠禮儀規范，但成就人的最高境界是在音樂中實現的，音樂是感性的。

這就講到了李澤厚哲學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樂感文化”，李澤厚認為這是中國人獨特的一種文化。所謂樂感文化之樂，既是樂觀的樂，也是音樂的樂，所以我問過李澤厚本人，到底是樂（yue）感文化還是樂（le）感文化？音樂的樂，就是審美化的意思；樂觀的樂，就不是悲觀的意思，李老師本人說，兩種發音都可以，因為兩重意思都包含在其中了。但是英文翻譯成A culture of optimism時，就只有樂觀主義文化的含義了，這顯然缺失了其他含義。

咱先來解讀一下樂（yue），也就是中國文化中的審美化和感性化。我們知道，在中國文化中，禮樂合一是重要的文化特征。“禮”強調理性化，而“樂”則強調感性化。中國古代有“六經”的說法，其中一經就是《樂經》，后來，雖然《樂經》失傳了，但“樂”沒有消失，它轉化為了中國人認知情感的結構。因此，傳統的“禮樂合一”其實更多是“禮情合一”。理性與感性交融，成為中國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至于樂（le），指中國人一直保持著一種樂觀的情緒，不是向一個死亡的黑洞那樣悲觀地赴死，而是以一種更美好的狀態去前行。中國文化中，從神話時代起就展現出強烈的主觀能動性。例如，當太陽過多時，我們射日；當大水來臨，我們填海；當山阻擋去路，我們移山。中國文化并不乞求外在的神靈賜予什么，而是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這與柏拉圖的感性世界與理念世界的二分、中世紀的此岸與彼岸的二分、康德的現象界與物自體的二分都不同。中國文化將兩個世界融合在一個現實世界中。

儒家思想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叫做“孔顏樂處”。“孔”是指“孔子”，“顏”指的是孔子最欣賞的弟子顏回。孔子曾經稱贊顏回說：“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說顏回生活簡陋，但依然樂在其中。可以說，“孔顏樂處”具有通巫史、高道德和深審美的三個特性。李澤厚更多地強調理性的神秘，我將其稱為“情理神秘”，即情理合一的神秘。這種狀態與傳統的巫史傳統相通，是天人合一的。這種“樂”是一種道德的高境界，同時也是深度的審美境界。當人與人達到很高的倫理境界，美善合一之時，就是一個審美化的境界。李澤厚認定，中國傳統之所以是“樂感文化”，除了它以人生為根基，以“實用理性”為途徑，以肯定、追求生的價值和意義為目標之外，它所求的高級的“樂”，又仍然具有形而上的皈依品格。此“樂”就是一種宗教性的情感，這才關乎“活得這樣”的生活境界和人生歸宿！

李澤厚就此推演：人生無常，能常常住在心靈的，正是那可珍惜的真情“片刻”，此中大有深意在。

為什么說是“片刻”呢？因為天人合一的審美化境界，是一剎那間達到的，這是一種瞬間感悟，具有偶然性。就像孔子站在河邊感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這種對時間的感悟，其實也是對人生偶然性的深刻體驗。眼前的河水川流不息，人生也是如此。這時候孔子的感悟是在一瞬間的。這一瞬間的情感體驗，就是就是回到了人生的歸宿，回到了家園，這就是中國人的歸宿。這種家園不是外在的彼岸，而是現實世界中對生命意義的深刻理解和體驗。我們在現實的世界，生這個世界當中，就已經感悟到一個最高的天地人生的境界，我們何必去外求，何必悲觀，何必去服從宿命論？我們就在我們的現實的與天地的交接當中，與天地的交流當中，與天地相遇當中，與天地的深度的溝通當中，把握到了人生的一個至高的境界。這就是中國人的家園。

面對人生，李澤厚給我們的建議就是——慢慢走，欣賞啊！“慢慢走，欣賞啊”來自阿爾卑斯山旅游路上的標語。這是朱光潛的一個故事，他想說，人生其實是一個審美化的過程，我們要去慢慢走，去欣賞我們的人生。李澤厚借用了它，去講人生的問題，講活著的問題。我們要慢慢欣賞我們這一路的風景，不要覺得風景之外或風景之后有什么，不要覺得走到風景的終點能夠求得什么。人生的意義不在于終點，而在于過程本身。

中國人強調“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實際上就是將這些問題暫時擱置起來、懸置起來，這種方法恰恰是讓我們回到人生的本體，回到人生的過程本身，去真正體驗你自己的人生，去度過你的人生，在這個意義上，人生過程是一個藝術化的過程，審美化的過程。它具有美感的性質。李澤厚說：活著不易，品味人生吧。“當時只道是尋常”，其實一點也不尋常。即使“向西風回首，百事堪哀”，它融化在情感中，也充實了此在。也許，只有這樣，才能戰勝死亡，克服“憂”“煩”“畏”。只有這樣，“道在倫常日用中”才不是道德的律令、超越的上帝、疏離的精神、不動的理式，而是人際的溫暖、歡樂的春天。